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覺得中國模式其實是個比較出來的概念，如果我們把某一類國家歸納出什么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中國的左右與西方的左右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的“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說實在的，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摒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F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鏈斷裂了。民間借債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另外寫了文章，這里從略。而國家為什么有這么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盡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要賬面平衡的嘛，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么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臺上，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說高福利理直氣壯，說高稅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說低稅收理直氣壯，說降福利他們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造成財政破產。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臺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臺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錢。這么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派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那么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呢？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么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在近一兩百年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稅收就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這幾十年為什么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么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后“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么“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于“主義”，而在于那個平臺，中國的左右派是在一個和西方相反的平臺上。于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為老百姓考慮。我這并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于他們生存的平臺不一樣。于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 “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制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笆虚L”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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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我們這里這樣說，“市長”不愛聽。于是只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于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于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干什么？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得流油呢——我講的“富得流油”是指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得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游客目瞪口呆?！按笱濕?，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干！”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著掖著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并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別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經濟刺激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墒沁@樣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姑且不論?，F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一模式和前面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征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劣幣驅逐良幣

現在國際上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對中國的批評還是有的，但是在經濟學界我看到是一片贊揚聲，一開始是“左派”、凱恩斯主義者贊揚，說中國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來“右派”也跟上來，說中國不搞福利國家，真行！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國出了一本書叫 《亞洲大趨勢》，后來有人寫了書評題曰：《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范嗎？》。這本書說全世界現在都給福利國家搞壞了，只有中國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奮斗，因此特別吃苦耐勞，創造了經濟奇跡。其實他當年寫這本書是專門跑到中國讓人給他翻譯成中文本出版的，在中國炒成暢銷書大賺一筆，卻沒有先出英文本。那時他發表這些言論還不太有底氣。但是最近他又寫了本《中國大趨勢》以英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高調推出，又把這觀點進一步膨脹，這時是信心滿滿了：中國的確行，在世界上開創了一條沖破福利國家的道路。張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講中國創造了人類最好的體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沒有工會，還說世界的趨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高福利國家要學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要學負福利國家?？偠灾?，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他們的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臺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們就真想這樣嗎？未必，其實他們左右兩邊不過是拿 “中國奇跡”當自己的論據，敲打對方：左派夸獎中國低自由是要證明福利國家有理，右派夸獎中國低福利是要證明自由放任有理?？墒羌鹊妥杂捎值透＠目赡苄?，他們是不去想的。

當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卻體現出“競爭優勢”，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現的。如果兩個模式關起門來競爭，我不認為這種模式有什么優越性。朝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改革前也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打開國門，在一個市場、投資行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權標準沒有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競爭，那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激勵，要讓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敵得過鐵腕體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條件下，前者創新出來的東西后者可以學，后者的鐵腕卻是前者沒法學的。于是后者不僅在一定意義上有“優勢”，而且我認為的確有一種可能——這里我只講可能，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有什么 “必然性”——在目前全球化的運作中會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當然相反的趨勢也是存在的。中國如今這種“模式”的積弊，識者也已講得夠多了。尤其在這一波危機發生后，外需萎縮了，轉而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產能后又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去年提升內需據說是頗有進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這主要是政府消費而非居民消費，“官內需”而非“民內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潛藏著隱憂?？傊?，如今“轉變增長方式”（其實就是對轉變體制的委婉說法）已經勢在必行。

同時這種轉變也不是沒有條件。華生認為改革以來，中國的自由與福利都是進步的。當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人權是“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暗腿藱鄡瀯荨敝饕菣M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并不矛盾。中國改革30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面，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改革前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比現在差，因此我對改革的進步性是肯定的，而對于那種認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論是不贊成的。但這并不排斥我對如今我們的人權水平持批判態度。

其實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嘗不是如此？種族隔離時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時代，乃至種族隔離時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權狀況都是有改進的。尤其是1978后的幾年間，這種改進還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們批判“流動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發勞工制更糟糕。人們批判“宿舍勞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種族隔離晚期黑人勞工家居化程度已經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國高。就經濟高增長而言，在指出黑白懸殊的嚴重不平等的同時，也不能說黑人從增長中絲毫沒有受益?？v向比，南非黑人的收入比以前增加，橫向比，南部非洲周邊各國黑人更高，與白人的差距也在縮小。其實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來的，也是一個積“量變”為“質變”的過程。而且這也是此前黑人民權運動漸進推動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一切，并不排斥人們對整個這一時期的南非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

而所謂橫向比較意義上的 “低人權優勢”，也并不是要否認縱向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面作用 （對經濟增長質量或增長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幾乎無爭議，這里就不談了）。中國改革時代相對于改革前的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當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們說“流動工人”這種低人權勞動方式對南非經濟增長有作用，但從“流動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發勞工制而言仍算進步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作用。問題在于：僅僅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么在橫向比較中人權進步明顯更大的那些國家，增長率反而(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相對較低？例如，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 （盡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沒有中國好）？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也沒有南非高?為什么國際資本不是爭相投入中東歐，而是爭相投入中國？為什么巨量廉價商品不是從中東歐、而是從中國涌向世界？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并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 “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么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 （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著的嗎？所以，只有把縱向比較的人權進步和橫向比較的“低人權優勢”都考慮到，才能對“奇跡”有可信的解釋。

這樣的 “低人權優勢”的確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曾征引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效率”問題的研究。同時也存在著相反的趨勢，即全球化條件下也存在著“高人權”地區對“低人權”地區的改變作用。我把這兩者分別稱為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傊?，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互相影響明顯增強，但哪一種影響最終勝出，并沒有一種決定論的答案。

而如果通過“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的努力使我國的自由與福利都得到持續的進步，這實際上也就是上面講的那種所謂與西方相反的“中國模式”的淡出和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過程。

自由與福利

總之，現在有兩種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我都不希望其變成現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這樣干下去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其實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量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勢頭，如果中國崩潰，恐怕世界也要跟著崩潰。即使現在達不到這樣的影響，將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趨勢。中國崩潰肯定不是中國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好事?？墒侵袊绻凑漳壳暗哪Ｊ揭恢蔽覀兊娜藱鄡瀯菹碌陌l展，實際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這個優勢有什么好？對世界不好，對中國人就真的好嗎？我想只是對一些寡頭好。

所以我還是認為中國應該改變，改變其實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把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肮倭刨Y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至于說到福利國家，的確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國還遠遠沒有到所謂的“福利病”的那種程度。我覺得中國在福利問題上最應該避免的就是負福利現象。大家知道發達國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謂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窮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國就是這樣。所謂高福利就是福利覆蓋率大，不那么窮的人也管。例如美國通常被認為是福利過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醫療保障的覆蓋率比歐洲國家都小。它只覆蓋兩種人：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一個是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兩種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8%。這個制度確實有問題，但為什么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難通過呢？很簡單，就是因為美國原來那套制度已經解決了最弱勢的18%的人的醫療，因此這18%的人并不支持奧巴馬的醫改，他們認為新增加一大筆開支會減弱國家將來為他們進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當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對美國醫改的人最振振有辭的理由就是，沒有醫保的這一部分人是美國的“次弱階層”，不是最弱的。明明買得起而你不愿買，讓國家買單，讓國家買單又會引起各種各樣的副作用，這是反對醫改者的一個主要理由。

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確有毛病，實際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們這些國家，所謂低福利就只保最窮的，所謂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窮的也可以保。而我們呢？我們國家提供的福利性醫療覆蓋率有多高？改革前不會比美國高，美國是18%，我們那時享有公費醫療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應該說很少，農民沒有，二輕企業沒有。工廠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屬沒有，而且大家知道，報銷標準有非常大的差距。衛生部的一位副部長退休后說，中國的公費醫療資金有80%是用在領導干部身上的。你說這是低福利還是高福利呢？覆蓋率并不高，但覆蓋的方向和美國正好相反，不是覆蓋最低的，而是覆蓋最高層的，而且是從高往下覆蓋。

中國最近幾年在醫保方面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大家都知道現在農民也開始有醫保了，這種“新農合”和以前人們津津樂道的文革合作醫療不一樣，以前的合作醫療國家不買單，現在的 “新農合”是國家買單的。2007年時，江蘇省的“新農合”是走在前頭的。當時國家規定“新農合”的醫療基金要達到每人50元，江蘇省就超額達到每人76元，有4300萬農民參加了新農合，而享有全額公費醫療，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錢國家都給你報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員，當年只有14萬人，享有的福利性醫療資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幾個階層，用基尼系數算一下，福利性醫療資源在江蘇省分配的基尼系數是是0.7，而江蘇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數不過0.4左右，這是什么概念呢？這就是說二次分配以后江蘇省的不公平不是減少了，而是擴大了。

即使這樣，我仍然認為江蘇省的醫療改革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原來農民醫療保障一點都沒有，現在無論如何還給了他70塊。從這個角度講，現在0.7的福利資源分配，負福利的程度比過去低了，過去可能是0.8?，F在中國的進步就在于負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離“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進入“正福利”了，才談得上低福利還是高福利的問題。

總之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就不要講什么“福利國家病”，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現在中國剛剛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這里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于：后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有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