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波。2010年的1月，經濟學家吳敬璉迎來八十歲的壽誕。對于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八十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八十年。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上，吳敬璉之重要性在于，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吳敬璉對這個轉型國家的貢獻，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創新外，還在于他那份獨立思考、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風骨。書中，吳敬璉緩緩敘述，吳曉波奮筆記述，歷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動聲色地姍姍走近，又姍姍走遠，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在回憶者與記錄者之間穿梭，如畫卷展開。

類別：人物傳記

定價：39.00元

出版時間：2010年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目錄

緣起

第二章 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

第三章 學經濟的年輕人

第六章  顧準之死

第十章  最后的孫冶方

第十二章  為“商品經濟”翻案

第十五章   “闖關”失敗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2009年8月，行將80歲的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顧1993年的那個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他評價說，外匯改革最成功，財稅改革其次，國有企業改革再次，社會保障改革最無成效。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在早期，居于主導地位的是放權讓利的思路。

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吳敬璉就連續撰寫《改革傳統經濟體系是搞活大中型企業的根本出路》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困境與出路》兩篇論文，對現行的企業改革放權讓利思路提出了異議。

對于放權讓利，他認為，“從1956年以來一直就存在一種把舊體制的弊病歸為‘權力過分集中’，對企業‘管得過多，統得過死’，從而把改革簡單等同于‘放權讓利’的思路，根據這種思路，通過改革所要建立的經濟體系，就是所謂‘用國家計劃來配置資源，引進某些市場因素以調動地方、部門、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的體制”。而多年的實踐證明，根據這一基本思路所進行的企業改革“收效甚微”。

對于放權讓利改革中的最高形式—承包制，他認為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阻礙資源流動、阻礙結構調整”，“承包制下產權結構的安排不利于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耙虼嗽谖铱磥?，承包制只是在全面改革尚未進行的條件下，為了在指令性計劃的‘籠子’里給企業以一點活動余地的權益之計，‘改進’承包，只能使它的弊害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而不可能使它得到‘完善’?！?/P>

此外，對于政府向國有企業進行財稅、信貸上的政策傾斜，他認為這會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公平，從而直接傷害到體制外的民營企業，“這種政策實施不久，就因為非國營部門這個我國經濟中最有生氣的部分活力遭到抑制，而使整個國民經濟的衰退遷延而不得不放棄”。

當時，還有人提出用“組建企業集團”的辦法“造出大船好出洋”，讓國有企業靠規模來取勝，吳敬璉斷定這種用行政方式組織起來的大集團肯定將走回到行政性集權的老路上去，“一開始時一哄而上，爾后就會一哄而散”。

當論證了這些辦法都行不通之后，吳敬璉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我們主張在我國搞一種以法人代表公眾持股為主、個人持股為輔的股份公司，以之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微觀基礎?！?/P>

吳敬璉和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一樣，是贊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國又常常稱為“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的。但是，他對于從1986年開始在全國推行的以國有股為主，包含部分“企業股”和少量個人股，按持股比例分配董事會席位，董事會與經營班子高度重合的“股份制企業”又是不滿意的，認為這種“股份制企業”不符合現代公司的規范，也不可能有效運行。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93年，他與錢穎一合作完成《關于公司化》一文，它先是上報了中央全會寫作組，然后又發表于1993年8月24日的《經濟日報》。

在文章中，他們建議國有大中型企業應該加快進行公司化改造，就是“將現有的非公司類型的企業改組成為公司法人組織”，其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明確公司的法人性質，界定產權關系和建立“公司治理結構”。他在與外國同行的交往中，對各國大企業的企業制度知之甚詳。

吳敬璉回憶說：“當時在全會文件起草組里領導企業改革調研組的陳清泰認同我們這篇文章的觀點，便寫進了全會以前江澤民在大連國企座談會的講話中去。在全會《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便成了企業改革的新主題?！标惽逄┦巧儆械?、由企業一線晉升上來的高級官員，他曾長期擔任第二汽車制造廠廠長，1988年被評為“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1992年7月，陳清泰抽調到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當副主任，旋即出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管國企改革的副主任。他與吳敬璉一樣，認為承包制弊病很多。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現代企業制度”這個新名詞非常醒目地出現了，《決定》提出“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全會結束后的一個月，1993年12月，吳敬璉出版了國內第一部關于公司制度的專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此書一再重印，并獲得國家圖書獎。

對于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論述的國有企業改革那一部分，吳敬璉并不完全滿意，他對此是這樣評價的：“這個綜合方案中也有很大的缺陷，集中表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在1993年的那個文件中，是相當混亂的，你說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創新；混亂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現代企業制度和擴大企業自主權攪在一起，并不清晰?！?/P>

“攪在一起”的原因，還是因為理念不清及爭論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