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明睿/文

工業革命及其開啟的現代經濟增長，是經濟史學界最為關注的大問題。幾乎每年都有關于工業革命的著作出版。幾十年來，學者們為了這場革命因何發生于18世紀的英國而爭論不休。灑下這么些筆墨都是因為，工業革命給人類社會造成的巨變，往前只有新石器革命可以媲美。公元前一萬年左右，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方式陸續從狩獵采集轉型為定居農業。自工業革命開始的科技進步讓社會樣貌又一次全然煥新。

革命是此前常態的斷裂。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普通民眾長期低下的生活水平?；舨妓乖?7世紀中葉寫作《利維坦》時，將想象中自然狀態下人們的生活形容為“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和短暫的”。實際上，如果要描述當時他身處的所謂文明社會中王侯將相以外大多數同胞們的生計，最多只需要刪掉“孤獨、野蠻”這兩個詞。百姓們日常勉強能維持溫飽，與嚴重營養不良乃至餓斃之間只隔著一兩場導致當年歉收的天災。公共衛生體系不存在，清潔的飲用水無法保證，穢物處理隨意。疫病大多得不到有效救治，人均壽命只有二三十歲。

經濟史學家們普遍認定，這一常態維持的時間不是一百年、一千年，而是從新石器革命之后直到19世紀前的一萬多年里一向如此。他們基本也都認可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就此提出的解釋。根據被后世稱為“馬爾薩斯陷阱”的這一學說，人類注定要在溫飽線上掙扎。如果技術進步增加了收成，或災難減少了人口，將人均收入提高到溫飽線以上，營養改善后的人們會更長壽，生育也會旺盛起來，人口因此增長。但農業社會中人力增加后，作為另一大生產要素的土地的邊際產出就將下降，直到人均收入恢復原狀。反之亦然。

馬爾薩斯的理論已成學界定見。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任教的經濟學家吳樂旻，在今年出版的著作《富種起源：人類是怎么變富的》中對馬爾薩斯主義學說發起了挑戰，并試圖用幾個新的模型，描繪人類萬年來的經濟史。

馬爾薩斯陷阱

準確地說，完整的馬爾薩斯主義學說可以分為經驗事實和理論模型兩個部分。“馬爾薩斯陷阱”這一說法在書中專指前者。“陷阱”代表了生活水準的長期停滯。經濟史學家們喜歡用一條狀似曲棍球棍的曲線來展現工業革命前后世界經濟的變化：從有數據起的公元前一千年或元年起，直到距今兩百年多前，世界人均收入在極低的高度上延伸，其間有肉眼不易察覺的微小波動，可以看作“曲棍球棍”的柄。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這條曲線迎來拐點，在此之后以接近直立的角度上升，構成了“球棍”的彎頭?！陡环N起源》首先對“棍柄”的準確形狀就有所懷疑。我們所熟悉的用于衡量經濟總量的GDP概念，發明還不到九十年。20世紀前的產出和收入數據自然只能是間接推算而非統計所得。不難想見，年代越久遠，數據的量和質都會越差，估算的精度也就越粗糙。馬爾薩斯模型將人均收入與社會中生存的人口掛鉤，背后的假定是收入僅包括生存必需品。作者吳博士認為，經濟史學家們常用的覆蓋古代經濟指標的麥迪森數據庫等數據集，長期受馬爾薩斯這一偏見影響，輕視了農業以外的經濟部門。畢竟古人生存必需的吃穿用都離不開農林牧漁產品。除了潛在的偏見，數據可得性是另一大原因。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民以食為天，農產品資料故而是古今中外朝野觀察者關心和記錄的重點。古代工商業留存至今的資料相比之下就少得多。書里提到，牛津大學著名經濟史學家史蒂芬·布勞德伯利與北京大學管漢暉、清華大學李稻葵合作估算北宋、明、清三朝中國GDP時，能夠建立可靠時序數據的工業制品僅鐵、銅、鹽三種。紡織品數據只能根據人口數推斷。更高級的消費品幾乎無跡可尋。由此得出的工業占GDP比例，宋明兩朝都只在5%左右，直覺上顯得過低。而在古羅馬，貧窮農村中的住房也能蓋上瓦頂，比中世紀歐洲典型貴族的住房條件都要優越。說當時的羅馬公民都在馬爾薩斯陷阱里，好像有失合理。

好在近年來這一問題已大為改善。書中引用的另一位經濟史學家彼得·特明于2012年綜合考量了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估算意大利地區在古羅馬時代的人均GDP超過1500美元，大大高于安格斯·麥迪森本人十年前的估計。布勞德伯利、管漢暉與李稻葵的研究中對工業的估計雖然可能偏低，但其實充分顧及了服務業，認定其占GDP的比例北宋時在三成上下，明朝年間增至約四成，甚至一度超過農業。2020年最新版的麥迪森數據庫涉及前現代中國的部分，就采用了此項研究的數據。

如何理解這些修正后的結果？第一，在人均意義上，歷史上的確有一些地區，在一定時段中，經濟產出明顯超過了溫飽所需，社會中有些人因而得以享受到非生存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甚至奢侈品。第二，繁榮并不普惠。古羅馬從被征服的行省居民那里吸取稅金，同時也離不開奴隸制的支撐。據估計，意大利地區公元前一世紀的奴隸人口超過百萬，約占總人口五分之一。書中引了杜甫“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詩句，猜測唐朝和北宋一樣，有過興旺的工商業。然而同樣是杜甫，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精英和平民應該分開看待。歷史上前者有時能依靠攫取農業剩余，置身于馬爾薩斯陷阱之外，而多數平民則完全可能始終處于貧困陷阱之中。第三，修正后的歷史人均收入變化與現代經濟增長還是不可同日而語。“曲棍球棍柄”只是有了些可以注意到的和緩起伏，“彎頭”依然是曲線最顯眼的部分。在收入之外，人均壽命、能源獲取等指標呈現出相似的景象。

但這不意味著那些起伏毫無意義。如果只有起沒有伏，經濟的自然增長也許遲早會惠及普通人，不需要一萬年之久。也就是說，就社會整體而言，陷阱還是存在的，只不過在這一層面上，“馬爾薩斯”這個前綴就未必準確了。

效用品理論

假如工業革命前的經濟波動主要來自于非生存必需品，那就有必要將其與必需品區分開來。本書與之前幾位察覺到馬爾薩斯理論缺陷的學者的研究一樣，建立了含有兩種商品的經濟模型。對人的生存繁衍有決定性作用，直接影響人口數量的商品，被稱為“生存品”；另一種以享樂為主要功能，對增加人口沒有太大作用的商品，叫“效用品”。生存品符合馬爾薩斯的邏輯，其生產技術進步只會催生更多人口，無法提高人均收入。由于替代效應，效率相對更高的行業會吸走一部分原本屬于其他行業的生產要素，人均效用品產量將減少，人均福利還會不增反降。反之，效用品生產效率提高能夠增加人均福利。如果兩部門的技術發展齊頭并進，社會中除了人口增加之外不會有任何其他變化。

模型中人們對兩種商品的相對偏好也可以改變。如果人們變得更偏好效用品，生產資源也將相應調整，結果是更少的生存品，更少的人口，以及更高的人均福利。

按照這樣的定義，效用品應該一般屬于工商業制品，生存品則多為農業產品。但問題是，工商業的技術進步理當比農業更快才對。農業受土地面積、動植物生長規律等因素制約，產出上升空間極其有限；工商業理論上沒有類似的增量上限，同時又如《國富論》所說，可以受益于市場規模和分工細度的良性循環。所以人口增長按理說更有利于工商業發展。換句話講，無論何種商品出現技術進步，長期來看贏家都應該是效用品和人均福利。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卻是，像古羅馬這樣有強大的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的社會，最終經濟崩潰、灰飛煙滅。歐洲人的總體生活條件也隨之回落到了破落潦倒的中世紀水平。無論效用品行業在古代文明的黃金歲月里有怎樣的輝煌，最后還是泯然于生存品部門，兩者的技術進步幅度看來并沒有拉開差距。為什么會這樣？

移民、技術與貧困陷阱

書中建立模型，用不同族群之間的移民來解釋這個問題。假定初始狀態下多個族群的人均福利相同。某個族群提高了效用品生產率后，本可獲得更高的人均福利，但其他族群的人可以通過移民來套利，分攤本族群的生產資源，吞噬掉技術進步帶來的人均生產率增量，將人均福利壓回原先的水平。同時，生存品部門不但部分生產資源被效用品擠占，平均生產率也因移民涌入受到負面影響。最終的均衡結果是，本族群的原住民人口凈增長率因生存品減少而持續為負，外來人口則不斷流入，成為“新本地人”。這樣的族群被稱作“人口漏斗”。其他族群相應地處于人口凈流出狀態。一國以內欠發達地區向大中城市的人口流動，以及窮國向富國的移民，都符合這一模型的預測。

問題在于，移民給人口漏斗地區帶去的可能不只是勞動力，還有技術知識。接下來假設不同族群的生存品和效用品進步速率受隨機因素影響而各有不同，進一步假設人口流動會向移民目的地傳播移民相對擅長的技術，如生存品高技術地區向效用品高技術地區的移民會給后者帶去更先進的生存品生產技術。計算機多期模擬的結果是，即使將效用品技術的平均進步趨勢設定為生存品技術的兩倍，后者由于會導致人口增加，具有更強的自我復制能力，將壓倒效用品的技術進步，使得人口增殖的同時，人均福利幾乎毫無提升，只有小幅波動。

本書借用進化論語匯，將這一機制稱為“族群競擇”。其實模型所考察的單位既可以理解為族群，也可以是地區、城市。從模型本身來看，這也與單位之間的競爭沒什么關系，關鍵是人口移動和技術傳播。模型中的移民完全融入了新的社區，沒有在其中制造隔離和撕裂，還為新家園貢獻了自己所長，本該皆大歡喜，結果卻是整個經濟體陷入人均福利停滯不前的陷阱。當然，這與建模所用的函數和參數有關，原則上可以調教出不一樣的走勢。書后的附錄中給出了數學模型，還推導出了有無陷阱的邊界條件，有余力的讀者不妨一試。

要檢驗一個新理論，計算機模擬肯定不夠，需要經驗證據?？上?，族群競擇理論，或者說移民技術傳播理論，還沒有得到實證檢驗。吳博士斷定現實的世界經濟中不存在檢驗條件，轉而引用了《自然》雜志一篇關于白堊紀晚期93種介形蟲物種的化石的研究，稱其是族群競擇理論“來自生物界的近乎完美的證據”。這項研究發現，雄性生殖器越大的介形蟲，雌雄體型差異就越大，物種存續時間也就越短。書中對此的闡釋是：對于介形蟲而言，更大的生殖器就是效用品，這篇論文證明了，效用品不利于物種的繁衍。

這讓人有點不解。且不說人是人，蟲是蟲，關于介形蟲的這一發現，與前面模型的一整套運作機制似乎并不相干。不同介形蟲種群之間可以有“移民”嗎？它們莫非沒有生殖隔離？技術傳播在介形蟲的世界中又對應什么事態？何況，模型里效用品技術暫時領先的社群并沒有消亡，反倒因為從新成員那里學到了更高的生存品技術而香火不斷，只是人均福利又回到了之前的水平而已。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對模型在人類社會中的檢驗機會如此悲觀。只要抓住模型的幾個關鍵要素，衡量出生存品和效用品在不同地區的生產率，再疊加移民和經濟增長的數據，完全有可能成就一篇扎實的實證文獻。當然，兩種商品的界定必須確切。書中討論祭祀時，先是將其認定為效用品，后來又說它“歸根結底是一種強大的生存品”，不僅搖擺不定，也與之前討論兩種商品技術進步潛力時的農業、工商業之分存在張力。若是真要付諸檢驗，當然不能如此隨意。即便對生存品和效用品不做二分法，而是構建一個連續譜，特定事物在譜上的位置也應當是穩定的。否則，實證研究者就可以前后任意更改假設，得出任何想要的結論。如此炮制的“學術成果”既然預先排除了被現實否證的可能，也就沒有資格自稱對現實有解釋力，用物理學家泡利的名言來說，“連錯誤都算不上”（notevenwrong）。

大一統增長理論

從書名即可看出，本書的雄心不只在于解釋貧困陷阱，還要就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之謎發出自己的聲音。鳥瞰經濟史學界對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兩種取向。一種以史為重，注重發掘、辨析史實。比如說，這一類學者會去細究18世紀中葉英格蘭各縣的谷物和乳品價格，考察它們在消費籃子中的比重，以確定各地區各行業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希望由此更深入地理解為何是英格蘭中部偏北地區率先啟動工業化。另一種研究者則大多具有更純粹的經濟學訓練背景，擅長構建精巧的模型。如果要做實證研究，也是擬合長時段、大尺度的數據，不會在意一時一地的歷史細節。

吳博士的專業方向是理論經濟史，屬于后一類學者，更以建模見長。他在北大任教，講授同類學者所提出的理論時，深入研讀了幾種出自重量級經濟學家，號稱能同時解釋“曲棍球棍”的“棍柄”和“彎頭”的主流“大一統增長理論”。這幾種理論都以人口增長為核心動因，輔以原理上可以無限共享的技術知識或親代教育投資等因素，主張人口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將引發此前闕如的技術、教育進步，進而啟動經濟增長。但吳博士發現，這幾種理論都有不小的問題。為了只用區區幾個變量就在模型中產生工業革命這個拐點，它們所做的關鍵假設要么是憑空而來，要么與歷史現實相去甚遠。書中對這些模型的拆解刀刀見血，堪稱全書最精彩之處。

也許歷史本就是復調的，其中還有偶然的成分，讓這些高度簡化的理論必然失真。去年兩位新生代學者合寫的著作《世界如何致富》（HowtheWorldBecameRich），匯總了近幾十年來經濟史學界的各路研究，認為工業革命是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在西北歐交織互動的產物。這種綜合性的解釋似已成為年輕一代經濟史學家們的共識。

此外，有時會被經濟學家們忽視的能源問題，對“彎頭”的形狀亦有重大影響。我們的祖先遲遲跳不出貧困陷阱，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就是久久未找到高效的動力源。根據能源研究專家瓦科拉夫·斯米爾的測算，人類社會直到距今五百年前，使用的機械能九成以上都來自人和動物，兩者比例大致平分?？紤]到歷史上多數時間體力勞動多于腦力勞動，以及人馴養的牲畜不可能無上限地增加，能源可以說是近代以前社會發展的關鍵瓶頸。而要是把全球當下的能源使用量按照體力勞動的能量消耗水平折算成人力，相當于平均每個人有60個仆從為自己全天候不停地勞動。在發達國家這一數字甚至超過200。即便在繁榮的古羅馬國中，普通公民也不可能享受到接近這個數量級的待遇，更不用說行省居民和奴隸。假如把這些“勞動力”計入人均收入的分母，繪出新的歷史“人”均收入趨勢線，這條線大概根本就沒有彎頭。如果把能源這個因素也加進來，經濟史的圖景就更復雜了。

不過本書還是勇敢地嘗試建立新的大一統理論，但與前人建立代數模型的路徑不同，再次采用了計算機模擬。與之前的模擬模型相異的是，這里不再區分生存品和效用品，也剔除了技術傳播因素?；鶞誓Ｐ褪莻€20×20共400格的棋盤形世界，每一格地區每一時期可以處于兩種制度中的一種之下。其中“雅典制”能讓當期經濟增長2%，“斯巴達制”下經濟無增長。每一格還有一個被稱為“適應度”的屬性，在兩種制度下都與經濟水平成正比，但在雅典制下要打八折。依此進行多期模擬，每一期（相當于現實中十年）每個地區有1‰的概率突變為另一種制度，同時系統隨機抽取一定比例的地區，對于每個地區再隨機選取它四個相鄰地區中的一個，以包含了兩者適應度的一個公式計算出的概率，隨機決定本地區是否采取隨機選中的相鄰地區的制度。本地區相對于對方的適應度越低，采用對方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這一模型被稱為“制度競擇”，但其實模型中并不存在任何競爭。各地區既不爭奪資源，也不爭搶什么位次，并且不追求收入最大化，沒有讓自己盡可能維持增長，促使其他地區停滯的動力和機制。有的只是制度的傳播，而這一切還都是隨機的。

不好說這樣的設定有多接近現實。難以想象實際的制度會按照與此類似的算法傳播。例如，如果一個地區多年處于雅典制下，經濟遠遠領先于周邊地區，就有很高的概率向外傳播雅典制；但假若它一朝突變或被“傳染”了斯巴達制，立刻就能以差不多的概率傳播斯巴達制?，F實中地區間的制度傳播和學習，一來不太可能如此無謂和隨意，二來壓根不必接壤。另外可以想見，在四百格上萬期的模擬中，大概率會出現相鄰兩個制度不同的地區互相傳播，交換制度的情形。這在現實中對應什么歷史現象？

不過有趣的是，調教參數之后，基準模型真的可以模擬出長期停滯之后的拐點。在大約前一萬期，模型世界中絕大多數地區都是斯巴達制，然后迎來拐點，雅典制地區迅速增加，只用了一百多期就占據多數。復盤后發現，這是因為在那一萬期漫長歲月里，有極少數地區幸運地保留了雅典制，經歷了多年增長，與周邊地區經濟差距極大，所以時機成熟時能以高概率向外傳播雅典制。當然，細究起來，這與一千年前還是窮鄉僻壤的英國開始現代經濟增長后未過多年就帶動其他國家發展的真實歷史有所出入。

然而最奇異的是，此后的模型世界并未停留在雅典制主導的“增長紀元”，雅典制地區的比例和當初的暴漲一樣出現了暴跌，世界進入兩極震蕩。其中的斯巴達制主導時期被貼上了“黑暗時代”的標簽，但其實模型世界的政體經濟并不就此崩潰，只是基本不再增長，保持已有經濟總量大體穩定而已，甚至少數雅典制地區依然會有所增長，為下一次增長紀元保留火種。如果畫出經濟總量的走勢圖，我們看到的會是一條階梯狀爬升的曲線。后續加強版的模型引入了經濟增速為負的制度，全部制度共11檔，中間的制度增速為0，上下各5種增速等差增加或減少。模擬結果與基準模型相似，依然有黑暗時代和增長紀元，但黑暗時代的制度均值收斂于零增速的中間制度，而非最強的衰退型制度。這就意味著，模型中的經濟有抗拒負增長的強烈傾向，長期的趨勢還是階梯形上升。這倒是與現實中不少國家的經濟在多年增長后進入平原區有異曲同工的相似。

總的來說，這是一本敢于挑戰學界主流的原創性著作，包含了有待于后來者更深地挖掘的新穎而有趣的思想方向。就移民傳播技術的理論來說，基于能源動力之類通用技術對經濟的重要性，在模型中加入生存品和效用品可以共用的技術，能否更好地刻畫經濟史的演進過程？再考慮到很多文化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如果將效用品的一定比例設定為非競爭產品會怎樣？這些問題值得新一代的經濟史學家們追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