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重新回到2003年，張維迎是否會一如當初，在被任命為校長助理后不久，分工協助人事工作的第三天就提交一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如果他料到自己會被卷入一場巨大的爭議，甚至被視為北大的“叛徒”，預見到次年因此無緣北大的領導班子，他是否還會這樣做？

張維迎說，不能這樣假設。如果都知道了當時會遇到什么情況，還說會這樣做，那就是騙人。

這是2025年11月下旬的一天。與2003年相比，坐在我們面前的張維迎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錯，發型幾乎和過去一樣，花白的頭發好似歲月的暗示。

此時，距離那場風波已經過去了22年。當我們試圖跟張維迎爭辯北大教改是不是一次失敗的改革時，他堅決地說：“我要糾正，你可以說我失敗了，改革沒失敗?！?/p>

66歲的張維迎不改鄉音，操一口陜北味兒的普通話。他解釋，原國家體改委的一位老領導曾經說，在中國，干事不當官，當官不干事。成功不成功，看你從什么角度看。

從做事的角度，張維迎是成功的；從做官的角度，可能是不成功的。人的追求不一樣——道理誰都明白。問題是，道理明白，不同的人做事方式仍然不一樣。

一

2003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三年。后來人們相信，中國正是在此時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行階段。一季度9.9%的經濟增長率令人振奮，房價蠢蠢欲動。雖然“非典”疫情在二季度砸了一個大坑，也沒有改變整個經濟上行的軌跡。這一年快要結束的時候，經濟學家激辯的是：中國經濟是否過熱。

這一年張維迎44歲。這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九個年頭。這位經濟學者少年成名。1983年就發表了《為錢正名》，1984年4月，他在《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政策建議，為他贏得了更大的名聲。大學畢業后，張維迎曾短暫地加入政府智囊機構，此后遠赴英倫，在牛津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

1994年，張維迎回國。他和林毅夫、易綱、海聞等人一起發起創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就是后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創辦CCER，某種意義上就是想改變中國經濟學的教育和研究體制。1999年1月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換屆，校領導在沒有找他談話的情況下，任命他為第一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厲以寧教授，第一副院長主持日常工作。

后來張維迎說，這對他來說是個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認真地做。他提出了一整套設想，包括大刀闊斧地改革、引進人才。

以校長助理的身份提交改革方案的時候，張維迎在光華的改革已經搞了三年。他說，那時候還是有一種改革的氛圍。當時北大每年寒暑假各有一次戰略研討會，專門研究北大的發展戰略問題和要做的事。國家也在談學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問題。北大做得好壞關系到整個國家，所以他覺得北大應該帶個頭?！拔揖推鸩萘艘粋€書面的東西提交上去，基本上大家認同度還比較高，覺得就應該這么干?！?/p>

這是2003年的1月。在張維迎的設想中，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兩條：破除近親繁殖，實行不升即走。北大人事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隨后成立，張維迎負責起草改革文件。本來這些文件都是學校開會討論，但開學的時候正好趕上非典疫情，改為發郵件征求意見，有人把它掛到了網上?！叭缓缶驼ㄥ伭恕?。

張維迎知道肯定會有反對，但沒有想到會引起軒然大波——所有的東西沒有超出他在光華做的事情，包括指導思想和具體方案。他承認，在光華時就有人反對，甚至鬧得很大。到了北大層面，加上網絡的放大，這場“教改風波”成了公共事件。

一時間，張維迎成了北大的“叛徒”。他后來說，當時對他的批評比他的觀點還要流行。一些評論認為，張維迎是在用企業的邏輯改造大學，他在毀掉北大。

回顧過往，張維迎說：“反對的聲音很大，但是我不認為在人數上占優勢?！蓖ǔ５那闆r是，擁護的人私下說，反對的人公開講，所以信號是不對稱的——這種事誰也不愿得罪人，“和稀泥”的人比較多。

此后改革方案兩次修訂，在2004年，正式發文實施。在一些評論者眼中，這份幾經妥協的最終方案意味著改革的失敗。

張維迎不這么認為。他說，改革沒有失敗?；镜脑瓌t、理念和方法都已經落實了，只是做得低調了，有些方面多了靈活性。以后北大招人真不一樣了，現在已經完全達到他當時提出的標準，也沒有“評職稱季節”了?！叭绻磥硪獙憵v史的話，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都是一次很重要的改革。成功不成功是隨著時間來看的?！?/p>

次年，校黨委換屆選舉，張維迎的票數是倒數第一。他說他不在乎，“當然我也沒想到結果那么慘，居然倒數第一”。2010年12月，光華管理學院領導班子調整，他卸任院長職務。去職之后的張維迎回了一趟莫干山，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一句：“當年山上喚改革，此回上山改革難?！?/p>

2004年3月，張維迎出版了《大學的邏輯》，他說他不愿意讓沒有邏輯的觀點流行。他寫道：我們的大學并不具有一個能夠激發人的創造力、鼓勵公平競爭、形成學術爭鳴的學術環境。當學術氛圍不能達到一個“臨界值”的時候，天才也會被扼殺。如果我們今天不改革，二三十年后北大仍然成不了世界一流的大學，我們將難辭其咎。

二

2004年8月上旬，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郎咸平指責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在收購科龍等國企的過程中，以各種手段蠶食國有資產，進而質疑當時盛行的MBO（管理層收購）模式，認為這種做法是在瓜分國家財富。

 “郎顧之爭”迅速上升為一場有關國企產權改革問題的大辯論。至少有幾十位知名的經濟學家參與了論戰，其中也包括張維迎的同事周其仁。

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時增設了國務院國資委。這場辯論自然引起了決策部門的關注。2004年末，國資委明確，大型國有企業不許搞MBO，中小企業可以探索，但須在國資委出臺規范文件后。觀察者認為，“郎顧之爭”的影響是，國企產權改革地方層面的實踐一度遲滯；也有論者相信，這讓人們對產權改革路徑和程序的公開透明有了更深的理解。

時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的張維迎是最早加入“戰團”的經濟學家之一。當年8月下旬，他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說，國有企業改革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這不是出自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他強調“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經為社會做出過貢獻的優秀的人，一定要強調國企改革的“時間價值”。

2004年的張維迎

回顧過往，張維迎說，自己與顧雛軍并沒有交往?！暗矣X得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涉及國家前途的問題。作為學者還假裝沒事，任何話都不說，好像也不對”。

張維迎曾說，在這幾十年中，聽到最多的勸告就是：“維迎，你說話注意點，小心點?！辈贿^他注定是那個不聽勸的人。原因在于，他相信爭論是有幫助的——如果沒有辦法徹底扭轉它，但是至少還可以制造一些后退的摩擦力。他說，任何一個組織如果只有一種聲音，最后就要出問題了。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張維迎意識到了社會情緒的某種變化。他曾經買了幾十本勒龐的《烏合之眾》送給身邊的朋友，他意識到，理性在狂熱的情緒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2011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整個國家的氣質在發生變化”。站在2025年回望那時的感覺，他解釋：我們人類深層的思維就兩種，一種是零和博弈思維，一種是正和博弈思維，零和博弈思維是人類數萬年演化出來的。截至今天，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問題上仍然是零和博弈思維，所以有一個詞叫作Folk Economics——民間經濟學，就是民間的、大部分人的思維，這種思維就是民粹。

 “在任何情況下，你只要煽呼這些事，就可能拿到足夠的聲望或者支持。所以從當時來說，某種程度上也是責任心。作為學者你不能去爭寵。既不能爭‘上面’的寵，也不能爭‘下面’的寵?！?/p>

張維迎也感受到了社會對自己接受度的變化——1983年開始，他就面對很多爭議。但張維迎認為，那時候對他的觀點，比如《為錢正名》，民間是支持和認可的，雖然有關部門一度要求學校對還是研究生的張維迎進行處理。在張維迎眼中，2004年是一個分叉點?！跋鄬碚f，之前沒人罵我，2004年后，內外部聯系起來了，各種污名化的東西就出來了?！?/p>

但是他說，面對瘋狂的輿論，必須有相當的信仰和膽量——光有信仰還不夠。膽量就是“你要把自己說出去”。

三  

2016年11月9日，北大國發院致福軒，一場事先邀約的產業政策大辯論在這里舉行。辯論的雙方是張維迎和林毅夫。

張維迎和林毅夫當時均任教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他們同是這家機構最早的創始人之一。作為學者，他們都曾在海外接受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也長期在一線擔任教學研究任務，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

這一天，北京被霧霾籠罩。在這場3個小時的辯論開始前，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的消息不斷刷屏。

招牌式的溫厚笑容，臺灣腔的普通話，白襯衣外罩一件深色西裝，辯論場內的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儒雅平和。林毅夫相信，大部分時間他是被誤解的，他歸因于傳播過程中的刻板化和卡通化，“有些說是我講的話，我都不相信是我說的”。他說，張維迎誤解了我。這些誤解包括對產業政策的理解，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企業家精神的看待等。

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闡釋著產業政策的必要性：“我還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實現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還能夠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p>

張維迎保持了“批判者”的一貫犀利?！傲忠惴颉容^優勢戰略理論’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林毅夫‘增長甄別法’的謬誤”。當PPT上出現這樣的標題時，會場一片笑聲。

張維迎回憶說，在那之前，他和林毅夫在不同的場合分別談到了產業政策問題，但并非面對面地討論。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同事說，要不然你們公開辯論一場吧，兩個人都同意了。

張維迎說，他和林毅夫的分歧是經濟學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范式，他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范式。時至今日，張維迎還是認為，在辯論當中自己提出的所有理論的邏輯和事實，林毅夫沒有辦法去反駁。

 “我是積極反駁他的。但是確實誰都說服不了誰，他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他?！彼赃@個辯論是為了社會，不是為了自己。如果是為了自己，可以兩個人坐下來討論，張維迎說。

這可能是新世紀以來，最后一場有這么多經濟學者參與的公共政策大辯論。

從那時起到現在，事情有了新的變化。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等領域的領先被看作是產業政策之功，而美國也正在以產業政策的方式推動制造業回流并試圖維護其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優勢地位。

張維迎的質疑是，美國也搞就證明你是對的么？

張維迎更愿意將中國在光伏、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領先理解為企業家精神的產物。 

企業家精神是個人的，每個人認識不一樣，所以人類不會犯災難性的錯誤。因為你犯我就不犯，你不可能跟我一樣。一旦從上到下指定，就“齊步走”了，所以必須讓基層發力。

他說：“人類的進步和經濟增長都要靠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就是人的創造力，重要的是如何讓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發揮出來?！?/p>

我們能指導世界的只是理念。張維迎引用一篇文章中的話說：你在黃昏行走，如果有一座斷頭橋的話，它給你帶來的比沒橋還危險。你以為橋是完整的，結果掉下去死了。我們所有的這些理論全是斷頭橋。

在那場辯論結束時，時任北京大學國發院副院長、辯論主持人黃益平說，今后若干年，是政府干預還是自由市場？是凱恩斯還是哈耶克？是林毅夫還是張維迎？這樣的爭論想必還會在中國響起。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序言中寫道，“歷史是真正的詩人和戲劇家，任何人都別想超越它?！?/p>

這個總結，今天依然適用。

四  

2025年12月20日，北京。張維迎出現在一場對話的現場。對話嘉賓是哲學家陳嘉映和周濂，主題是《后真相時代如何看待真》。這是辛莊企業家精神大課堂的第十五期?，F場的參與者主要是辛莊課堂的學員。

張維迎身著深色西裝，沒打領帶。作為點評嘉賓，張維迎說，這是辛莊課堂第一次邀請到哲學家。對于論題本身，他的判斷是，如果有真相的話，我們距離真相是越來越近了，而非越來越遠了。

辛莊課堂是張維迎和企業家黃怒波共同發起成立的，教學基地就設在張維迎的老家，陜西吳堡辛莊村。從2021年5月招收第一批學員至今，已經有五期來自各行業的150名學員完成了學業。目前，第六期學員的招生也已近尾聲。

張維迎擔任辛莊課堂的學術總導師，他會給每一個班授課。張維迎承認，做這件事有家鄉情結在，比如可以讓鄉親的生活有一些改善，但更多的是傳播一種觀念。

張維迎說自己也沒有能力培養企業家，“我只是說，觀念就像一個小火苗在那兒，你在漫漫長夜當中尋找，你覺得很絕望，如果你看到一個火苗，看到有一個亮的地方，你就覺得有希望了”。

張維迎近照

張維迎第一次寫文章談企業家是在1984年，文章的題目是《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那時候，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在中國還多少是一個有些禁忌的詞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主流敘事中沒有企業家的位置。

不過企業家主題一直伴隨著張維迎的學術研究。1989年，他和盛斌合作出版了《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20世紀90年代他到牛津大學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資本雇傭勞動”。1995年，他出版了《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

2022年，張維迎出版了《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差不多同一時期，他說過這樣的話：我研究企業家30多年將近40年，但是只有最近幾年我才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么。

辛莊課堂開的不是講授技術性的課，課程設置圍繞企業家精神和人文情懷，科技、心理學、美學、哲學和歷史等方面的課程都有。張維迎說，它的獨特性在于，在窮的山溝里面，仍然可以舉個小火把，那是讓企業家精神永遠閃亮的一個地方。

他自問自答：你不做這個事和做這個事有什么不一樣？我認為還是有不一樣的。

五

一場大風過后，北京藍天重現，冬日的陽光打在窗玻璃上。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21世紀的第一個25年即將過去。在冬奧村的一個茶樓里，張維迎講述一個經濟學者的心路歷程，自己感受到的家國變化。他的笑容溫厚，眼里有光，言辭誠懇而熱切。

我們問張維迎：還相信邏輯的力量嗎？

張維迎說：只能這樣講，你相信能堅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邏輯，彼此在碰撞。我們人類遠比任何一個理論都要復雜，但是恰恰因為其復雜才有意義。我覺得我講的是有道理和邏輯性的，它總會說服一部分人。我沒法讓胡說八道的人閉嘴，但是至少可以讓他不那么囂張。

如果說我前20年是在推動一些變化，后20年做的事情就是這些。人性丑惡的東西很多，不是好人就有好報。一個制度也一樣，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就容易維持。如果好制度那么容易取勝，就不用人奮斗了。正是因為它的產生和維持太艱難，所以才要我們為之努力。市場經濟也是這樣的，你得到好處了也不會感謝它，你還老看到它的壞處，在沒有它之前，你也不知道它有啥好。罵市場的人，往往是在市場中得到最大好處的人。

我們問張維迎：如果可以回到從前，會改變什么？

張維迎說：我們所有的決策都是在面對很多“不知道”的情況下做出的，因為所有的決策都是面向未來的。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所以沒辦法說“退回到那時候，知道所有后果時，你會怎么做？”，因為其實永遠退不回去。

企業家的決策本身就是這樣，所以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成為企業家。面對未來，你有猜，你有想象。能看到別人看不見的、不存在的，并且能做出來，這是少數人。

我們問張維迎：對未來是樂觀還是悲觀？

張維迎說：事在人為。我不是想當然地樂觀或悲觀，依賴于人的努力。這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些人做了一些與眾不同的事。

我們未來生活在什么樣的制度和環境下，依賴于我們做什么；我們做什么有賴于我們想什么。人類最偉大之處在于我們可以改變。所以我說，世界不僅是不確定的，更是未定的。不確定是什么意思，更多是說知識不夠，不知道而已，但實際上是確定的。就像受精卵，基因決定了他未來會長成啥樣，只是眼前不知道。但未定不一樣，未定就是沒定，這也是人可以大有作為的原因。

我生在1959年，趕上三年困難時期，上學趕上“文革”，大家都覺得是最慘的一代。結果呢？趕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們成了最幸運的一代。

所以我不用樂觀和悲觀去定義，因為我真的相信事在人為，沒有絕對注定如此的命運。路徑依賴？有的，但是不是路徑決定，不要以為路徑依賴就路徑決定了，過去就將未來安頓好了?！耙蕾嚒笔钦f有關系，但是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十字路口——歷史永遠在十字路口，過了這個十字路口還有下一個十字路口，總是在十字路口。

所以每個時間點的轉變都不晚，這樣看我還是樂觀的。但是我不是歷史決定論似的樂觀。

我們問張維迎：該怎樣理解這25年？

張維迎說：這25年是最好的學習過程，無論是你對人性的了解、對社會的理解還是對命運的掌控，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你覺得你該做什么?；仡^來看，我幾十年就是這個命——改變人的觀念，傳播我認為對的觀念。從《為錢正名》開始，就這么一路走下來。

我也不太喜歡宏大敘事——不是說不需要，只是我不擅長。不論一個人有多對，他知道自己的所知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都是謙卑的——我是古典自由主義者。

（作者 文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