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暑期訓練營B組 劉婷婷

 “錢不夠花啊”，張斌銳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斌銳是85后，山西省高校通信工程專業08級畢業生。

畢業6年，斌銳的政治面貌從“中國共青團團員”變成“中國共產黨黨員”，婚姻狀況從“未婚”到“已婚”，電話號碼從138到186到158，體重從65kg到90kg……而他的工作，從電腦維修到旅行社業務代表，從銀行職員到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最后到縣里的公務員——工作越來越穩定，工資越來越少。

 “09年10年在銀行的時候，年薪少說也有十來萬”，斌銳09年年底離開了省會太原，和當時的女朋友一起進入北京民生銀行信用卡中心，“我現在都忘了自己當年具體在哪兒了，西四環，附近好多國企”。

 “那些比我大十歲左右的主管或業務經理們，北京當地的咱就不說了，其他很多也都是從各地涌進來的大學生，沒背景沒資源，就靠自己數十年如一日拼命工作，買了房買了車娶了妻生了子……”。對年輕人而言，北京永遠是一座魔力之城，美食、派對、金錢、機會。2009年，北京房子均價15000。

斌銳到現在都覺得北京好，雖然他當年已經拿出了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一來“改善住房條件”，還是不得不跟隔壁的室友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每天為了搶衛生間而早起幾分鐘”。“大學同學或單位的同事時不時會發起聚會，一起吃個飯喝個酒什么的，有時候也帶著各自的男女朋友去唱唱歌，”斌銳的哥們里有幾個東北人，他們不習慣AA，“也不去什么高檔地方，大家輪著請，聚一次千兒八百”。

斌銳平均每個禮拜參加一次聚會，每個月買一次單，“酒肉是穿腸過了，情感也沒留下——幾個兄弟沒兩年都撤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媽”。他們幾個的年薪在10萬元左右，日常過活得很滋潤，可是一說到房子，個個都泄了氣兒。跟著斌銳一起來北京的女朋友，在和斌銳父母談條件時第一項就是要在北京買房——兩人分手后，斌銳的女朋友回了安徽老家，嫁給了當地有幾套房產的人。

2012年3月，斌銳遞交了辭呈，回到了山西老家的小縣城。

斌銳的母親看到兒子拖著兩個拉桿箱從大巴上下來時，跑著過去從他手里奪過拉桿箱，遞到斌銳爸手里，“我就是心疼他，一個人在北京沒著沒落的，每天晚上累得連跟我們打個電話都沒什么精神。”即使月入近萬，斌銳在北京還是需要她們的“接濟”，“每次沒錢了就給他打去三千五千的，嘴里罵著他敗家，其實哪兒舍得他吃苦……”。

兒子回來了，斌銳媽心里的石頭落了地。

幾易其稿的簡歷上，斌銳的求職意向是，“從事通信工程技術工作或與通信相關的計算機網絡、測控網絡、信息傳輸、處理、識別及現代通信系統等方面的專業工作或專業營銷及管理工作”；回到家鄉后，斌銳參加了幾場考試，最終進了縣政府，算是一位副縣長的秘書——所做的工作，與其求職意向相去甚遠。

從公務員體系來講，斌銳算最初級的“科員”，具體是哪一種，他自己也說不清，“反正每個月基本工資加津貼，如果不扣五險一金，差不多能有2700；扣了的話就2000多一點兒。”斌銳的老婆在縣里的中學當英語老師，每個月工資在2500左右。“我倆的工資加起來，既比不過我爸加我媽的，也比不過她爸加她媽的，差遠了。”“所以Wendy（斌銳的兒子）出生后，我倆不僅沒覺得錢不夠花，反而覺得更手頭更寬裕了，他們（斌銳的父母及岳父母）不僅包了Wendy的花銷，連我家里要買的所有東西，他們也一并包了……”

在北京的時候，斌銳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沒車沒房，給女朋友買件首飾都要掂量下錢包，“現在完全沒那種感覺了，那種局促的感覺，特別不爽”，斌銳家除了在縣城有幾套單元房和門面房，在省城太原的市中心還有套裝修得不錯的房子，98平米。

斌銳老婆比他小兩歲，本科一畢業就回去參加了縣里的教師招聘考試，“畢竟在大城市讀過書，剛回來什么都不習慣，覺得沒上過大學的男生眼界不夠寬，配不上自己”，“我剛回去也是這種感覺”，他們夫妻倆在很多問題上的想法都驚人地一致——在朋友的婚禮上相遇時，就篤定了對方是那個“對的人”。“我覺得在縣城里，這就是我能找到的各方面條件最好的了吧”，兩人的話如出一轍。

Wendy喝的奶粉是夫妻倆輪流托朋友從香港寄的，衣服、玩具、甚至濕巾和尿不濕，90%都是快遞小哥送到家門口的。“怎么說呢，你看我這一路，從帝都混到了縣城，從銀行混進了政府，從年薪十萬混到了月薪兩千，就像坐了那個升降機，一路向下；可我這幸福感呢，卻像是坐了相反方向的升降機，升得還挺快。”斌銳左手撫摸著Wendy的肚子，右手作出一個上升的手勢，“是不是呀，Wendy，Wendy，小Wendy”？

Wendy四腳朝天，咧開了大嘴“咯咯”地笑，眼睛瞇成一條縫，神似斌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