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吳敬璉的生命只與兩個字有關—“救國”。

80年間，他的“救國”主題有過3次轉折：20歲前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科學技術迷”，信仰的是“科學救國”和“產業救國”；35歲前，他相信“革命救國”，認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讓自己的國家擺脫貧困，變得無比強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60歲前，他信奉“經濟體制救國”，堅信市場經濟將是中國變革的終極目標；而此后的他發現，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體制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目標，他成了“法治救國”的倡導者。

即便在晚年的憂慮與不安之中，吳敬璉也沒有失去他本質上的那種滿腔希望。

從顧準、孫冶方到吳敬璉一代，他們深受唯物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熏陶?！笆茈y者”顧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于上帝?！彼虼诉M而說，“歷史沒有什么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么，人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顧準的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吳敬璉，使他在認識論上確信人類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眾以及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迷茫，最終選擇理性和趨優化的道路。

吳敬璉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個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在50多年的經濟學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為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彼呐畠簠菚陨徱策@樣評論他的父親：“公眾可能認為我的父親距離決策層很近，但我不覺得他自己是這么認為的，他只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向決策者提出盡可能正確的建議，至于被不被采納，那是另外一回事?！睆谋拘远?，吳敬璉不是一個好斗的人，他同“計劃派”人士對陣作戰，與一些學者激烈辯駁—有時候還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與某些激進的網民“勢不兩立”，在這些過程中，他并沒有感到什么樂趣，甚至還因自己的反對態度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時，他又總是以建構性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問題，即便在最困難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于顛覆、樂于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為“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復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在公眾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吳敬璉的經濟理論要復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于他所情有獨鐘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復在1988年維也納“改革經濟學國際討論會”上從東歐同行那里學來的一句仿丘吉爾論民主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雹僭谶^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社會變革正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改良的特征，盡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沒有到達真正的終點，然而它確乎在質疑和搖擺中走出了一條曲線前行的道路。而這正可謂是吳敬璉式的勝利。

晚年的吳敬璉因種種言論而遭到指責，不過，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都會帶來災難》的讀書筆記中，他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同時將之與整整40年前，顧準與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聯系在了一起。

他用飽含歷史感的文字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復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樣”的問題，暴政—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回。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愿違，當“也曾相信過”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地上天堂”的顧準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后的1967年，親眼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的問題。顧準的回答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

“為什么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新的專制主義？”吳敬璉的思考答案是 — 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震蕩，“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

吳敬璉由這個結論，進而推演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

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對于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敬璉繼續說，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在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與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務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

從吳敬璉的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讀出梁啟超、鄧孝可、鄧季惺、顧準的影子。這個在病床上偷聽延安廣播的年輕人，這個在勞改隊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這個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這個在講臺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最終在偉大的改良主義傳統中找到了思想的歸宿。他和那些前輩一樣，反對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漸進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建國60年的大慶。就在9月底的《財經》雜志上，吳敬璉發表洋洋3萬言的長文《中國經濟六十年》①，回顧改革歷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進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作為60年經濟變革的目擊者、參與者及政策謀劃人之一，吳敬璉總結說：“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含后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痹诳隙ā爸袊慕洕母锶〉昧瞬恍∵M展”之后，他進而談及，新世紀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他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社會上又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現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有些領域在已對民營企業進入發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后退縮，不讓民營企業繼續經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展開了收購兼并，使這類企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

其二，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自2004年開始，“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正式的指導方針，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勛爵說：“權力易于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毙姓嗔Φ臄U張，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滯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10年來進展十分緩慢，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于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問題的實質時，吳敬璉毫不留情地認為，“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他警告說：“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P>

就這樣，吳敬璉再次擂響了改革的大鼓。戰士已經垂垂老矣，卻似乎仍有披袍再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