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波。2010年的1月，經濟學家吳敬璉迎來八十歲的壽誕。對于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八十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八十年。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上，吳敬璉之重要性在于，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吳敬璉對這個轉型國家的貢獻，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創新外，還在于他那份獨立思考、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風骨。書中，吳敬璉緩緩敘述，吳曉波奮筆記述，歷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動聲色地姍姍走近，又姍姍走遠，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在回憶者與記錄者之間穿梭，如畫卷展開。

類別：人物傳記

定價：39.00元

出版時間：2010年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目錄

緣起

第二章  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

第三章  學經濟的年輕人

第六章  顧準之死

第十章  最后的孫冶方

第十二章  為“商品經濟”翻案

第十五章   “闖關”失敗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

第二十三章  對泡沫破滅的預言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第六章

顧準之死

從明港回北京的火車上，7連2排的負責人找吳敬璉談話，宣布他還在“被審查”，只能待在學部大院里，不得回家。整個學部有69個沒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這時候，與丈夫分別了近3年的周南表現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連的軍宣隊政委，問：“吳敬璉到底有什么問題，他是‘反革命’嗎？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劃清界限，但是你們得拿出證據，如果不是，家里有兩個孩子，還要搬家，請你們讓他回家?！闭療o言以對。第二天，吳敬璉宣布“自我解放”，徑自回家去了。軍宣隊的領導很氣憤，在學部的會議上說，這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不過，政治環境畢竟已經大變，倒也沒有人真的去把吳敬璉抓回來。

盡管回到了北京，經濟所的正常工作并沒有恢復，仍是一地雞毛。吳敬璉又回到對社會歷史的鉆研中去，為了補習英語，他開始讀英文版《羅馬帝國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頁，每天讀50頁，雷打不動。

可憐的顧準無家可歸，他的子女都與他劃清了界限，約定“生不再見，死不相別”。更可悲的是，他的母親已年過九旬，十余年未見，雖然現在身處同城，近在咫尺，卻也還是不得見面。他只能住在學部大院的一個斗室中，每天清晨，背著一只軍用書包，內揣兩個冷饅頭，去北京圖書館讀書，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他常常劇烈地咳嗽，痰中帶血，卻也并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臘城邦制度》一書的寫作之中。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于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

按吳敬璉的看法，晚年顧準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的天問時，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會經由某一路徑轉化為“保守、反動的專制主義”。

在近當代世界政治史上，這一路徑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顧準看來，革命是對現狀的破壞，它不可能獲得經驗性支持，只能通過對未來至善的想象、對烏托邦的渴望進行社會動員，爭取群眾參加，所以，革命理想主義者“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對于群眾來說，“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這當然是極具感召力的?！懊慨敶蟾锩鼤r期，飄揚的旗幟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義雖然不科學，它的出現，它起的作用，卻是科學的”。在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終極目的”都是革命動員的強大依據。

然而接下來，顧準發現，作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終極目的”的設定是危險的。因為—“終極目的”是一元的，邏輯地包含著權威主義和專制主義。革命家們自以為掌握著真理，承擔著“建立天國”的重任，把“終極目的”當做當前最高目的，并為此而拒絕、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間環節和近期目標都當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競爭力的所謂“異端邪說”，肆意破壞日常生活，踐踏公民權利，實行專政?！八勾罅质菤埍┑?，不過也許他并不是100%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誰掌握“終極目的”并無客觀標準，只能以權力大小來判斷，極易導向領袖迷信、個人崇拜，把一個具體的人塑造成領會歷史秘密、體現總體意志的神。由這樣的邏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終極目的”必然經過手段向目的轉化，它被構想出來是為了動員革命、引領群眾，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運用的過程中它衍變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執。

在經歷了多年孤獨而痛苦的鉆研和思考后，顧準堅定地寫下了這段文字：“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P>

日后的研究者們認為，就是在這種充滿了辯證、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顧準終結了所謂的“終極目的”，從而解放出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精神，主旨是承認人對于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無止境，“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其次，科學精神是多元論的另一種說法，否定了絕對真理，否認有什么“第一因”、“終極目的”，尊重各種思想都是歷史的一個階段，是人類認識的某一方面，從唯物論到唯心論，從經驗主義到理想主義，都對改變人類狀況有過貢獻，但都不是至高的、終極的，它們的命運取決于它們各自在相互交鋒和斗爭中的結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學上的一元論對應與政治上的獨斷主義、權威主義；多元論對應于民主和自由，它讓每個人都有表達意愿的權利?！懊裰魇桥c不斷進步聯系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的?！雹?/P>

顧準的這些思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對正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現實性反思，更是對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體制的終結性控訴，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發出逼人的光芒。歷史學家朱學勤因而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在1949年之后已經漸漸銷聲匿跡，并且名聲掃地。但顧準憑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為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擠’出了一道門縫”。這位早年信奉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在歷經劫波之后脫胎換骨，回歸為一個理性、信奉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追求和坎坷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文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ános Kornai）正在寫他批判蘇聯模式的巨著《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正因他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帷幕。

每隔一兩周吳敬璉與顧準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與見聞，他們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擴大，趙人偉、周叔蓮和張曙光等都加入了進來。吳敬璉對西方經濟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進到中世紀和近代階段，古今對照，他越來越感覺到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他在口述史中說：“在息縣和明港，我們的討論還比較粗略，主要是關于希臘和羅馬制度，以及儒法之爭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現實多了，我們發現，世界近現代社會主要有兩大思潮，一是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改良主義道路；一是革命專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為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到這里，中國問題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上Ш髞眍櫆仕懒?，而我則繼續往前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