盧周來：勇敢者的游戲

誰是勇敢者？

在我的印象中，謝林最大的學術成就應該是對戰略威懾的研究。所謂戰略威懾，是指沖突中一方采取有效方式影響對方決策，并期望借此影響對方對自身行為預期判斷的行為模式。曾經與馮·諾伊曼等一起奠定了美國戰略威懾理論的托馬斯·謝林認為，沖突主體之間戰略威懾運用的微妙性類似于博弈論中著名的“勇敢者游戲”：在一條長長的、筆直的大道上，兩輛汽車分別從兩頭出發，以飛快的速度面對面疾馳而來；此時，每輛車的車主一方面都希望不會發生兩車直接碰撞以致車毀人亡的悲劇，但另一方面又都希望對方能首先避讓，以使自己獲得“勇敢者”名聲。

然而，有趣的是，在這種“勇敢者游戲”中，車毀人亡的悲劇發生的概率的確很低，而獲勝的一方從來都是有辦法讓對方明白“在任何情況下我不可能選擇避讓”的那一方。因為一旦有一方通過某種行為首先準確地傳遞了“任何情況下都不避讓”的信息，另一方最后時刻總會選擇退讓：這是因為即使成為游戲中的“膽小鬼”，也畢竟略勝于車毀人亡。

由此，謝林認為，當實力相當的雙方發生利益沖突時，既想達到已方利益，同時又不想將沖突進一步發展為兩敗俱傷的戰爭時，雙方一般都會運用戰略威懾行為，以迫使對方能夠讓步。而沖突雙方誰能通過戰略威懾獲得更大的相對利益，則取決于給對方的戰略威懾的“可置信程度”。一旦對方認為你的威懾是可信的，即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會選擇退卻，那么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出現，對方會選擇讓步。

由于謝林以及馮·諾伊曼等人長期服務于美國軍方戰略智庫蘭德公司，因而，他們提出的戰略威懾運用理論一直深深地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與軍事斗爭領域。在冷戰時期，美國與前蘇聯長期處于沖突的狀態，卻從來沒有釀成戰爭，但并沒有妨礙美國國家利益的擴張，實際上就是運用戰略威懾的結果。

尤其在處理著名的古巴導彈危機過程中，謝林與馮·諾伊曼直接參與決策咨詢，提出“要公開讓全世界都知道，要么蘇聯人撤走布署在古巴的導彈，要么美國將不惜升級為核戰爭也要對這些導彈進行空中打擊，舍此之外美國沒有其他任何選擇”。這一決定果然通過肯尼迪政府的公開聲明周知了全體美國人、前蘇聯政府以及國際社會，實際上美國政府這種公開聲明的做法就是告知對方，“我已經將自己置于一個不可能再有其他選擇的地位”，于是，為了避免沖突演變為核戰爭，蘇聯政府最后選擇了退卻。這是“可置信威懾”戰略應用的一個絕佳范例。

謝林提出的讓對手讓步的策略，后來又被稱為“邊緣政策”：即沖突中的雙方盡管沒有真正同歸于盡，但卻是以一方將自己擺在“不惜同歸于盡”的位置上才化解了困境的；在兩個國家之間，盡管沒有發生全面戰爭，但卻是以處于戰爭邊緣或甚至有限戰爭來化解戰爭的。

玩不下去的游戲

正因為對謝林的研究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一直認為謝林應該是個“強硬派”。因此，邀請他來中國訪學，我們一開始仍然只是出于學術的考慮，希望他講講他為之作出了原創性貢獻的博弈論領域，講講非零和博弈，尤其講講國防經濟學或沖突經濟學。但有些意外的是，在中國的幾場演講，他講的就一個主題，即核控制與軍備控制。也就是說，他講的是和平的經濟學。而且，謝林還聲稱：近些年他一直在研究如何達成和平問題。甚至在回答聽眾詢問的一個最為學術性問題：“到底如何理解你提出的‘聚點（Focus Point）’概念”時，他避開了學術解釋，直接回答說：“國家關系中，‘聚點’就是和平?！?

更令我意外的是，在一次很小范圍內的談話中，幾天來很少有言談的這位87歲高齡老人，竟然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個半小時。在這一個半小時中，他反復對我強調的就一個觀點：核武器的使用應該成為人類的一個禁忌；對有核國家核武器的有效控制極端重要；而相對于美國在核控制方面自身都做得非常不好，中國在核武器控制與使用原則方面為世界樹立了榜樣；未來全球核控制有賴于中國，而中國也有能力有責任在其中擔負更重要的角色。主辦方后來告訴我，一般情況下，謝林已不再接受邀請，但正是考慮到此次是到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他又希望他上述觀點能被中國人重視，才決定到中國免費講學。
我就想，一個研究沖突戰略并以強硬立場著稱的學者，為何如此重視和平呢？再回過頭看他的思想，尤其是出版于1983年《選擇與結果》一著中的思想，其實也不是很難理解。

仍然以“勇敢者游戲”為例。這個游戲之所以能玩下去，一個大前提仍然是理性的雙方都知道必須避免迎面撞上導致車毀人亡。也就是說，不直接相撞是前提。兩個沖突中的國家也一樣：不戰是前提。只有在不撞與不戰的情況下，才談得上謀求利益最大化。但矛盾的是，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又必須使用“不惜一撞”與“不惜一戰”的邊緣政策。而“邊緣政策”的控制卻成為突出問題。

謝林自己承認，邊緣政策有時非常難以控制，因為只要稍微過度，就會越過邊緣界線，就會導致“同歸于盡”的實質性行動?！斑吘壵摺敝噪y以控制，謝林提出的理由又有兩點：首先是“錯誤的感知”。即雙方都可能誤會對方真正的想法，認為己方已經先行動，對手一定會避讓，結果車毀人亡；其次是理性未必可靠?！坝赂艺哂螒颉奔僭O的一個前提是，車手都是理性的，認為生存比榮譽更為重要。但在現實中，并非所有人都是這種理性：恰有人就把榮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與此同時，謝林還認為，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大量的標準理性模型不起作用的地方，其中也包括了恐怖主義與宗教激進力量。也正因為“邊緣政策”難以控制，所以，盡量少地使用“邊緣政策”，而是強調以協調和解的方式解決沖突，才是更為妥帖的選擇。而大概也正是這樣的考慮，使得謝林水到渠成的順著自己的學術思路，實現了從一個國際關系中強硬派向和平派的轉變。

中國正在外部倡導建立一個和諧世界。只有世界和諧，人類才能實現共同發展。也就是說，“和”仍然是前提。但實現和諧世界，更需要反對謝林原先主張過的、同時又廣泛存在于冷戰時代的“先發制人”、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霸權主義做法。因為表面上這些做法可能使自己獲得“先動”優勢，但最終卻可能導致更多的武力與激進極端行為。

中國還在內部倡導建議一個和諧社會。在市場經濟利益分化背景下，不同人群的利益沖突從來是客觀存在的。謝林曾提出：“因為邊緣政策所創造的風險是難以控制的，所以強者不要輕易考驗弱者的忍耐程度?！币虼?，在出現利益沖突時，如果社會中占強勢的人群，因為自己擁有強大的資源、同時認為弱者總會逆來順受，就肆無忌憚，社會必然會走向動蕩與不穩定；只有政府主動充當好利益協調者角色，同時強者懂得適可而止，懂得在必要時讓步，社會才會真正走向和諧。

(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文章來源：08年9月8日   中國經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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