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于11月在韓國召開的G20會議，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將面臨新的考驗。由于世界主要國家貨幣都已經對美元升值，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就不僅僅是中美問題，很容易演化成中國和多國的問題，很容易成為多國論戰的焦點。但是，此次會議還有另外一個特征，就是20國領導人不知為何要聚到一起，會議沒有主題，全球在穩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已經失去方向和目標，非常需要一種成體系的建議來凝聚各國的智慧，找到突破點。有鑒于此，我國領導人應提出幾條高屋建瓴的倡議，引領國際輿論導向，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重構指明方向，造福人類，又有效淡化人民幣議題的影響。 

我們知道，本輪金融危機是最典型的因為貨幣超發、虛擬經濟自我創造、自我創新所導致的連鎖金融反應。而全球范圍內貨幣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來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即所謂“牙買加協議”體系。該體系有三個明顯缺陷：一是放棄了金匯兌本位制，全球進入完全紙幣時代。原本作為全球貨幣發行之“錨”的黃金被放棄，但新的貨幣發行的原則并沒有確立，各國各自制訂貨幣發行的原則，規則不一。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超發的貨幣又相互影響，共同推高全球貨幣供給；二是本意要建立多元本位幣，但沒有相應制度安排，使得美元憑借其獨特地位，成為事實上的唯一本位幣。而美國享受本位幣之利益（全球資本流入美國），卻不履行本位幣的責任（控制美元貨幣發行量），美元的超發構成全球貨幣泛濫的又一動因；三是浮動匯率制替代了固定匯率制，全球貨幣間比價不穩，既循環推動貨幣創造（如匯率干預），又制造和加劇金融動蕩，大大增加全球貿易和金融往來的成本。 

穩定國際貨幣金融秩序、防范系統性風險，有賴于全球范圍內控制貨幣發行量，而全球貨幣創造機制的控制，又有賴于對“牙買加協議”進行修正，在現有基礎上，逐步重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國領導人應針對此焦點問題，提出以下四點倡議： 

1、以制度形式確立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國際貿易往來的占比，確立三到四個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按重要程度排序應該是美元、歐元、人民幣（必要時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國按照實際的進出口交易方占比來確立儲備貨幣的幣種結構，以此減少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占比，從而減少美元超發對全球的影響。 

2、核心儲備貨幣之間采用固定匯率制。

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日元）之間采用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一定期限內、在一定幅度內匯率相對固定，必要時可階段性的予以調整。外圍貨幣與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可自主選擇匯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動皆可。核心儲備貨幣國占全球貿易往來的絕大部分份額，與當前美國只占全球貿易往來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儲備貨幣之間匯率相對固定，會使得全球的匯率基本處于穩定狀態。 

3、確立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 

當前大部分發達國家貨幣發行的原則是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就業率或國際收支狀況來修正。我國是同時參照四個指標，即通脹率（CPI）、經濟增長率（GDP）、就業率、國際收支狀況。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包括其他重點關注的指標。但總體上，能夠歸納出全球相通的和規律性的指標和指標運用的基本原則。制定共同的貨幣發行原則有點類似于制定碳減排規則，各國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國情，只有求同存異、逐步引導，才能最終找到共同認可的參照區間。在這方面，我國可以發起“北京議定書”，先提出一個標準，邀請各國家來討論，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識。 

4、“量化寬松”政策應堅決退出。

此條倡議并非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內容，但由于“量化寬松”政策直接導致貨幣的毫無控制、放棄最基本的金融常識的超發，這就使得國際貨幣新體系的建立毫無疑義。不可否認，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量化寬松”政策盡管有爭議，畢竟還有些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壓力等積極意義，但當危機企穩以后仍繼續實施，并且是針對全球本位幣—美元繼續實施，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美國已無需將其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而只是作為推低利率和匯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紛紛效仿，必然導致國際金融秩序混亂，下一輪金融危機提前爆發。因此，此條倡議是推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建設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