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層與學界對現狀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通貨膨脹的判斷有所不同。在當時，物價處在半管半放狀態，物價上漲的威脅加重了，就用行政限價來對付，過量的貨幣大部分不能由物價上漲沖銷，成為“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并導致物價體系新的扭曲。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即便在物價持續上升的1987年，統計所得的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也只上漲了7.3%。但事實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計劃價格被限制住了，議價部分則價格猛漲，“雙軌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如果對這一現狀沒有清醒的認識，任何決策都可能被誤導。

9月，由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的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向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報告，據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的情況表明，“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時間，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度毡窘洕侣劇穲蟮懒艘粋€很夸張的案例，在南京，1 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薄督洕請蟆诽岢隽恕肮俚沟渿摗?，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據吳敬璉回憶，“其實當時民間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所謂‘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又增加621億元，貨幣增發236億元，在投資過熱的情況下，物價逐漸呈現難以控制的態勢，豬肉、鋼材、煤炭等原材料價格開始上漲。而在物價飛漲的同時，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企業虧損報賬已達400億元，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于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現了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的景象。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
根據吳敬璉的回憶，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前后，理論界曾發生過一次關于通貨膨脹的爭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橋、馬賓、吳敬璉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均認為，通脹已成當前經濟的“最大敵人”，必須著手治理。而厲以寧以及國家體改委所屬的體改所的一些學者則持相反觀點，決策層也持后一種意見。198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改歷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專講宏觀經濟問題。文件指出，“1987年實現了有效益的增長，速度高而無通貨膨脹的危險”、“對物價問題要進行科學的分析”。當時的決策層認定，當前物價問題的焦點在食品，而不是別的東西。而食品價格之所以上漲，說到底是因為供給不足。在《中國當代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寫道：領導上惑于“通貨膨脹無害論”的觀點，仍然認為1987年的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只是由于農業生產的局部問題。

但是，吳敬璉仍然沒有退縮。1988年4月26日，吳敬璉和他的助手李劍閣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寫了一份研究報告，題目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文中，他們重申了吳在1985年就提出過的“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政策主張，也就是說，進行價格改革勢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貨幣”的情況下，價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們認為，在當前這種情況下，用價格管制的辦法是難以維持的。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邦德國和日本的經驗來看，“管住貨幣，放開價格”是“唯一可能獲得成功的選擇”。價格改革適時推出雖然艱險，舍此卻別無他途，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困難和風險會越來越大。因此，他們寫道，價格改革這個關“早晚要過，遲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貴在當機立斷”。然而，他們的論述重點還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貨幣。他們指出，在多數人認識到價格改革既不能繞過，也不宜推遲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會增大，即領導層在不改變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條件下做出積極推進價格改革的決策。但是，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選擇，因為在需求膨脹和待實現購買力大量積累的情況下，對價格作較大的調整和放開部分產品的價格，有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在研究報告中，他們還列舉南斯拉夫幾次價格改革的案例，說明由于沒有改變導致需求膨脹的經濟體制和沒有采取反膨脹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果都因物價暴漲超過了社會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終止改革，重新凍結物價”。

吳敬璉們的觀點仍然沒有得到最高層的采納。僅僅幾個月以后，他們所描述的場景就在中國出現了。

1988年4月，全國七屆人大召開，原國務院主要負責人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①，李鵬出任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領導發生了突然的變化。時任總書記提出啟動物價“闖關”。

“闖關”的意思是，在短期內迅速理順紊亂的價格體系，從而讓經濟運行趨于正常。由于體制內外落差很大，價格一并軌，勢必會導致物價在一定時期內的上漲，所以，這是一個兇險的“關”，而且必須以“闖”的方式才可能順利通過。

這是一個有著巨大風險和爭議的經濟決策。

吳敬璉日后分析，根據決定“闖關”的領導人當時的講話，他之所以下決心“闖關”，是為了消除“雙軌制”所滋生的腐敗現象。而在做決策時，對通貨膨脹的危險性估計不足。吳敬璉認為，這一判斷是導致“物價闖關”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來發生的事實，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為混亂和令人嘆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制定了物價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時間把物價放開。為此，國務院建立了物價委員會，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會閉幕的5月19日，新華社向全國發表通電稱，“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動，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以此為標志，打響了啟動“物價闖關”的信號彈。

也是在5月19日這一天，鄧小平接見一批前來北京參加一個國際經濟討論會的外賓。他在講話中提出改革也要過五關斬六將，過價格這一關很不容易，“但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十全十美的方針、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我總是告訴我的同志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談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國家銀行行長應和說：“這叫做長痛不如短痛?！编囆∑秸f：“你說得對，長痛不如短痛?！辈贿^，鄧小平接見外賓時的這段講話在當時并沒有發表。①

5月25日至27日，時任總書記召集中央10多個部委的領導人開會，商議價格改革事宜，與會者中有兩位經濟學家，是劉國光和吳敬璉。會上，各部委領導都同意立即進行“物價闖關”。劉國光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由于連續幾年的物價上漲，民眾的通貨膨脹預期正在形成，年初開始，各地已經發生了零星的搶購風潮，如果立即進行價格改革，勢必促使通貨膨脹預期完全形成和爆發全面的搶購風潮，所以，應當先用一兩年時間治理好經濟環境，再來進行價格改革?？倳泴獾囊庖姴灰詾槿?，他說，你們這些經濟學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為高速度一定會有高通脹，要求先治理環境，再放開價格。他援引韓國的經驗說，韓國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時間差”，實踐證明這是成功的經驗。

吳敬璉覺得總書記所講的道理不對，也加入了爭論。他說，劉國光所說的基本道理是對的。打“時間差”要以居民還存在貨幣幻覺、沒有形成通貨膨脹預期為前提，這時多發票子他們不會馬上作出反應。但是，4月份開始已經出現了儲蓄負增長和零星搶購，所以，在這種宏觀情況下實施激進的價格改革方案，可能會使通脹預期完全形成并出現銀行擠兌和恐慌搶購。至于韓國，樸正熙搞“重化工業運動”以為打“時間差”是個好主意，結果造成嚴重通貨膨脹，政局動蕩，樸正熙的命都送掉了，這種教訓不能不汲取。領導也不同意吳敬璉的意見。于是，兩位學者與領導之間發生激烈的辯論，以至于爭得臉紅脖子粗，10多位部長們在一旁面面相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