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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特和《世界文明史》的故事 

每個人都可能創造歷史，但能書寫歷史的只有真正的大師?！獖W斯卡·王爾德 

由于壽命的限制，50年對一個人來說，是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有個人卻用整整50年時間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就是《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寫這本書的人是普利策獎獲得者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  

杜蘭特出生的時候，他母親給他起名為威廉姆-吉姆·杜蘭特（William James Durant）。這位法裔加拿大婦女篤信宗教，她所以給兒子起名字威廉姆-吉姆，只是出于紀念基督身邊第十一位使徒的虔誠，而不是對某位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的尊重。這位母親絕不會想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她懷中嬰兒將成長為使徒和哲學家的混合體——一名人類文明的“布道者”。 

1 

蒙神感召。1885年，出生于馬賽諸塞州North Adams的杜蘭特，在新澤西Kearny的一所天主教教會學?！獙W校的老師全是修女——就學，并打算在未來受領圣職。年少的杜蘭特對信仰如此熱誠，人們幾乎肯定他將來會成為一名神職人員。1900年，杜蘭特進入新澤西州的圣彼得高等?？茖W校就學，學校的老師都是神父。一位麥克勞克林神父，慫恿他追隨神的旨意，畢業后立即履行自己神圣的職責。  

1903年，在距畢業還有四年的時候，杜蘭特卻在新澤西州澤西市市公共圖書館里，發現了一些威脅著他神圣信仰的“異端”學說——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和?？藸?。進步的生物科學觀念動搖了這個青年本已根深蒂固的信仰?；盍?/SPAN>18年，杜蘭特突然間醒悟過來，他知道自己將不再能無怨無悔地將人生奉獻給上帝，做他的司鐸了。只是，他該如何將這消息告訴自己的母親？她把自己今生和來生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兒子對上帝的奉獻上。  

人生時有所失，時有所得。在信仰上失去的，注定了必將會由信仰來填補。從1905年開始，杜蘭特將所有的熱情都投入到社會主義中。他以為，生物學的發展讓上帝失去了光芒，而社會主義將彌補這一切，造就一個真正的“人間天堂”。在那個時期，他成日沉迷于某種荒唐的幻想——想象著如何在美國天主教教會內部散布社會主義學說。  

1907年，剛畢業的杜蘭特說服New York Evening Journal的Arthur Brisbane雇傭了他，成了一名周薪10美元的記者。然而事實證明，人在年輕的時候總會做出一些魯莽的決定。整個夏天，晚報上所有的新聞特寫就是圍著強奸案件轉來轉去。日復一日，杜蘭特發現自己無法再忍受這種終日追逐著性罪犯的新聞跑來跑去的生活。有一位好心的編輯同事勸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生活就是這樣，得過且過。 

1907年的秋天，杜蘭特最終放棄了New York Evening Journal的工作，開始在新澤西州的西頓霍爾學院教授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幾何。1909年，心中懷著不可告人的“理想”，杜蘭特進入學院下屬的神學院，他以為自己可以從這里將社會主義學說散布到天主教會的每一個角落，有一天梵蒂岡廣場上沒準也能樹立起卡爾·馬克思的雕像。 

教學之外，杜蘭特還是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正是在那里，獨自置身書海的杜蘭特，遇到了斯賓諾莎。他對杜蘭特的影響超過任何其他的思想家，幫助杜蘭特塑造了自己的價值觀。斯賓諾莎在他的著作《幾何倫理學》中展示的唯物世界觀和精確的數學方法，對杜蘭特來說是一種啟示。 

思想家存在的價值，是由他的思想體系所決定的。一個決定用自己的人生解讀這個世界的人，即使身處貧困仍將能夠堅持原則，堅持簡單而真實的生活。杜蘭特幾乎把整本《幾何倫理學》都背了下來?；叵肫鹱约褐暗摹盎奶频幕孟搿?，不禁慶幸自己的人生尚未落入不可挽救的偽善境地。1911年，帶著僅有的40美元和所有藏書，杜蘭特離開神學院，遷居到紐約生活。在這個問題上，杜蘭特和父母產生了巨大的分歧，直到幾年之后他們才原諒他。 

2 

1911年，杜蘭特一頭從平靜、有秩序的神學院，扎進即使在喧鬧的曼哈頓也是最激進的圈子。他成了費雷爾現代學校的老師，而這所學校是自由主義教育實驗的基地。學校的贊助人Alden Freeman，很看好這位害羞的講師，為了擴大他的視野，夏天的時候還款待他環游歐洲?；氐矫绹?，杜蘭特愛上了他明快、活潑的學生，在電話里他喜歡稱她為“Puck”，這位女子就是眾所周知的，日后在杜蘭特的著作中和他共同署名的“Ariel”。  

1913年，為了娶她，杜蘭特辭去了教師職務，靠每周5到10美元的演講收入養活自己和Ariel。再一次，Alden Freeman慷慨解囊，給了他一筆“個人獎學金”，使杜蘭特得以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在哥大，杜蘭特師從摩根和麥格雷戈學習生物學，在伍德沃思和波芬貝格爾門下學習心理學，跟隨伍德布里奇和傳說中的杜威學習哲學。  

此后不久，女兒Ethel的誕生，再一次使杜蘭特的思想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天面對著女兒奇跡般的成長，杜蘭特逐漸擺脫了自己早期偏執的無神論觀點。在他的自傳《Transition 》(1927)中，他解釋了自己的這種思想改變： 

Ethel出生之前，我就試圖反抗這個呆板、不合邏輯的工業時代的思想和觀念造就的各種產物。我一度曾懷疑，古老的農耕時代社會可能遠比這個膨脹到已經失去控制復雜的現代社會更適合這個世界。但是，當Ethel到來后，我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有一種超越現實的神秘力量，這是一種將推動她未來人生每一步的力量。我比以前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尋找一種價值觀，幫助自己公正的面對這個世界。 

核能的無窮能量，植物的多樣繁榮，動物的生生不息，孑孓彳亍的新生兒總是饑腸轆轆，孩子們的玩耍笑鬧聲，青年人的熱情和摯誠，父親的雄赳傲氣，母親的默默奉獻，科學家在實驗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天才在痛苦中備受煎熬，十字架上的先知和圣徒的殉難，造物總是這樣從不停歇地演出段段華彩。正是在這些事情里，我看到了成長之所以偉大和生活熱情之所在。 

我開始試著把自己看成某項偉大事業進程中簡潔而精準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個不安定的、混亂的因素。我的靈魂似乎總是在引導我，找尋更真實的自我……我的小小價值在于從我個人的能力出發，試著去保護人類的偉大遺產。曾經的我只看到死亡和毀滅無處不在，當我從“生存？或是死亡？”這個永恒的設問中解脫出來時，命運交付給我的使命幾乎已近在眼前了。 

女兒的出生消解了杜蘭特和父母間長期以來的隔閡。杜蘭特的母親來看望甫降生的孫女——祖父母是絕對無法抗拒孫輩的吸引力的，她志得意滿地宣布：“這是杜蘭特家的血脈！”  

在多年勤學苦讀的簡樸生活中，杜蘭特很少關注人類那些充滿令人沮喪的屠殺和政治黑幕的歷史。但是，Brisbane引導他讀了Buckle寫的文明史介紹，這使他能更達觀地看待人類不堪的過去。杜蘭特得知，Buckle's在大馬士革去世時，只完成了文明史從起源到19世紀的框架。此時，被Buckle深深打動的杜蘭特，在心中默默期許，夢想有朝一日將有機會完成Buckle未竟的事業。從此之后，幾乎每天他都在為此搜集材料，為這一夢想做著準備。然而，直到1926年，杜蘭特41歲時，機會的大門才向他敞開了一條小小的縫隙。 

3 

1917年，完成博士學位時，杜蘭特寫了他的第一本書《哲學和社會問題》。在這本書中，杜蘭特認為：哲學之所以日趨衰弱，是因為它總是回避社會的實際問題。我們非凡的年輕作者提出，從一個具有前瞻性的視角觀察這些問題，政府應該培養自己的施政能力，學著多為公眾著想。同年，他獲得學位，并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講師。然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學校只得禮貌地請他另謀高就。  

在此期間，杜蘭特在紐約第14街和第二大道的前長老教會教堂，現在人們所說的Labor Temple，展開了一系列有關哲學史、文學、科學、音樂、藝術的講座。正是這些講座為他日后寫作《哲學的故事》和《世界文明史》奠定了基礎。除了展示清晰的歷史事實之外，聆聽講座的聽眾，更希望杜蘭特能夠申明歷史研究對當前時代的意義。 1921年，他正式加入Labor Temple School，致力于成人教育。  

1921年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著名的Little Blue系列圖書的出版商E. Haldeman-Julius恰巧路過Labor Temple，發現了布告欄上當天下午5點杜蘭特有關柏拉圖的演講。出版商參加了這次演講，并且非常喜歡，他要求杜蘭特把他的演講放在他5美分的Little Blue系列中出版。 

開始時，杜蘭特堅決拒絕，理由是他的工作幾乎占去了他所有時間。杜蘭特的寫作生涯差點就這么結束了。幸而E. Haldeman-Julius沒有放棄，他寫信給杜蘭特，這一次他附上了預付款。杜蘭特當然讓步了。事后，他仍然專注于自己的教學工作。但是，E. Haldeman-Julius再一次寫信給杜蘭特，請他寫一本介紹亞里士多德的小冊子，跟上次一樣他附上了預付款。 

完成這本書后，杜蘭特以為他和E. Haldeman-Julius的關系到此結束了，可是，這位膽大妄為的出版商卻不這么想。逐漸的，他把11本小冊子的寫作任務，逐本交到杜蘭特手上。歷史見證了這些“大膽妄為”的價值，這也大大超出了杜蘭特的預料，這11本小冊子就是后來的暢銷書《哲學的故事》。 

這本書驚人的成功早已成了出版界無人不知的奇聞。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接手了這些小冊子，并把它們做成了精裝本。杜蘭特估計大約能賣出1100本，而樂觀的出版商則認為可以賣出1500本。當然，這些都只是假設。在1926年，以這種選題和價格，再加上要價5美元的售價，對讀者來說這無異于搶劫。不過，亨利·福爾曼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好評，使這本書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多年以來，這本書已累計售出2百萬冊。今時今日，在被翻譯成中文、捷克語、丹麥語、荷蘭語、芬蘭語、德語、法語、希伯來語、匈牙利語、意大利語、日語、挪威語、波蘭語、葡萄牙語、塞爾維亞克、西班牙語和瑞典語后，在美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哲學的故事》仍然在不斷俘獲新的讀者。 

出乎意料之外的好運，激起了多年以來沉睡在杜蘭特心底的愿望——完成Buckle未竟的事業。他辭去教職，開始為寫作《世界文明史》做準備。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為給雜志撰稿所能獲得的優厚報酬而不可自拔。后來，這些文章結集出版，名為《The Mansions of Philosophy》（1929年），重印時更名為《The Pleasures of Philosophy》。1929年，他終于步回正軌，下定決心將人生剩余的所有時間投入到《世界文明史》寫作中。 

他信心十足的選了“story”這個詞，因為他認為凡是受過高中教育的人都可以輕易讀懂他的著述，但這個詞卻誤導了人們對這本書的最初印象。一些人抱著對“普及本”的懷疑態度打開這本書，然而書中引人注目的豐富學識、巨細靡遺的事實細節和斯賓格勒似的警句恒言，使他們深感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