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躍生/文

一國是采用全球稅制還是屬地稅制，除了稅制傳統、稅源征管的考慮外，更多的是經濟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國家發展戰略的考量。

目前，中國、印度、巴西等大國仍采用全球稅制。屬地稅制除以香港為代表的對國外收入一律免稅的純粹屬地稅制外，絕對部分都是混合型的稅制：對股息紅利免稅，對利息、特許費全球征稅。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近30個OECD國家和全球90多個國家或地區采用的就是這種混合型的屬地稅制。面對越來越多國家從全球稅制轉向屬地稅制的國際趨勢，面對提高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時代需要，中國從全球稅制轉為屬地稅制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迫切任務。

全球稅制自二戰之后風靡一時，成為一國國際稅制先進的代名詞，折射出許多國家以美為師、成為資本輸出大國的憧憬與夢想。無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稅制的鼎盛開始反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屬地稅制。

出現這一反轉絕非偶然，而是國際經濟、國際競爭、國際稅收諸多因素綜合較力的結果：

一是形勢變了。近30年來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成為國際投資的主流，美國吸引的外資不少年份甚至超出對外投資，管好本國的屬地稅源更加重要；數字經濟興起，傳統全球征稅的手段失靈，加之跨國公司全球稅收籌劃更為猖獗，從國外拿回更多稅源的美好愿望更難實現；全球證券市場、金融市場發達，跨國公司不需要再從總部所在國籌措資金，全球征稅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信息不對稱嚴重。

二是目標改了。過去奉行資本輸出中性，本國納稅人對內投資與對外投資，在稅收上要公平。隨著國際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的心胸變得狹隘，更多強調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稅收公平，理論上稱之為資本輸入中性或資本所有者中性。外國的非居民在美國做生意只就來源于美國的收入繳稅，與美國的企業全球交稅比不公平，當美國與英國的企業都在中國做生意，美國企業回去征稅，英國企業回去免稅，這種對美國企業競爭力的損害不可容忍。

三是企業怒了。全球稅制下的外國稅額抵免理論上要應抵盡抵，消除雙重征稅，但在實踐中復雜繁瑣、應抵難抵、不斷結轉，企業遵從負擔很重。僅以美國為例，每年從國外收入中征收的稅款只有200多億美元，而企業遵從的成本竟高達400億美元。不僅如此，由于沒有政策的確定性，企業上市公司的市值難評估、受影響，企業跨國并購時難報價、難競爭。經濟學家們更指出，由于跨國投資的稅后收益不確定，不利于稅收中性作用的發揮，影響了企業的跨國投資決策。

四是國家虧了。企業所得稅的高稅率加上全球征稅，引發本國的跨國公司把國外無形資產的所有權甚至是全球總部轉移和倒置到低稅地、避稅地，稅源流失嚴重。許多跨國公司利用股息匯回本國才納稅的延遲條款，將股息長期滯留國外未歸，僅美國2017年稅改時就高達2.6萬億美元，形成了經濟學家稱為“企業自助式屬地稅制”。為了規避股息回國納稅，大量的跨國公司在跨國投資中盡量使用債權而非股權，即便賺了錢也把股息滯留海外，國內股息的派發通過國內銀行借款解決，這樣做既侵蝕了稅基，又放大了企業的杠桿。

五是實證有了。屬地稅制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國外的股息不回來，影響國內投資與就業。2012年，美國稅收基金會發布專門的研究報告，指出對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存在著正向的互動關系，對外投資每增長10%，就會帶動國內投資增長2.6%，美國的海外擴張促進了美國國內生產要素的更大需求，尤其是管理、研發、高科技能力。該報告通過OECD國家的量化分析，指出屬地稅制既沒有改變就業總水平，也沒有導致稅收占GDP的比重下降。2009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英國、日本迅速下降所得稅稅率，采用屬地稅制，收效明顯，促進了美國各界對屬地稅制共識的形成。新西蘭曾在1988年從屬地稅制改為全球稅制，結果影響外資進入，經濟發展受到拖累，不得不在2009年再次轉變為屬地稅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得從全球稅制轉為屬地稅制成為近10年來美國稅改中各方共識最高的選項。

在當今全球化暗流涌動，全球供應鏈面臨新的分化組合，我國推進更高層次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的形勢下，我國從全球稅制轉為屬地稅制，有其更為宏大的戰略構想和更為重要的政治、經濟、稅收的意義：

一是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落實好“一帶一路”倡議。與此相適應，要以采用屬地稅制為契機，解決目前我國國際稅收稅制滯后呆板、可操作性不強的問題，促進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權益維護和稅收公平，促進我國經濟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向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拓展。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理念，將我國國際稅收稅制設計的指導思想從維護國家權益、獲取公平的稅源份額修改為讓我國成為國際最優的投資目的地之一，讓中國企業在國際上有更多的競爭力，在世界擁有更多的利潤和資產。

二是中國企業要在全球競爭中發展壯大，必須用好跨國并購和全球上市籌資這兩大手段，轉向屬地稅制，可以為中國企業提供確定性、簡便性，在跨國并購的報價和上市市值的評估中處于公平和有利的地位。有些國內企業為了在國內上市，要將國外子公司的股息匯回以體現業績，但稅率差征稅使企業財務成本太高，成為上市的攔路虎。

三是以離岸貿易、離岸金融為重要功能的自貿區建設要得到有效的推進，必須有與之配套的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稅制。實施屬地稅制，有利于引導跨國公司在全球供應鏈的調整中因有賴于中國市場而保留和加強管理、研發、營銷等功能，因對外投資股息免稅而以中國為地區總部輻射亞太地區。

四是利用轉向屬地稅制，輔之以適當的優惠政策，吸引以前在國外延遲匯回利潤的回流，對促進國內投資、增加財政收入，穩定人民幣匯率都有特定的作用。

五是由于我國國際稅制尚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強，缺少對國外收入申報法定義務的具體規定，每年從國外收入中征得的稅款總額很少，對股息補征“稅率差”的稅額更少，在稅收收入總盤子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另外，實行股息免稅就要取消對外國稅收優惠的饒讓，這也將省出一大塊收入。所以，轉為屬地稅制，不存在財政收入方面的障礙。相反，給予免稅，做大增量，會使來源國外收入的稅收成為財政新的增長點，起到發達國家財政上普遍存在的“以外補內”的社會效果。

我國從全球稅制轉為屬地稅制，應遵循簡便易行、綜合平衡、以點帶面、不囿于成規的原則，低調穩妥推進：一是采用國際上通行的參股免稅的方法，凡我國居民企業在國外投資參股達10%以上的，股息紅利匯回時可享受100%免稅。采用美國的100%免稅面不是歐洲一些國家的95%免稅，就是在母子公司費用跨境分攤上簡化處理。二是常設機構利潤免稅，英國等歐洲國家在轉為屬地稅制時大多采用這一政策。我國對常設機構實行免稅政策的綜合效應在于：第一，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常設機構的判定更為復雜，國際數字稅的征收，更使企業在消除雙重征稅、跨境業務稅收處理上深受其擾。實行免稅可以使企業獲得確定性，做好常設機構尤其是數字性常設機構的籌劃與管理，支持互聯網企業、跨境電商、數字型勞務提供商國際業務的發展；第二，我國到國外的各項工程承包多、優勢大，被國外判定為常設機構的概率也大，我國實行免稅政策，既減少了企業財務成本，又提供了政策的確定性；第三，對以中國為地區總部的跨國公司而言，為開拓中國境外市場被判定為常設機構后在中國免稅，可以提升中國作為總部的吸引力，增強在中國投資的信心。三是借鑒國際稅收慣例，對以往年度未匯回的股息實行稅收優惠，企業可分5年內匯回，匯回后可在企業成本中扣除60%，實際稅率為10%。四是改革受控外國企業稅制（CFC）。從增加我國稅收和防范漏洞著眼，把我國CFC判定標準從我國居民擁有50%以上的投票權擴大為投票權或市值；簡化管理，凡設在避稅、低稅地的CFC，沒有經濟實質或積極營業活動的，股息匯回不享受免稅待遇；支持“一帶一路”發展，在取消股息可以延遲匯回的條件下，對戰略互信、稅收合作好的國家，可經必要程序批準，允許中國企業獲取的股息延遲匯回，在當地擴大再生產；對股息不匯回，變換方式以貸款形式提供給中國母公司的，應按國際通行做法，只允許在母公司息稅前利潤的30%以內列支。五是健全管理措施。健全對外投資企業境外涉稅信息申報制度，企業國外股息紅利應在合并財務報表中披露，按年在企業所得稅年度匯算清繳時向稅務機關作免稅申報，凡不作申報的，予以不申報罰款和加收滯納金處理。六是為穩妥起見，可授權在上海臨港等自貿區先行試點，積累經驗，待條件成熟時再推向全國。

（作者系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理事、江蘇省國際稅收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