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貸政策的支持

以前中國人沒錢，少量的結余放在銀行中儲蓄。美國人也沒錢，但有銀行的信貸，因此有了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逐漸地富起來了。中國人現在有錢了，但仍然是大量存放在銀行中，錢不能生錢，原因也在于，中國缺少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金融工具和借貸手段。

改革開放初期為解決投資問題，中國首先實行了對外開放，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打破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僵化，也在開放生產性投資的信貸支持之后逐步實現了消費的信貸。

為什么每次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要首先從緊縮銀根開始，正因為任何投資都無法全部靠資本金時，要通過信貸的杠桿作用才能實現投資規模的最大化、供給的最大化和利潤的最大化。

因此信貸政策成為調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工具，也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利率則同時在信貸的規模之外成為調節投資收益和能力的工具。

不但投資如此，消費也是如此，大宗耐用或固定資產類商品的消費也要靠消費信貸的支持才能將未來的收入流變成今天的消費能力。

美國之所以能實現有房有車的消費夢，重點在于有消費信貸政策的支持，美國的住房信貸約13萬億美元，幾乎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0%，非住房與汽車的個人消費信貸則是中國的幾十倍，而中國的住房信貸僅有3萬多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12%，可見消費信貸政策對消費的影響。

而中國的房地產周期恰恰與中國政策對信貸的控制正相關。每當信貸支持投資時，生產與供給就會上去，反之則下來。而1998年和2008年啟動經濟與消費的關鍵則在于住房個人消費信貸的支持。1998年先是降低了購房首付的比例，后是下調個貸的利率，再是延長信貸的期限；而2009年的市場反彈不能不歸功于信貸利率的下調。

消費信貸是個人購房能力提高的有力支持。因為消費信貸決定著融資的成本，0.7倍的利率等于降低了房價約30%，也等于提高了30%的支付能力。更為重要的則是將未來越來越高的預期收益提前集中消費，并可以用每一年的平均負擔攤薄當年因收入低而產生的生活與消費的壓力，改變工資低時的消費條件，可以用未來的高收益彌補當期消費能力的不足。

而2003年的緊縮銀根、2007年的緊縮第二套住房信貸政策，一方面在抑制投資的增長，另一方面在限制消費的需求，也讓中國的經濟在2008年與世界經濟危機相遇造成了內外交困的重疊效應，讓中國應對和抵抗危機的能力大大削弱了，也才造成了不得不用4萬億的投資來拉動經濟，不得不再次放寬消費信貸以支持擴大內需和激活房地產市場。

如今危機尚未結束，但政策又舉起了緊縮信貸的大旗，于是從股市到樓市再一次彌漫著看跌的情緒。也許信貸政策的調整會讓中國經濟再一次下滑走出多個W形狀的波動。

實踐已證明，政策的周期性在指揮和扭曲著經濟的周期性，不是供給與需求正常的調節出了問題，而是政策在讓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加劇，并永遠無法用“看不見的手”形成可預見的結構性調整的周期。政策市的作用遠遠大于經濟的周期性作用，“結果”與“原因”被顛倒了。

四、城鄉差別的限制

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末期實行了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后，將城市與農村嚴格地切分成了兩種完全不同待遇與管理制度的世界。隨后的“人民公社”化又將城鄉的土地分成了兩種遺傳至今的土地所有權。而城市土地、房屋私有制度的保護本來源于農村的土地承包制，但城市住房私有化之后，農村土地的產權制度保護反而未能以權證制實現“自由”，至今仍無法流轉與交易。保障制度按戶籍劃分，在遷徙制度本就無自由之外，又增加了一道人為的屏障，讓二元化問題至今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中國名義上的城市化率無法迅速擴大，也同時增加了土地資源與住房建設需求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城市化率和工業化需求要使用大量的土地；另一方面農村土地的無法轉換造成了資源矛盾的惡化。中國城鎮的建成區僅為3.48萬平方公里，但農村的宅基地反而倒有16.7萬平方公里，是城市建成區的4倍多，而居住的人口卻是6∶7的關系?？梢娡恋刭Y源的浪費不是城市的問題，而是農村的問題，而土地資源的轉換又涉及土地制度的一系列問題。
重要的是約有3億的農村人口在占用雙重的土地資源。從農村進城的約幾千萬農民（如大學生等）已擁有城市戶籍，但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并不因這些人口進城而放棄了承包地和宅基地，從而形成了土地資源的雙重占用。

另有2.4億的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村人口，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是他們社會保障中的重要部分，他們無法也不可能放棄。但進城期間他們至少要有個安身之處，必然也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而城市的建設用地卻并不計算這些暫住人口，而嚴格地按城市規劃的人口計劃，按年分期審批的。這一里一外的剪刀差就形成了土地資源的矛盾和雙重疊加的浪費。于是土地資源就與價格、供給、消費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而城市化的浪潮卻不會因這些矛盾而減退，反而會加劇。

一方面城市化率的提高對供給提出了長期的加速要求；另一方面土地資源又制約著供給的擴大。于是城鄉政策就決定著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快慢，而不能僅從人口向城市集中，第一、二產業就業人口向第三產業加速轉移的正常經濟運行周期來判斷，只能服從于政策或政治導向的周期性了。

這幾年的房地產市場發展中，每當城市化率加速時，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就會趨緊，反之則可能供過于求。我國統計中，高峰時的進城人口高達2 800萬人，而低峰時約為1 400萬人，兩者相差近1倍，自然會對市場產生非經濟可測性的政策周期波動。

而人口結構中的特征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這種供求矛盾，進城的大多為年輕人，有著成家立業、組成家庭的實際需求。這與城市本身的年齡結構重合，隨上一期人口高峰出生率相關，加重了剛性需求的矛盾。

可見中國的經濟在從計劃轉向市場的改革中，政治導向或改革的步伐決定著周期性的變化特征，而并非是完全市場化或成熟市場化中主要由經濟內在因素決定的，更非是經濟規律可以解釋的。

大多數外國經濟學家看不懂中國經濟，正在于他們習慣于用發達市場條件下的變量來進行經濟預測與判斷，但改革中的中國經濟除內生變量之外，更多的是依賴于行政的、非經濟因素的政策。雖然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中，政策的指揮棒常常會失靈，但強制性的手段與壟斷性的控制讓非市場化的因素不斷加大了對經濟的影響力，從而會成為經濟周期變化的主導力量，最終決定經濟運行的走勢。

中國尚未最終解決由市場自我調節的體制問題，非市場化的因素會產生人為無法控制的作用。從2009年可以最明顯看出的正是人們開始更多地關心上層的政策動向，且股市、樓市都隨著這種政策變化而漂浮。人們已不再從供求關系與投資效益上去判斷市場，而將注意力轉移到調控政策的動向上了。這恰恰說明中國的經濟是由政治周期決定的。

但愿這種政治的周期性能盡快地轉化成真正的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