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組織者和道德的承擔者

問：對于這個家庭，你還知道什么？

答：后來讀了一點書，才將一些“感性認識”串了起來。父親的家庭應該屬于典型的中國鄉紳階層。這個階層不屬于皇帝的官府體系，我翻看后來制作的家譜，往上追溯十幾代，沒有什么人做官。然而他們應該全部不去田地里勞動，不會做任何農活。他們雖然住在鄉下 （那時候全國人民主要都住在鄉下），但是處在官府與勞動人民之間的那個位置。他們的利益既不在官府一方，也不在勞動人民一方。住在鄉間，使得他們更多地看到勞動人民的疾苦，并為之痛心疾首。

問：能否概括一下這個階層一些特點？

答：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個階層實際上是當時社會“自組織”或者說“自治”的力量?！疤旄呋实圻h”，在一個縣就一個縣官的情況下，社會治理、鄉村治理應該就是靠這個階層。說成是“自理”、“自治”，只指他們都是不拿俸祿的，不拿皇帝的工資，這不就是公共精神了嘛。

問：哦。怎么個治理？

答：講個故事。我的哥哥長我一歲，我們老在一起玩。他膽子比較大。有一次兄妹倆翻到了抽屜里父親寫的個人檢查，開頭寫從前家中有多少畝土地，嚇得我們不敢喘氣。我最害怕的是，其中提到“還有一個崗樓，有一些槍支”。當然也不敢去問父親，納悶了許多年。

重修家譜應該是90年代了，家譜里記載了這件事。當時鬧土匪，鬧得非常厲害，而官家（應該是民國）根本坐視不管，報了案子也不處理，聽由老百姓受損失。家中有一位年長的親戚就遭遇過綁架，花（賣）了多畝土地才贖回來。父親小時候還去南京躲過一陣，怕被綁票。于是必須組織“民團”，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也保衛全村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問：官方倒不擔心這些槍口會掉過來對準他們？

答：那時候的社會不流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父親后來說過，當時他還很小，莊上的人們經常來我們家開會，大人們濟濟一堂，共同商量怎么“退土匪”，每一個人都承擔其中屬于自己的一份。應該說，所有前來商量的人們，都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都是在危險沒有實際發生時，通過一個遠見和理性，來阻止它的發生。

問：這么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公共事務。

答：在一個家庭內部，也有屬于全體家庭成員“公共”的部分和屬于“私人”的部分。每一個人都是經常面臨選擇。比如我的祖父，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南京讀完高中之后，放棄了接著上大學。因為他的父親去世了，他是老大，需要回來當家。這就是他的“公共精神”。

問：那是一種自我犧牲精神。

答：沒有那么絕對。祖父回鄉之后，起碼做了兩件事情。第一，長兄如父，他把自己的全部弟弟（三個弟弟）都送到北京念大學，兩個學法律，一個學數學。第二，他接管了曾祖父創辦的現代學堂。曾祖父的年代，趕上結束廢除科舉，他在鄉間辦起了第一所學校，開設國文、算術、英語、地理、歷史、物理等科目，在當地開風氣之先。

問：開學堂辦教育，這個在鄉紳階層是不是也很時尚？

答：這些爺爺們寒暑假往鄉間帶回來新知識、新潮流。后來我女兒學法律，父親講起他小時候看見他的叔叔們從北京大學里帶回許多小冊子，應該是民國時期的各種法律文本。他們同時帶回來了魯迅、朱自清等現代文學。

問：這些人代表著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

答：說先進生產力真還有“出處”。除了“退土匪”、“辦學?！?，我們家還在鄉里引進了德國造的“機米機”。這個機器的用途應該是將稻谷的皮糠去掉。大致說來，這個家庭中的這些人是鄉村生活的組織者，是鄉村秩序的維護者。當然他們不是死板的，而是處于與外界的密切交流當中，鄉村秩序是在新知識、新潮流的背景之下，處于活躍的整合狀態。

問：他們的權威從哪里來的呢？

答：我的理解是，不應該是擁有田地越多，便越有說服力。根本原因在于他們道德上能夠令人信服。我前面說自己永遠趕不上父親，首先是指在道德上永遠趕不上他的意思。父親整個就是焦裕祿。我們姊妹們總說，那是因為河南蘭考已經出了一個焦裕祿，要不然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父親。其實那個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都是這樣。那是中國傳統社會養育了他們。他們的大公無私、嚴于律己、克制忍讓，與窮苦人感同身受，就像杜甫、范仲淹那樣，這才表明自己是一個“紳士”，是個“體面”之人。

問：看來你喜歡用“故事”這個詞。

答：我倒真的是在聽故事中長大的?，F在回家，父親十分愿意講故事了，一有機會，就對我講，還對我女兒講。你看，講故事的，與聽故事的，不也是一個小小的公共空間嗎？而講故事，需要一點閑暇、一點優裕和從容。這不也是紳士精神的體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