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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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對本書作者有點了解，我是不敢為這樣一本自己也寫不出來的著作寫序的。王敏正市長是老朋友了：20多年前在杜老（杜潤生）領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研究時，我們就在一起做過實地調查。多年未見，兩年前在一個會議上不期而遇，他已經在云南省擁有500萬人口的昭通市當了三年市長了。

當市長總之是忙?？擅粽€對學問有那么大的興趣。別的學問也罷，他偏對經濟學情有獨鐘——還不是屬于拿個把新鮮術語讓同僚和屬下感到深不可測的那種，而是真下氣力、真花工夫，不但系統閱讀，而且自己梳理，硬是洋洋灑灑下筆數十萬言，寫出這么一本《市長經濟學》來。一周前他來北京參加 “兩會”，給我看該書的打印本。我一邊感嘆一邊翻閱，想來想去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市長要掌握的經濟學，究竟有什么特別之處？

可能的答案，特別之源應該不在經濟學，而在“市長”本身吧？

那么，市長——一個城市的行政長官——又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呢？開門見山，本書的前言說，“無論行政管理，還是經濟調控，市長都是一個市域的‘總經理’”（第6頁）。有點意思了，原來這位自家就是市長的《市長經濟學》作者，對市長的定位就是一家市域公司的老總。難怪我們見過當今不少市長，也包括鎮長、縣長、區長和省長等，無論外形、語言思維特征還是行事格調，如果取某一個側面看，真的就像公司大老總。實話實說，本書作者也許是書卷氣壓身，還是我見過的最不像老總的一位市長哩。

說起來，把行政長官和公司老總看成差不多一回事，在學術上還大有講究。因交易費用學說而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科斯 （R.Coase）,主要貢獻之一就是為理解市場里為什么存在企業提供了理論解釋。1988年，科斯回顧平生，坦承他早在上世紀30年代形成他的企業理論的時候，受過列寧的影響。這段公案，我們中國讀者可能比很多西方人還要熟悉，因為列寧當年寫下的《國家與革命》，在論證未來蘇聯經濟的組織方式時，就把蘇維埃國家看作一個雇傭全體國民的超級公司。前蘇聯和改革開放前中國曾經經歷的“計劃經濟”，其實就是在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里靠中央計劃指令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我講過的，計劃經濟的理論講到底就是一個公司理論：當這個公司大到覆蓋整個國家的時候，公司內部的計劃、權威、命令和行政管理，就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準則。

科斯也不完全同意列寧。他看出超級國家公司的一個破綻：內部運行的組織成本過高，可能超過用公司形式而節約了的市場交易費用！如果那樣的話，超級公司在組織上就不合算，就要縮減公司規模、增加公司數目、擴大公司間的市場交易。說來不容易相信，科斯對國家超級公司理論同意又不完全同意的理論探索，不但解釋了為什么在“看不見之手”主導的市場交易里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內部由 “看得見的老總之手”管控的公司，也推斷了把整個國民經濟囊括到中央計劃經濟范圍的超級國家公司的改革路線——分權、放權、收縮計劃命令的范圍、擴大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的空間，直到形成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由形形色色的公司來組織生產和交易的狀況。

2008年7月，科斯在芝加哥大學主持了一個理論研討會，集中研究中國的改革經驗。我在會上發表的論文（《鄧小平做對了什么——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闡釋的就是中國通過重新界定財產權利、激活企業合約、確立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協調機制，根本改變了傳統社會主義的超級國家公司模式。我認為，鄧小平的實踐出發點是消滅一切市場關系的超級國家公司，而科斯的理論出發點則是流行經濟學關于價格機制支配一切、因而無需任何組織和企業的“完備市場”。當著98歲高齡的科斯的面，我打趣說，雖然鄧小平和科斯從來沒有機會謀面，但他們各自的行進方向卻保證他們一定會在中國的改革實踐中“會面”，因為超級國家公司究竟要向市場經濟走多遠，正如價格機制的成本要求形成怎樣的公司和公司結構，正是中國改革實踐的重頭戲所在。

話說回來，我可不同意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 “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的過頭言論。因為恰恰在“完美市場”與超級國家公司這兩個體制極端之間，還存在著一個伸縮余地很大的空間。中國從超級國家公司走出來，靠的是重新界定權力。問題是，過去的超級國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經合一，改革下放權力，就把行政權和經濟權一起都放下去了。新問題是，下放的權力怎么合理分布，又靠什么去加以約束？離開合理分布和有效約束，權力攪入市場交易，腐敗就不是個別官員的道德問題，而是制度性問題了。

這就回到了本題。市長為什么很像公司老總？因為改革解體的是國家超級公司，所以在中央政府層面，政企分開程度才比較高，行政首長才越來越接近于“眾人之事”的公共管理者，才遠離公司老總的定位。但是，作為權力下放的一種載體，各級地方政府的政企分開程度低，地方政府常常還更像一個個公司——直接配置資源、決定項目、執行投資、獲取稅收以外的經濟收益。是好是壞，計劃時代的超級國家公司在改革開放中被分解成無數碎塊，原本大一統的政企合一轉向了彼此競爭的地方性政企合一的公司。這是轉型中國的一個寫照。

不過，市長還是不完全等同于公司老總。這是因為，市長擁有政治結構授予的合法強制力。這是再大的公司大老板也沒有或根本就不應該擁有的。我們知道，合法強制力是一枚雙刃利器，既可以非常有效地執行正確的經濟決策，也可以非常有效地執行錯誤的經濟決策。舉一個例子，要說服眾多投資人自愿集資修建一條公路，是非常麻煩的；要與沿途的小土地所有者達成修建公路的協議，更是麻煩無比。倘若可以高舉合法強制力，用具有強制性的稅收來集資，再用強制的征地權來取得土地，那修路的麻煩豈不小了很多嗎？當然是的。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靠合法強制力修一條合乎經濟需要的公路固然容易，但動用合法強制力卻也很容易修成一條根本不為經濟所需要的公路。橫豎集資來自稅收、土地來自征集，修錯了的路既難以發現，更難以糾正。在這個意義上，手握合法強制力大權的市長，比普通公司老總做對事容易，做錯事也容易。

讓我看重的，就是本書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作為一個大權在握的市長，他當然比別人更懂得合法強制力種種妙不可言的地方。不過，書中引用亞當·斯密的如下見解，卻表明了本書作者的基本立場。斯密的話實在精辟，不妨讓我再引一次：

“在政府中掌權的人容易自以為是。他似乎認為他能夠像用手擺布一副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非常輕松地擺布偌大一個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卻沒有考慮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擺布會動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的運動規律。但是，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他自己的運動原理。如果這兩個原理一致，行動方向一致，人類社會這盤棋就可以順利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如果這兩種原理彼此抵觸或不一致，這盤棋就會下得很艱苦”。

這就是市長經濟學的特別之處。雖然經濟規律——一個個社會成員各自的運動原理——對誰都有意義，但對于政府中掌權的人卻格外有意義。合法強制力賦予他們擁有“擺布棋盤上各個棋子”的權力，但如果他們自以為是，不把經濟規律當回事，那么，結果就不但可能如斯密預言的那樣，下棋下得很艱苦，而且還可能如本書預言的那樣，“直接影響他所管轄的一個市域內幾十萬、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人口的福祉”。秉持著這樣一種態度，敏正市長才在完成市長的公務之余，為天下的市長們寫下了這樣一本經濟學。

（本文為《市長經濟學》序言，標題為發表時編者所加。該書由王敏正著，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