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闖關”失敗

后世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改革史時，常常會一再地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際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中央經濟政策的突然轉向？
“突然轉向”的中央政策有兩個：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變了上一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的從緊宏觀政策，開始大規模放貸；二是在10月，突然放棄了8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財經工作小組批準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轉而以企業改革為主線。①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是這樣記錄的：“按照中國政府的原定計劃，1986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是繼續穩定經濟，以便迎接1987年開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跡象，2月份還出現了GDP的零增長。這時，政府領導決定放松對銀行貸款的控制，結果從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貨幣供應迅速擴張?！彼诳谑鍪分羞€回憶了一個細節：2月下旬，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改革工作討論會，國務院負責人坐下以后就說，現在增長速度降下來了，預報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們把貸款抽得太緊了。在座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爭辯了幾句說，不是這個原因，根據我們的調查，是煤電油的供應和運輸跟不上導致的。負責人不高興了，說，煤電油總是緊張的，為什么速度降到這么低呢？我看就是你們頭寸控制太緊了。這時，劉鴻儒走出會議室，過了一會兒回來，他報告說，我已經和陳慕華行長打過電話了，我們馬上發電報，放松貸款控制。

薛暮橋在回憶錄里是這樣回憶的：由于在1985年年底實施了信貸緊縮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遇到困難，由于大量基建項目已經上馬，原材料、能源供應更趨緊張，同時信貸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資產投資，企業流動資金變得奇缺，結果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顯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長4.4%。許多地方和企業紛紛強烈要求放松信貸，叫得很厲害。同時一些年輕同志大聲驚呼經濟“滑坡”了，說“雙緊政策”破壞了剛剛開始的經濟起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改變了執行半年的從緊政策，開始大量放貸，剛剛壓抑下去的通貨膨脹勢頭卷土重來。

在經濟學家中，馬洪、薛暮橋、劉國光和吳敬璉等人認為，速度下降本來是抑制經濟過熱時出現的暫時現象，用不著驚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薛暮橋發言說，資金緊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錢都投到固定資產上去了，流動資金不足，可通過發展銀行業務，把沉淀的貨幣吸收上來，就可促使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正常運行，但是切不可放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在信貸的水閘被打開之后，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的執行難度其實就已經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橋又寫信給國務院負責人，提出“嚴格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從而理順經濟關系的成敗的關鍵”。吳敬璉后來回憶說，薛的這封信是由他親手送到國務院負責人辦公室的。但是，不久就傳來消息，薛的意見被認為是“陳舊的”，已經落伍，缺乏新意。

信貸一放松，頓時出現“一放就亂”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猛增477億元，增發貨幣231億元，同比都增長了20%左右。1986年10月，吳敬璉在一份題為《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的分析報告中憂心忡忡地寫道：針對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從體制改革的戰略改進上尋找出路，而是沿著所謂“投資增一點，銀根松一點，稅收減一點，獎金加一點”這種老路子走下去，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將產生極其不利的深遠影響。

不過，這種聲音仍然未被采納。

吳敬璉等人所期望的整體性改革，勢必會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調整，在過熱的經濟環境中，調整的難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會被認為是要“遏制經濟發展”。因此，整體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棄，改革的主戰場轉向企業改革，在股份制試點受挫的情況下，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干”、“外貿大包干”、“信貸切塊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在吳敬璉看來，這是回到了維持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補來改善國有部門的運行狀況。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中央宣布將在當年秋天召開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新的中央領導人因此要求各咨詢機構總結1978年以來的經濟建設和改革的經驗。吳敬璉執筆完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經驗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著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必須經常保持運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他寫道，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俺峙洹蓖俺咚佟被ハ啻龠M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一份研究報告雖然總體上得到肯定，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說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悅，因為在他們看來，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這種現象。

到1987年的第二個季度，馬洪、吳敬璉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認為經濟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險情，要求進行宏觀控制，堅決制止通貨膨脹的發生。據現有資料，在4月3日的一次會議上，馬洪匯報說，不少同志認為，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相當程度的過渡性癥狀。這些癥狀集中表現為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勢很猛，數量很大，必須采取有效的緩解和對應措施，以避免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馬洪的發言還沒有結束，就被中央領導人打斷，他發了脾氣，指責馬洪用老觀點分析新形勢，把經濟形勢描寫得“險象環生”，說成“大事不好”，“存在驚慌失措和悲觀情緒”，并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后不要再用了。在過往多次政治運動中吃足了苦頭的馬洪此時也“知難而退”，會后，他寫了一封帶有檢討意思的短信，表示擁護領導會上對驚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傾向的批評，并表示“關于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我們研究不夠，提法上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