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年20日，從“間諜門”事件中脫身出來的吳敬璉出現在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舉辦的論壇上，在深思熟慮之后，他第一次比較詳盡講述了自己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系統性看法。當時，陰霾密布，人心飄搖，連格林斯潘都認定這是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災難。人們迫切地想聽到老練的吳敬璉的聲音。

他在演講一開始就說了三句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健體強身，自求多?！?。第一句話說的是美國，第二句是中國，第三句是應對之道。

他分析說，當今的世界金融系統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美國，美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儲蓄率太低，儲蓄率從來沒超過10%，怎么維持經濟的運轉？它就利用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性大量發行美元，用這種方法借全世界的錢來投資和消費，維持一個很高的生活水平，這樣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動性泛濫。

關于中國當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災難”。他說：“現在有一個說法，沒有人想到2008年中國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突然就爆發了，在政府里面有人這樣說，經濟學家中也有人這么說，在我看來不是這樣的。這就講到了從本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樣一種增長方式一定會造成內外失衡，現在就是這兩個內外失衡碰頭了。這種增長方式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就是靠要素投入來支撐增長，另外一個特點是靠出口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惡果，使投資率不斷提高，而消費率不斷下降，而且投資的效率不斷下降，金融系統內的潛在不良資產大量積累起來。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輔之以本國貨幣貶值?！?/P>

接著，他再次重復2006年做過的分析：“1994年外匯改革之后，人民幣深度貶值，這就標志著全面轉向出口導向政策。跟其他采用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一樣，在成功執行了10多年之后，就必定會出現外匯存底的大量積累，本幣升值壓力增大，貿易摩擦加大。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實現匯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場化）機制。我們在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爭議。到2007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就超過了1萬億美元。大量的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泛濫的結果不外是三種情況一是資產價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費均價指數）上升誘發通貨膨脹，第三種情況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猛烈上升，在一開始，我們把它看成是形勢大好，后來發現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種方式管住?，F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另外企業產品出場價格指數（PPI）倒掛了，實體經濟整體蕭條，終于成了一個疑難雜癥?！?/P>

在剖析了國內外局勢后，吳敬璉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應對之道：“標就是運用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穩住市場，不要讓它崩盤，而且盡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業能夠繼續運轉，但是根本問題還是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P>

在這里，吳敬璉又回到了他一貫的主張—“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強身健體、自求多福。世界經濟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變，我們至少不要當冤大頭。自求多福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轉變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的癥結在于制度性障礙，所以要真正實現轉變就是進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礙?！?/P>

日后發生的事實表明，吳敬璉的建議并沒有成為主流意見而被政策部門采納。

10月28日，上證股指跌到1 664點，市場信心全失。從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業銀行開始大舉放貸，每月新增貸款成幾何級增長，11月新增額為4 769億元，接著是7 400億元、9 000億元、1.07萬億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萬億元天量。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個月中，新增放貸總量近8萬億元，掀起了一個至熱的投資狂潮。這些貸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國有企業所獲得，而投資方向則為鐵路、公路和各項基礎建設設施，民間戲稱“鐵公基”。在資金突然巨額放松的情況下，股票市場率先活躍起來，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國股市放量振蕩，一掃前期低迷，增幅為全球第一。房地產的表現更是驚人，它以出人預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賣相繼創出令人瞠目結舌的“地王”價格。

在中國的投資熱浪拉動下，全球的能源價格也立即上彈，鐵礦石、石油和有色金屬等價格扶搖直上。在很多人看來，在哀鴻遍野的金融危機籠罩下，中國經濟再一次“奇跡”般地率先沖出了危機。

對于這樣的景象，吳敬璉并無喜色。在他看來，有兩個問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觀手段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邊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2004年那次宏觀調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終呈現為三個特點；第一，“宏觀調控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政策主軸，“看得見的手”變得越來越強大；第二，經濟增長主要倚靠巨量投資，而不是著力于轉變增長模式和產業升級；第三，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中央企業得到偏執性的扶持，民營企業被邊緣化。

在金融危機最動蕩的時刻，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拯救經濟，連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將一些陷入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化，由此，國內經濟界再次出現國家主義思潮強勁回歸的跡象。2009年3月3日，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兩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自由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范圍內進行的，這并不意味著有哪一個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去。即使他們支持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那也只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制度安排。20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提示我們：在市場制度范圍內，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運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確定?！?/P>

進而，他將筆觸回到了對當前政策的反思上：“我們還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于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P>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創新論壇”上，吳敬璉在演講中批評說，4萬億經濟方案，實際上打壓了民營企業，不僅沒有起到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還產生了擠出效應，產生了“國進民退”。他引用調查數據說，70%以上新的技術創新都出自小企業?！叭绻覀儫嵝挠趧撔碌脑?，一定要幫助小企業上來，給他們信心?！?/P>

除了對宏觀調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吳敬璉的另外一個擔憂是，如何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所預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會形成“空前繁榮”，然后接著就是資產（房地產、股票）泡沫和通貨膨脹生成。如果體制性矛盾無一得到解決，新的、更大的危機將會如影隨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問卷答案中寫道：“目前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對我國經濟近年來困難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見把困難成因歸結為以美國金融泡沫的崩潰和由此導致的中國企業出口訂單的減少，認為我們只要用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創造足夠的需求，來維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待到西方國家經濟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國經濟就可以全面復蘇?！?/P>

面對上述意見，吳敬璉認為“不符合實際”。他仍然堅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論壇上所給出的結論，認為是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及中國經濟粗放增長模式相互作用的結果。接著，他對兩個非常流行的觀點進行了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