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耐冬/文

對麥克法蘭教授的采訪結束之后，負責翻譯的April從書包里取出幾本他的著作請他簽名。她解釋說，自己在2006年讀到《給莉莉的信》，當時并未注意作者是誰，后來為準備論文，讀了他關于茶葉貿易與生產的《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才發現自己在16歲時就已是他的讀者。借著這次機會，她想讓作者給自己的這段閱讀經歷做一個見證。

April的麥克法蘭閱讀史，也正是麥教授的著作進入中國的歷程。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之外，作品的中譯本又先后分由幾家出版社推出，讓他在大眾閱讀領域不似中國研究者如史景遷般知名。不過，從專業的角度而言，他廣闊的研究視野，以及從細微之處入手去解析宏觀問題的方法絕對值得稱道。他能夠從玻璃和茶葉這些看似日常的物件著眼，去探究它們在現代化歷程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進而對現代化進程提出自己的解釋，正是“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的功力。更為難得的是，他能把學術著作寫得令讀者輕松，沒有大段的拗口詞匯，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新潮理論，甚至沒有大多數學術作品看似嚴肅的枯燥文風，閱讀體驗極佳。

盡管如此，于我而言，準備和他的訪談并不輕松。這次的采訪主題是關于他的新作《現代世界的誕生》（TheInventionoftheModernWorld），這本書是他對此前研究的一個總結，要回答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什么歷史會走到現代社會？

在思考這一問題時，麥教授反對一切歷史決定論，并不認為“現代”必將降臨，這一立場是我所認同的；他強調現代化的過程是一條偶然出現的道路，如果離開這一偶然情況發生時各種錯綜復雜的條件，就根本不會出現“現代化”，這一說法我也同意。而他過于強調英國在各方面能夠催生現代化并符合現代化精神的論斷，我卻并不贊同。這一論斷存在一個很大的風險：他認可“英國是第一個走向現代的國家”這一常識，又強調英國得以走向現代的原因在于其內在特性，大大削弱了“現代”的普適性，間接瓦解了“英國率先實現現代化”這一常識，使其論證邏輯不能首尾相銜。

這種不能自圓其說的思路何以形成？特別是對麥教授這樣一位多年思考現代化進程的學者而言，有點難以想象。如果將原因簡單化，我覺得可能是他內心對本國傳統的“溫情與敬意”。很多網絡與平面媒體的書評者都對他過分強調英國（他自己專門強調用“英格蘭”一詞更為合適）因素的傾向進行激烈的批評，在我看來，這并不是他的缺陷，而是所有研究本國史或與本國有關論題者共有的矛盾，或者說困境。一方面，我們無法割裂自己與傳統的聯系，也無法真正掙脫國家認同語境下的種種神話，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在學術的立場上理性地發論，從進入這一研究領域開始，我們就陷入無法自拔的矛盾，思考愈深，困境愈明顯。20世紀那一批最偉大的中國學者，如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錢穆身上，幾乎都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又何必對麥教授過分苛責呢？

我們所熟知的學者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晚年講學時甚至講到西方優秀的文化與制度，就要在本國傳統中尋出與其匹敵者，儒者情懷展露無遺，以致有論者含蓄地批評他這種比較“是一場完全沒有懸念的比賽”。與他相比，麥教授已經顯得理性多了。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麥教授考察英格蘭因素與現代國家所具有的特征之間的關系時，都盡可能地在學術范圍內尋找理論依據，因此他的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與錢穆那種做中西比較時一招制勝的做法相比，論證方式已經嚴謹得多了，其研究態度比較接近陳寅恪所提出的“了解之同情”。

正因如此，在訪談時應該如何向麥教授發問就成了一個問題。做準備功課時，余婉卉女士對麥教授講座的側記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線索。她在《麥氏講座的誕生》中，將麥教授的“認真”充分展現出來。無論是出行慣例、著作中文版的譯者選擇，還是對課堂的要求、時間的把握、錄像效果的追求，甚至講稿擺放的位置，麥教授都有一種近乎執著的認真，這是我經驗中典型的英國紳士性格，謙和有禮又一絲不茍，原則越強，外在表現就越溫和。方麟先生認為麥教授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學術上都有種牛仔風格，在我看來，也許牛仔的外在之下，仍是矜持的紳士——當然，麥教授可能會按照他書中的觀點告訴我們，牛仔的探險精神與中古歐洲的騎士精神和英格蘭的紳士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的猜想在采訪中得到了印證。在April把我的問題翻譯成英文時，他都嚴肅地聽著，偶有沉思，開始回答時，他的臉上大多時間帶著溫和的微笑，所做的回答條理清晰，對自己的觀點也如我意料中那般堅持。他毫不掩飾自己對英格蘭歷史與傳統的熱愛，但在表達這種情感時并不張狂，和時下某些大張儒學的國人截然不同。當我們的問題對他在書中的某些說法提出質疑時，他耐心地做出解釋，并表示我們指出的問題和他的思考并不矛盾，而當我們提到他特別看重的觀念和前賢的觀點時則會心一笑。當問到他為何在書中多次使用“舊制度”一詞時，他表現出對托克維爾的贊佩，明確回答在使用這一概念時直接按照托克維爾的定義而并無個人的修正。整場的氣氛非常輕松，April和他的英文對話也非常連貫，若閉上雙眼，甚至會覺得他們是在劍橋大學的課堂上交流。

能夠如此謙和地把自己所堅持的觀點表達出來，在面對不贊同的聲音時也并不急躁，并不僅僅是所謂紳士風度就能概括的。十幾年前讀到馬彪先生的《狷介書生谷川道雄》，對谷川氏的文章中敢于發出與前輩截然不同聲音的勇氣頗為心儀，后來聆聽他的現場報告，感受到的只有他對學術、學者和聽眾的謙恭，毫無狷介之氣。麥教授也是如此，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他繼續了年輕時勇于挑戰權威理論的風格，對幾種在現代性研究領域影響巨大的研究范式進行質疑，但在人前談起自己的觀點時并無以此自矜之意。

谷川氏和麥氏在各自的領域內都是少數派，他們的觀點都受到很多批評，基本結論都和某些前輩學者的假說有明顯的承繼關系，研究的出發點也都和其領域內最時新的潮流相異，又都能在自己處于“非主流”的境遇下堅持己說。他們之間的這種共性，應該就是學者的自信，也就是《論語》中所謂“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麥教授認為，英格蘭的現代性與其歷史密不可分，從11或12世紀起，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傳統在走向現代之后并無本質變化，不存在一個從中世紀向現代的飛越。這種對英格蘭傳統的強調，并不是來自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而是他在研究歐洲的同時，對東亞世界和喜馬拉雅地區的審視。從“他者”的身上，麥教授看到了本國特征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性，又以此反觀其他文化，在比較中尋找英格蘭特質的歷史位置。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他在體認不同文明的基礎上，尋求現代性中所具有的本國文明的個性特征，而且對這些文化的他者也有充分的感受和考察，頗為嚴謹。不過，對于本國文明的審視，是建立在英國已經充分現代化基礎上的，作為歷史存在的文明特性，如何保證他的考察是可信的，正是評論者質疑的焦點。麥氏選擇的一些論據在可信性上確實存在問題，而且有將英格蘭存在的某些現象歸結為英格蘭特質之嫌。

從進程而言，英格蘭的現代化本身存在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本身就具備復雜性，麥教授所概括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幾個方面的現代性并非一日完成，在現代化過程中，它們各自的特征也非始終不變。對這種復雜的過程性，麥教授沒有做過多的論述，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所提出的只是現代性的理想模型。所以，我本打算就現代化過程的復雜性提問，切入點是愛倫·坡和柯南·道爾的推理小說，想聽聽麥教授對這兩位小說家筆下的各類案件所反映的不同時代特性，以及這些特性各自所反映的現代化情況做出解析。在April的建議下，我舍棄了這個問題，而對現代化復雜的過程性的思考，仍應是我們對麥教授作品細思的一個方向。

很多評論者認為，以探討英國現代化為主的這部著作，題名《現代世界的誕生》名不副實，應該改名“現代英國的誕生”。如果按照我們近年來博士論文的擬題方式，可能“現代世界的誕生——以英國為例”是最容易被采納的，但在麥教授看來，現代性最初的呈現就是英國的現代化，并不存在一個具有普適性的“現代”降臨人世的事情。如果要對書名深究的話，“誕生”也許并非最好，從麥教授的原文來看，“Invention”并非必然應有之物，而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他的論述，就是在探討現代的成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或者“現代世界的成立”更能體現他所強調的特質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