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時間與實踐

“時間非常有力量?！?/p>

坐在位于朗園station單向空間的辦公室里，許知遠反復談起了“時間”。這里確實是一個談論“時間”的好場所——三面墻壁都是書架，上面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有中文也有外文書，有薄有厚，參差交錯，仿佛筑成了另一層堅實的墻壁，它們都是經過時間淘洗、沉淀下來的產物。在4年前的一次采訪中，鏡頭前的許知遠突然指著身后的書架說：“看到書我總是很興奮，因為它是我如此熟悉的一個世界?！?/p>

“書會給我帶來最持久的安全感?！痹诤荛L一段時間里，許知遠的全部生活都被書本包圍，生活在書籍的世界與時間中。2001年，新世紀的開端，25歲的許知遠出版了第一本書《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彼時，他帶著強烈的啟蒙者思維，“更相信觀念本身”，并且相信以觀念為武器，可以用來描述和評判時代。

但隨著時間推移，他意識到“觀念是鑲嵌在一個非常多元的、具體的語境之中的，甚至觀念也不存在絕對的價值”。觀念屬于具體的歷史情境，“這個觀念可能來自尼采，那個觀念來自杜威，但他們的觀念都不是絕對的，而是在他們所面臨的語境下——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或者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才產生意義。那么在此刻的中國，我們該運用怎樣的觀念？或者說在中國的語境里，觀念又要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個變化跟我們的自身經驗有什么關系？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p>

從出版《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到此時，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許知遠正從時代的“旁觀者”走向“實踐者”。對他而言，作為曾經的媒體人，他需要站在一個客觀、獨立的角度，以抽離的視角看待時代變化。那種超然固然也有美好之處，但是越來越無法滿足他對自我的追問：自己到底相信什么？自己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這需要更多的實踐去檢驗，然后去修正。

（2000年前后的許知遠 受訪者供圖）

2005年，許知遠及一道媒體同仁，創辦了“單向街圖書館”，名字取自德國思想家?本雅明的著作?《單向街》，旨在“通過書籍、沙龍、媒體等形式構建一個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場域”，這是如今單向空間的前身。

2016年，單向空間與視頻平臺聯合出品了訪談節目《十三邀》。許知遠作為主持人，對話了諸如李安、白先勇、蔡瀾、羅振宇等各行業翹楚，許知遠也由此從讀者圈走入大眾視野，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公眾人物”。

此后，《十三邀》持續了八季。節目的變化軌跡清晰可見：早期更精英化，到后面，許知遠感覺到“叫江湖人也好，說普通人也罷，那些有著獨特生命體驗的人，他們可能身份不同，但他們所說的東西最打動我”。

這種轉變源于兩個原因：一是輿論環境的變化，“直接觀念的碰撞越來越困難了，因為人們的表達越來越謹慎”；二是團隊自身觀念的變化，“我越來越想去了解生活的紋理到底是什么”。

許知遠希望達到的，是經由《十三邀》形成一種中文世界里新的“共同文本”?！拔覀兡菚r候讀商務印書館、三聯的書，或者讀南方周末，它們就屬于我們那代人的共同文本”。隨著時間與技術的改變，那代人的“共同文本”已然消散。許知遠想要嘗試的，就是以對話“找到彼此連接、啟發的方式”，從而形成新的“共同文本”。

這種文本的珍貴性在于時間?！拔覀冇凶约旱膬r值觀，就是非常相信人的獨特經驗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有他的獨特經驗，真正最獨特的個人經驗就是最重要的時代經驗，而經驗又是鋪向未來的階梯?！?/p>

無論創辦單向空間、做節目，還是做各種事情，成為大眾心目中的“網紅”，在許知遠看來都屬于“實踐的一部分”?！拔以絹碓揭庾R到，25年前的那種啟蒙年代過去了，大家對一個來自另一方的觀念與思想沒有興趣了……如果你想繼續保持對時代的呼應、堅持某種理念，就必須讓自己相信的東西跟現在具體的生活、大眾具體的憂慮產生某種關聯，這種連接并不是一種庸俗化或者墮落，而是對自己相信的東西的重新檢驗，因為哪怕自己堅信的東西也會發生變化?！?/p>

異變與盲動

與此同時，“時間也會帶來異變，你不能說一切變化都是好的”。

坐在辦公桌后的許知遠，即使身兼老板、網紅、作家等數重身份，舉手投足間仍有著未被完全社會化的青年人的神態。以社會的角度看，許知遠無疑是精英里的成功人士，或者說某種程度的“弄潮兒”。但大眾對許知遠的印象，還是他“與時代的格格不入”——這樣的形象既給他帶來了許多嘲諷的聲音，同時也收獲了“真性情”的贊揚。

面對爭議，許知遠認為自己所呼應的“永遠是這個時代的人文主義傳統，這件事沒有變”。在他看來，人文主義的傳統并未被娛樂化、技術迭代或“物質的狂歡”所湮沒，反而在如今越來越凸顯了出來。

這也源于近些年，人們面對時代轉折時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無所適從”。當許多堅固的事物煙消云散，人們必然去尋求腳下新的立足點。

許知遠也經歷了時代變化給他帶來的困惑。2000年初，初入職場的許知遠置身的是媒體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他內心的標桿是《金融時報》《紐約時報》，但是現在，類似那樣的標桿已經不存在了，“我們進入了一個完全沒有路線圖的時代”。

如何應對變化？從前，許知遠對未經歷深思熟慮的“盲動”充滿懷疑，但是現在他對此有了新的理解?！爱斈阍谝环N非常無可奈何、前途不清的情況下，盲動有時候是一件好事，可以激發你的活力?！?/p>

（2000年前后的許知遠 受訪者供圖）

盲動當然會帶來危險，但也能對抗僵化?！斑@是我們的教育中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總認為存在某種正確的道路，或者某種確信的真理，我們要做的就是去發現這個真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道路或真理是不存在的，是需要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出來的?！?/p>

在這種普遍的“無所適從”中，許知遠對歷史上的“康梁一代”產生了共情與理解。2015年前后，許知遠開始動筆寫作梁啟超傳記。對于一個習慣了追逐熱點、快速反應的媒體人而言，這是一個近乎“反本能”的決定。他將此歸結為一場“自我訓練”，旨在對抗職業帶來的“失焦癥”。

“我們做媒體出身的人特別容易對不同的事物發生興趣，”他坦言，“但你會覺得自己容易陷入某種淺薄短暫的新鮮感中，其實對任何事物都沒有深入?！睂懥簡⒊?，是他強迫自己“深入一件事情”。

然而，深入并非一路坦途。他經歷了“非常多的厭倦”，時常寫不下去。尤其是寫到第三卷，涉及梁啟超與《民報》關于民族主義、國體與變革路徑的論戰時，他感到了極大的煩躁?！按罅康臓庌q都是很重復的”，且必須嵌入1905年—1907年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清廷的搖擺、東京流亡群體的內部分化。他發現，晚清的話語系統處于文言與白話之間，新名詞被大量使用卻又含義模糊，“很像我們做媒體記者的時候，就用了很多大詞，其實并不是很了解，但是用得卻很流暢”。這種隔空對話的熟悉感，既讓許知遠警惕，也促使他更耐心地去辨析話語背后的歷史肌理與個人恩怨。

他找到的應對方法是化整為零。將幾十萬字的巨著拆解成一個個兩三千字的片段來寫?！拔揖蛯戇@一個小片段……把這個片段寫完之后，我腦中這一塊就被清空了，就有空間來運轉別的內容?！边@種“媒體訓練帶來的”技巧，幫助許知遠在浩瀚史料與復雜思緒中，一步步廓清前路。

更內在的動力，則源于深度本身帶來的“新鮮感”。在一次媒體的采訪中，許知遠稱自己有“嗜新癥”，他將對新鮮感的追求分為“寬度”與“深度”——過去媒體生涯是在平面上拓展寬度，而寫作梁啟超則是向時間縱深處挖掘?！皩挼男迈r和深的新鮮，它們有很相似的面向……過去我們總崇拜深度，但是當你對很多事物都有了理解，寬度自然就匯聚成了一條縱深很深的線?！?/p>

在追蹤一個人物及其時代的過程中，他看到了“無窮的層次的疊加與變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發現與冒險的過程。因此，他筆下的梁啟超，并非一個鐵板一塊的“改革偶像”，而是一個充滿“彈性與韌性”，甚至不乏“脆弱”與“搖擺”的鮮活個體。這種對復雜人性的體認，既來自史料，也源于他自身對“觀念”看法的演變。

“奇怪的自由”

許知遠對時代變遷的體察是敏銳而冷峻的。他觀察到，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

“在康梁那個時代，他們運用新技術推動改革是因為讀書人是時代的中心，士大夫群體是一個時代的領導力量?！钡乾F在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已經非常邊緣化，影響力的中心轉移到了商業巨頭、技術寡頭或流行文化制造者那里。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

許知遠用“游擊隊”的隱喻來描述當下知識分子的處境?！拔覀兛赡芤鎸ξ磥碓S多高度壟斷的力量，包括對技術與資源的壟斷?！迸c之相對的，則是“非常碎片化的”個體或小團體，如同分散的“游擊隊”，來面對“巨大的、不可控的力量”。這解釋了自媒體蓬勃發展與價值觀混亂并存的現象：“這些更碎片化的聲音，其實很大程度是主流媒體的瓦解帶來的……混亂和自由一定是同時到來?！?/p>

這種結構性變化，也影響著年輕一代的處境。許知遠認為，當下的社會是“高度組織化與體制化的”，年輕人“可被操縱性也在增加”，更難以形成“獨立人格”。他給出的建議是：在“主流之路變得越來越困難”時，索性去尋找“自己內心獨特的感受”，創造“自己獨特的經驗”，并找到“意氣相投的小團體”來穩固價值觀。

“當我已經把能搞砸的都搞砸了，這反而給了我一種奇怪的自由?！彼米骷襃.K.羅琳的話說，“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發現這‘奇怪的自由’是什么?！?/p>

年輕人需要更有耐心，因為整個“青春期”都被拉長了。過去20多歲就能爆發出來的創造力，現在也許要等待40歲以后。因此耐心就是一切。

年輕人也在逐漸形成對世界的新的看法。2020年，學者項飚的對話錄《把自己作為方法》出版，迅速成為了文化領域的爆款書，豆瓣評分8.3，有近15000條短評?！案浇薄霸诘亍钡鹊雀拍钜渤蔀榱四贻p人口中的高頻詞。而這本書的出品方，正是單向空間旗下的文化品牌“單讀”。

在許知遠看來，這是新一代人對全球化浪潮的逆反?！拔覀冞@代人總想擁抱遠方的東西，認為它能夠幫我們擺脫當下的困境……下一代人就會逆反，他們會想，你談了那么多遙遠的經驗，跟我有什么關系呢？”

這種鐘擺式的代際逆反背后，是身份焦慮?！拔覀兡且淮藫肀нh方，是因為我想與當時的身份、與周圍的人變得不一樣。當一代人都去擁抱遠方之后，新一代人就覺得你充滿了遙遠的經驗，那些經驗就更高級嗎？倫敦、紐約就比長沙、昆明更重要嗎？所以我也要變得跟你不同?！?/p>

但許知遠認為世界主義與在地化并非相斥，而是并存?！耙欢ㄊ窃饺蚧?，我們才越能發現在地的魅力。就像我們去了遠方才會回望故鄉，這兩條線永遠都是交織在一起的?！?/p>

“描述世界令人興奮，亦心力交瘁?！?/p>

這是20多年前，許知遠寫在一篇專欄文章開頭的話。那時，他25歲，是《經濟觀察報》的主筆，負責“全球視角”專欄?；仡欉@段經歷，許知遠稱之為他的“formative years”（成長歲月）——這不僅因為“許知遠”的名字開始為人所知，更在于視野的擴展和寫作的精進。作為一名年輕的媒體人，他去美國、英國訪問各種學者、政治人物，“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嶄新的世界”。

2004年，他將專欄文章集結成書，取名《昨日與明日》，致敬的是李普曼的專欄“今日與明日”。那時恰逢中國融入世界，他的文章與編輯部共振，成為那一代讀者們了解世界的窗口之一。

如今，即將50歲的許知遠，仍然有著描述這個世界的強烈欲望。這種欲望驅使他不斷制定新的寫作計劃。除了梁啟超五卷本，他還想寫李鴻章、林語堂、李叔同、郁達夫?！拔沂稚系膶懽饔媱澨嗔?，已經排到了七八十歲了?！?/p>

時間仍在累積，故事尚未結束。許知遠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保持提問的能力，以及在高度受困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做出某種思考和某種實踐。這或許就是這個時代最珍貴的人文主義態度——不在真理中尋求庇護，而在持續的對話與行動中，為自己、也為時代，創造新的臺階。

（作者 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