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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特原本計劃用5年時間寫就五卷著作。在寫作第一卷——現在我們眼前這本《東方的遺產》（1935年）時，他用了6年時間進行了兩次環球旅行，從文明的起源開始，講到甘地和蔣介石結束，共計1049頁，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在序言中，他這樣解釋他的目的和方法： 

大約20年前，年少輕狂的我，給自己布置了寫就一部文明史的任務。我把完成這本書時所經過的煎熬和考驗看作是一種有著痛苦過程和快樂結局的使命。偉大的人類文化遺產是由無數天才和默默無聞的勞動所造就的。我將以編年史的方式，講述人類在發明上的進步、在宗教上的理想、道德和禮儀的嬗變、文學名著和科學成果，哲學智慧和藝術成就，以及社會多樣化的經濟體制和政府實施的各種政策；同時考慮到某些具體事件，我也會試著去解釋它們的原因、性質和作用。我愿盡我的綿力在有限的空間里，將我的所知傾囊相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你不需要告訴我，我有多么荒謬、多么自以為是。事實上，我多年的努力帶來的，只是我原本渴望的成果的五分之一。當然，即使有人肯為此付出終生的努力，也沒有哪個人的智慧，足以勝任這項任務。任何一個承擔這項任務的人注定將犯下許多錯誤；有時為了看清事情的全貌，我們難免將沖動置于理性之上，不過我仍然希望能夠有一個機會從更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待這個世界，因為調和及諒解在歷史中身影和在科學中一樣，總是一閃而過。 

一直以來，我們用縱向的方法把歷史分開書寫——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學史、文學史、科學史、音樂史、藝術史，我以為這樣對待人類的經歷是不完整和不公正的。書寫歷史應該既注重直接敘述，也重視間接描寫，在綜述的基礎上附有深入分析。理想的歷史編撰所尋求的，是從各方面綜合描繪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制度、歷程和道路。的確，日積月累的知識已經不自覺地將歷史分隔開來。以自然科學為例，假如認真的細分，會有很多相對獨立的專業?！皩＜覀儭蓖ǔ６紩苊庥眠@種“全面”的視角觀察人類的物質文明和行為軌跡，因為錯誤的機率和觀察涉及范圍的廣度成正比。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只考慮到“全面”的人，都將是專家們樂于瞄準、進行批判的悲慘目標。早在幾千年前的古埃及第五王朝時期，《普塔霍特普教諭》里曾寫到過，“對事事都發表議論有多愚蠢？想象一下，在一場辯論中，世人皆為你的反方?！薄妒澜缥拿魇贰穼⒁窒碚沁@種自以為是的歷史哲學、這種一廂情愿的荒唐愿景——將希望寄予對一個時間碎片的詳細描寫，并企圖用這種描寫來復原歷史的整體面貌。在學術上，這可能只是個連必要的借口都找不到的不必要的冒險，最后至多落個“勇敢的愚蠢”的評語，但多年以來也正是這種尚未可知的冒險，引誘著那些年輕魯莽的靈魂前赴后繼、深入其中。 

大家總是對一些事情存有爭議，擔心被偏見影響。這些爭議和擔心從不因杜蘭特而生，自然也不會因為杜蘭特而止。我們的作者曾嘗試著消解人們在這方面的顧慮，在第六卷《宗教改革》的序言中，他寫道： 

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同時也很棘手的問題。我試圖做到不偏不倚，但實際上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存在爭議，甚或被解讀為挑釁。無疑，一個人的經歷會給他所有的行為染上不可磨滅個人色彩。在我看來，實有必要告知讀者如下事實，我是由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帶大的，我大部分的教育得益于13年間基督教長老會寬容的新教徒培養，善意的修女和神父，耐心的忍受了我青少年時期的魯莽沖動，而我保留著某種世俗人的“感恩”；但人們也應該注意到，從最開始我的許多的最忠實的聽眾正是來自于該長老教會的猶太人，正是這些人敞開了他們的心靈，啟發了我的新見解，因此，跟其他任何人相比，我的偏見顯然更缺乏借口。其實，我們都是黑暗中的碎片尋求著陽光溫暖。最終，我們也許會發現自己從不比街頭的頑童懂得更多。 

杜蘭特如同被詛咒的西西弗斯般，推著他沉重的歷史卷冊的爬上學識的高山攀至出版的頂峰，之后他必須再從重新來過，就這樣每5年一次，周而復始，直到全11卷《世界文明史》完成為止，他將會一直沉溺于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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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杜蘭特是個有著明亮的眼睛、茂密的頭發、打扮干凈整齊的男人。即使那些跟他并非熟識的人，也從不吝于稱贊他。杜蘭特體現了兩個品質，一直以來，他認為一個沒有自己獨立價值觀的哲學家，稱不上一個完整的哲學，因此，他始終堅持用理解與寬容的態度面對這個世界。 

他從未有試圖將自己的聲譽建立在別人的犧牲上，而是他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人們的想法，這樣他就可以對他們的弱點和任性更寬容。當兩個竊賊在他洛杉磯的家中竊取珠寶、儲蓄和債券被警方拘捕后，杜蘭特拒絕起訴，并堅持認為他們應該獲得自由。再一次，他的“寬容”證明了自己。  

杜蘭特對妻子Ariel的愛，如同能夠抵抗時間流逝般逐日愈深。1981年，96歲高齡的杜蘭特因心臟問題被送往醫院，Ariel覺得這次杜蘭特恐怕不會再回到自己身邊了，隨即停止了進食。幾天后，在得知愛妻死訊的同時，杜蘭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洛杉磯墓一個小公墓里，他們埋葬在彼此身旁，從此永不分離。  

不同于那些與世隔絕的經院式學者，杜蘭特的滿足從不止于伏案寫作，他一直努力用自己的價值觀影響更多人，實際上，他也盡力落實了自己的這種想法。他為美國的勞動階層爭取同工同酬，同時為婦女爭取選舉權和公平的工作條件。在19世紀40年代初的“民權運動”中，杜蘭特甚至起草了《相互依賴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宣言中號召： 

人的尊嚴和體面以及保有尊嚴和體面的權利，并不因種族、膚色、信仰而有所區別；我們應該共同努力，阻止因這些差異而產生的仇恨，團結起來建設一個平等的環境，讓每個人都可以文明的生活...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相互容忍是自由的代價。  

杜蘭特在種族平等方面向來奉行不待，這項聲明亦列入了1945年10月1日的美國國會記錄。  

眾所周知，1968年，杜蘭特和他的妻子Ariel（自從第七卷《理性時代》后，Ariel成了杜蘭特的合著者）因《盧梭與大革命》（第十卷）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獎 。多年以來，作為哲學家、歷史學家，杜蘭特聲譽日隆，他的著作累計銷量超過1700萬冊，是各界人士所鐘愛的案頭讀本。 

杜蘭特一直強調自己是為普通人而寫作，不是追求學術上的成就，然而他的讀者（或朋友）卻包括：圣雄甘地、蕭伯納、羅素和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律師的克勞倫斯·丹諾。 

杜蘭特曾經這么說，“如果有時間可以慢下來，沒什么事是我們做不到的，但是時間不可能慢下來，所我們只能緊緊跟著它?！比欢?，即使是從未停止運行的時間，恐怕也無法用50年征服110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