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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力量，西部的希望

（湯繼強：成都高新區發展策劃局局長）

成都高新區獲得“最具投資潛力經濟園區”獎杯的時候，我感慨萬千。一個深處西部內陸的高新區憑什么能夠獲得這樣的殊榮？一大批西部內陸的經開區、高新區為什么爆發出如此強大的投資潛力？這應該是產業的力量，這也是西部的希望。

“西部”一詞本是一個方位名詞，然而今天“西部”一詞卻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涵，作為方位意義的“西部”概念已經發生了變遷。它的含義絕不僅僅指作為方位的,相對于中國東部的中國西部，如同今天全世界都通用不悖的、內涵豐富的“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概念一樣。今天的西部，是全球視野下的西部。

在這一背景下，今天談西部，已經變成一個相對的概念。國家出臺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包含了十二省區市，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積68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71.4%, 2002年末人口3.67億人，占全國的28.8%。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22660億元，占全國的16.8%。西部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不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的40%，這是一個國家政策層面上的西部。

用什么可以來彌合這種差距，或者縮小這種差距？在我看來，唯有產業的力量，才是希望之所在。

以成都高新區為例，1988年籌建，1991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為第一批國家級高新區。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目前在高新區已經形成了三大主導產業，六大產業集群，第一是電子信息，第二是生物醫藥，第三是精密機械。圍繞電子信息我們又形成了四大產業集群，集成電路、光電顯示、軟件和服務外包，還有通信產業集群，加上我們的生物醫藥和精密機械產業集群，共有六大產業集群。去年我們核心區實現GDP400億，明年、最多2012年我們將可能實現GDP2000億。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現在，在較短的時間內能夠實現，這是產業的力量。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的輝煌是以農耕文化為代表的，可以說是較為發達的第一產業鑄就中國古代的輝煌，也是后來有學者所稱的“落日的輝煌”。據統計，1820年以前中國的GDP占全球的36%，比今天美國占全球的比重還要高。但那時候的中國還只能說是第一產業的大國。

隨著第二產業迅猛發展改變全世界格局，中國掉隊了。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技術創新令人們原來認為沒有價值的地球資源，開發為極具商業價值的經濟資源，石油的開采和廣泛運用，飛機、汽車的誕生，化肥的生產，電力的供應，一大批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發明創造改變了世界。同一時期，中國引以為傲的農業還是看天吃飯，看老皇歷種地。1840年鴉片戰爭，幾千英國的軍隊橫掃我們，從南打到北，傷亡才十幾個人，而我們的百萬清軍沒用，抵擋不住，當時林則徐還說外國人的腿是彎不下去，我們就用竹竿去橫掃，非常的幼稚可笑。在第二產業興起和發展的階段我們錯過了這樣一個機會。

難怪馬克思說：“蒸汽、電力和自動紡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保ā恶R恩全集》十二卷第3頁）他認為科技比那些所謂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家還有革命的力量，他認識到科技是一個最大的支撐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海內外都在熱議“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什么？海外的專家們講，中國模式有兩條最核心的東西，第一是政治上的中國特色，第二經濟上的市場運作，所以讓中國經濟30年走過了西方兩三百年走的路，中國今天的GDP已經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的第二，雖然人均GDP還較低。但是從購買力平價的指標看，美國好多年前就把中國看做世界第二了。他們說，一元人民幣的購買力和一美元的購買力實際差不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是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體，或者是GDP第二，這也是產業的力量。

19世紀經濟學有個著名的薩伊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研究供給就是研究產業。到1929年爆發了經濟大蕭條，生產的產品過剩了，于是大家就開始反思，反思難免矯枉過正，凱恩斯就站出來講需求的重要性、唯一性，其徒子徒孫們開啟了所謂的凱恩斯學派，政策處方就是需求管理，開發的工具就是貨幣、財政政策。2007年秋爆發的金融危機，及至今日，全球各個國家的政治家都在審視，帶領經濟走出衰退、迎來長期增長的動力到底在哪里？大家的智慧還是回到了產業上來，奧巴馬還是給出了再工業化的解決方案，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方向。這實際上又回歸到了薩伊定律。這就是真正的產業的力量。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國家先后辦起了88家經開區、56家高新區，一直到浦東新區、濱海新區、兩江新區，開發區見證了產業的力量。上周，四川召開了全省西部大開發的會議，公開披露要規劃建設“天府新區”，再造一個“產業成都”。

我相信產業成都，產業力量，必然為西部帶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