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政府創造環境，老百姓創造財富(2)

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但另一方面，電力、郵政、電信、鐵路等行業壟斷企業的地位依然穩固，壟斷收益依然豐厚，這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矛盾的一個集中點。

可以說，在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壟斷行業改革問題更加凸顯，并成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焦點和難點。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中小企業發展困難、價格關系扭曲、結構調整進展緩慢、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問題，都與行政性壟斷范圍過廣、程度過深導致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有直接關系。

行政性壟斷的要害在于通過權力運行排斥潛在的競爭者。如果沒有行政權力的準入限制，就不會形成真正的壟斷。市場競爭也會出現壟斷，但理論上只要潛在的競爭者可以自由進入，這種壟斷就難以持久。從歷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的變遷以及不斷有一些知名大企業被淘汰甚至破產的實例，不難看出這一點。因此，判斷行政性壟斷是否存在，并不僅在于市場是否存在競爭，也不僅在于企業是否處于競爭性行業，而更主要的在于企業能否自由進入，是否具有平等競爭的條件。

經濟觀察報：國有經濟又應該怎么定位呢？

高尚全：國有經濟應該集中在關系國家安全、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中，不要與民爭利?，F在有種現象，國有經濟搞房地產，現在的地王基本上都是國企，理由是國有經濟為什么不能搞房地產。國有經濟就是要在關系國家安全和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中去，同時國有經濟應該和民生問題聯系起來。

中央文件有這么一句話，把有限的國有資本集中到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域中去。所以該退還是要退，有進有退。要打破壟斷，降低準入門檻，讓社會民間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

經濟觀察報：從之前討論的“國退民進”，到現在熱議的“國進民退”，這個話題一直存在爭議，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么呢？

高尚全：過去“國退民進”時為什么受到批判呢，是有一個理論問題沒有解決，認為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這個作為理論基礎的話，那就不能退了啊，這個基礎必須要加強，不能被削弱了。有人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中超過國有經濟，就突破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底線了，就不是搞社會主義了，就要抓階級斗爭了。因此，深化改革和發展，必須首先解決這個理論問題。

2003年我在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起草過程中講過，如果這個理論存在的話，有幾種現象無法解釋。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它的強大國有經濟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沒有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為什么？第二，1972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都比較高，30%甚至到35%，但沒有人說這些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三，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較我國低得多，但沒有說越南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第四，浙江地處沿海，國家投資少，國有經濟比重低，主要靠民營經濟，浙江的經濟發展和人民富裕程度在全國是領先的，社會很穩定，因為大家都在創業，你能說他不是搞社會主義嗎？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到底為了什么？恩格斯曾經講過一句話，“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因為俾斯麥把鐵路、煙廠收歸國有，不是為了人民，是為了集團利益，所以這不是社會主義。

怎么理解社會主義的以公有制為主體，不能從數量上理解，著重從功能上、控制和影響力上來理解“主體”地位，同時要擴大公有制范圍，不能說國有的才是公有制，資本社會化，國有經濟采取股份制，混合經濟的辦法也是擴大范圍。還有就是可以與時俱進，把公有制為主體改成公有制為主導，避免在分界線上糾纏，這也需要在理論上創新。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執政的基礎是什么？

高尚全：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的比重有多高，而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這三個“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說明這個道理，要得民心就要把民生搞上去，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參與權，有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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