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志強?！吧唐贩坎⒎侨巳速I得起”，“炒房無罪”，“房價一點也不高”，當任志強說出這些話時，必定招致眾聲反駁，甚至謾罵和攻擊。但近年來的房地產市場，卻一步步地印證了任志強的觀點。當人們正為掐頭去尾后的任式雷言大罵，房價卻正如其所言，噌噌上漲。他放出“雷言”的同時，也在不斷指責人們曲解了他的原意。是他太過狂傲，還是我們太過粗心？今天，讓我們靜下心來讀任志強。本書為任志強近三年來的在房地產領域的發言結集。其中包含保障性住房、房地產市場化、地價與房價的關系、房地產泡沫、房產投資等各個方面，言辭辛辣而鞭辟入里。他的觀點是對是錯，任你評說。

策劃：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價：39.00元

出版時間：2010年10月

目錄：

自序

第一章：商品房并非普惠式消費品

第二章：是市場化的問題嗎？

第三章：別拿日本泡沫當鏡子

第四章：地價推高房價勿庸置疑

第五章：請用數據說服我

第六章：情緒不能代替規律

第七章：何須分清幾套房？

第二章：是市場化的問題嗎？

| 還給市場定價權 |

價格是如何產生的？經濟學給出的答案是：價格是由市場確定的，價格是交易的雙方博弈的結果。

最初的農民有了多余的農作物產品，最初的獵人有了多余的皮毛或肉類，就出現了人類相互之間的交易。那時并沒有貨幣，價格是在物與物之間按各自付出的勞動和需求進行博弈而形成的。于是經濟學家們就根據這種最原始的交換方式總結出了一種現象，那就是價格是因為有市場中的交換，由交易雙方經過博弈而產生的共識。

貨幣不過是衡量不同價格的一個標準，并不直接決定勞動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但各種貨幣之間的價格會間接地影響被交換物的價格，總之，價格是由市場所決定的。

證監會在討論首次發行的股票定價問題時，在市場的定價問題上試圖用市場化的方式找到一種好辦法。但在壟斷的審批制度下，這種表面看來市場化的手段卻可能被利益集團所操縱，不如像馬云說的那樣，讓企業家與市場去博弈，選擇一個市場化的定價方式。

黃金與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價，只要不是在壟斷的條件下，就一定是一種市場博弈的結果，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包括投機因素）決定的。單純的計劃經濟缺乏博弈中的定價機制，因此價格失去了調節資源配置的功能，失去了調節土地、勞動要素的功能，失去了資本逐利的動力，失去了創新與效率的激勵，也因此失去了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之后，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揮了市場定價機制的作用。中國改革初期首先遇到的就是價格問題，不突破市場定價的難關就無法擺脫計劃經濟的約束，于是就開始有了雙軌制的價格過渡和價格闖關的試驗。實踐與歷史都證明，只有讓市場擁有定價權，經濟才能活躍與發展，因此人大多次修改了《價格法》將大多數商品的定價交給了市場。
但遺憾的是改革已經進行30年了，價格的改革卻并未徹底?！秲r格法》的解釋權讓本來定義非常清楚的條款被加上了許多約束條件，一些本應是政府指導價的商品變成了指令性定價，一些本應是市場調節價的商品變成了政府指導價或指令性、限制性價格，于是市場的價格信號作用再次失靈了。

每當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剝奪了市場的定價權之后，市場的價格信號扭曲，價值與價格嚴重背離時，經濟就一定會出現波動或下滑，市場的活力與政府“閑不住的手”的力量大小成反比；每當政府的力量加強時，市場的活力就減弱了；每當政府的干預削弱時，市場的能力就會煥發出來并推動經濟的活躍。

住房的價格分為兩類，按《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與國務院55號令①的分類，分為國有劃撥土地與商品化出讓土地，從土地性質上將建筑分為了市場化的商品部分與非市場化的保障部分。同樣《價格法》也將此分為兩類：政府所管的劃撥土地上的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定價，而出讓土地上的商品房則是市場調節價。住建部的88號令《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專門指出商品房的價格是市場調節價，不是政府指導價或政府指令性價格。

各種法律都已明確了一點，出讓土地上的商品房定價在市場而不在政府，但政府卻會用“看得見的手”來指導與指令價格。

自2003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都忘不了政府用“看得見的手”來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包括利率、信貸、土地稅收等各種手段屢戰屢敗之后，又用起了房型面積的微觀手段，再不行就干脆直接用兩限房的限制性價格來指導市場。

限價房本來就違背了市場規范的商品原則，同時違背了住建部的88號令、違背了《價格法》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但卻能冠冕堂皇地登上大雅之堂。再不行就用輿論與宣傳工具、用政府官員的講話和文件來左右市場的價格。

當供不應求時，土地的價格暴漲并推動房價上漲，就像鐵礦石的價格上漲時，鋼材的價格也隨之上漲。但供過于求時，鋼材的價格就不能不下降了，同樣當銷售下降，房地產的價格也會出現下降。這本是一種市場行為，是無可非議的，但要強調的是，這種升與降本應是市場的定價權，現在卻并非掌握在市場的手中。

投資者是根據城市發展、家庭分裂、收入增長等各種環境條件來預測市場的需求并決定投資的擴大與縮減的（就像歐佩克的減產與增產），用供求關系來平衡與博弈價格并從中獲取利潤。但中國的需求卻是在政府政策的調控手中，當市場中的需求被政策扭曲和輿論壓抑時，這種需求并不參與市場的價格博弈，于是價格的信號作用也就失靈了，博弈在任何時候向天平的一邊倒時，都不會有合理的價格。

政府曾經用土地和信貸閘門收緊的壟斷讓博弈的天平倒向了供給一方，于是整個社會都產生了對供給方的仇恨，甚至將其妖魔化。反之，如今政府又用“看得見的手”將博弈的天平一方壓向了需求方，但壓的力量強大且長久的后果最終是讓政府“看得見的手”被燒傷。當土地的收益大幅下降、國有土地資源價格暴跌、國民的財富效應暴跌時，就出現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情況。于是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反過來出臺各種政策以調節博弈的天平，來拯救自己被砸傷的腳。最終只能將商品的定價還給市場，讓市場用價格發現、用供求之間的博弈來決定價格。當然前提是政府必須放棄用“看得見的手”形成的壟斷。

兩會期間，大城市的官員在討論房價高、收入低的同時，小城市的官員們卻在抱怨房價低、市場化尚未開始、城市建設還很落后。這恰恰說明了中國660個城市發展差異巨大，僅用35~70個城市的情況來決定政策，并且是一刀切的政策以及口徑一致的輿論來影響全國的一盤棋，一定會出現許多讓人尷尬的對抗性。也因此有了中央政令不通、地方政策與中央對著干等情況的出現，讓社會失去了預期的方向，讓消費者失去了信心。

只有當價格由市場決定時，這種地區發展的差異性才能由局部市場所決定。房地產的不可移動性尤其不同于可移動性商品，更具有地方市場的特殊性。因此解決市場經濟的問題，首先要給市場以價格的選擇權。

市場經濟并非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因為市場經濟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交換不是開始于資本家，而是開始于勞動者的剩余。市場經濟是全社會、全民的產物，離開了市場經濟，任何替代方式都將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