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挑戰》

（日）衫山正名

周俊宇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林彌生/文

在《白銀資本》和《大分流》這樣極具顛覆性的著作產生之后，無論讀到何種強調東方世界作用的文字都不應該覺得驚奇。這類作品告訴我們，我們曾擁有比歐洲世界更多的財富，也曾擁有足以和西歐相抗衡的經濟實力，只是在1800年之后才逐漸和他們拉開差距。為此，我們曾將近代的磨難歸咎于乾隆的短視，也曾埋怨“西方的強盜行徑”，但越來越多的研究告訴我們，事實遠不是我們所以為的那樣簡單而富有悲劇意味。因此，黃仁宇會將近代問題歸因于中國傳統中“數目字管理”的缺乏，黃宗智則將關注點放在農民的生計上。他們也許都未曾想過，假如現代歷史不是以我們所知的那樣出現，一切又將怎樣？

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那里，一個由大航海時代開啟閘門的、以西歐為中心的生產與流通體系的建立，是現代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成為一體的基礎。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則針對此觀點，認為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國已經率先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將歐亞大陸為中心的廣大地域組織成了一個經貿的整體。他在《忽必烈的挑戰》中就元帝國的產生及其對世界性通商的影響展開了論述。作為該書的核心論題，他從都城營建、征服南宋、海上稱雄、商路建設、商業管理、貨幣改革等方面試圖論證以元朝為中心的世界商貿體系的存在。當我們還在爭論元朝究竟是北族政權還是中原政權的時候，他的眼界已經超越了“華夷之辨”這個層次，開始關注世界史領域中的蒙古歷史，這正是《忽必烈的挑戰》最大的價值所在。

這個蒙古世界體系為何能夠產生？杉山氏認為，直接的原因就是忽必烈鞏固汗位的需要。在他的解釋里，忽必烈在汗位之爭中完全是篡權者的形象，為了獲得各汗國的認可，他需要像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樣，不斷地為他們提供財富。最終，他建立了一個以“首都圈”為核心，橫跨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大帝國，將蒙古的軍事力量、中原的農業經濟和穆斯林的商業文明結合起來，讓蒙古在世界歷史上從征服者轉型為統治者與經營者?？梢哉f，杉山所說的具體史實，我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我們運用這些事實去搭建的解釋系統則與他截然不同。僅就軍事、經濟與商業的結合而言，有時被歸納為元朝迅速走向腐化的原因，有時被概括為“內北國而外中國”，而忽必烈開創的“兩京制”，也被解讀為“草原本位”或“草原中心”。杉山則將這些事實與汗位爭奪戰聯系起來，為我們描繪出一個世界體系的雛形。

以往我們說到元明時代中國對“世界”的作用時，常掛在嘴邊的是馬可·波羅的游記和鄭和的航海旅程，但對二者的意義則很難做太多的闡發，因為看上去它們和后來的世界并無太多關系。杉山氏則告訴我們，這兩個案例都只是忽必烈所搭建的世界體系中的產物，是這個體系下的細節。這樣一來，我們的世界形象一下子偉岸起來——盡管杉山同時也提到，元帝國并不是一個“中華王朝”。

有關元朝是否具有中國屬性這一問題，歷來就存在爭論。而在明初編纂的《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詔書完全是中原皇帝的做派，而且忽必烈本人對漢地文化與制度的興趣也是讀史者所習知的。以往由于文化本位觀的影響，常有將元朝摒棄于中國歷史之外的觀點出現，但元帝國所具有的濃厚的中原氣息總是不可否認的。站在漢文化傳統的立場上，我們可以說元朝存在“漢化遲滯”的現象，而若從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角度去觀察，我們也可以說，日漸增強的中原色彩，讓元朝原本鮮明的征服王朝特征逐漸褪去。

王朝屬性問題，對世界體系的有無并不存在支持或否定作用，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于，如果真的在忽必烈個人的政治需求下建立了一個以蒙古為主導、以元帝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那么為什么忽必烈采用如此復雜的方式，而不是更為簡便的其他手段來供給各汗國財富，比如掠奪戰爭或高額征稅？杉山筆下的忽必烈，更像是現代經濟學家筆下的理性經濟個體，一個指揮全局的總設計師，而非一個馬背上的皇帝。他和他身邊的“策士”們居然能夠動用各種手段，比如杉山所強調的蒙古鐵騎、漢地物產與穆斯林商團，并大費周章地利用運河、開辟海航、改革幣制，以求在商路所及之處獲得財富，并維持元帝國在這個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未免有點不可思議。即便是最精明的阿拉伯商人，也不可能提出這樣一整套的政策性與制度性方案，說得極端一些，即便是現代中國，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建立一個如杉山所說的世界體系——哪怕只是第三世界范圍內的——也不可能，何況是忽必烈？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忽必烈因為個人原因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那么在以后的元朝皇帝那里，令它能夠維持下去的動力又是什么？在前現代的王朝中，決定一種與政權關系密切的事物是否能夠存在的，更多時候是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態度，而非一個并不存在的、能夠自己運行的制度。元朝皇帝的更換頻率極快，除了忽必烈和末代皇帝元順帝，其他人在位時間少則一年、多則十幾年，且政爭不斷、政策變動頻繁，所謂的世界體系如果真的存在，其持續存在的政策性或曰政治性原因在哪里？杉山將蒙古世界體系的崩壞起始時間定在一三三零年代，認為蒙古帝國聯合體從這時開始瓦解，而對元朝內部的皇位更替與政策變化所能產生的影響則未置一詞。

在另一個地方，杉山強調了元帝國死刑判決數量極少的情況，似乎將之作為可贊揚的事情，而這種政策性現象，正是學者們將元朝看做“罪犯天堂”的重要論據：伴隨著低死刑率的，并不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而是高犯罪率。這種有些天真的誤解，不知是否和忽視元朝政治動態有關。

在對蒙古的世界體系進行評估時，杉山有將這一“世界體系”產生的影響放大的做法。他以“大明可汗”為論據，認為這就是世界體系的殘留影響。不過，在邦交方面，沿用前朝舊稱稍加改作的形式，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時往往會出現，而且即便這稱號被長期使用，比如唐代的“天可汗”，所體現的也只是中原皇帝在宗藩關系上的主導身份——周邊各邦共同擁戴的“可汗”，而非某個跨國體系的主導者。

另外一個將“世界體系”作用放大的例子是對明成祖朱棣的評價。杉山認為明成祖遷都北京、對北元進行征伐之舉就是想要“重現大元汗國”。明成祖遷都與北伐的目的，吳晗就曾做過研究，其他學者也有過相關論述，其目的應該不是重現元帝國，而是盡可能地消滅元朝的殘余勢力。杉山又以明成祖的身世傳說為例，認為人們傳說他是元順帝之子并非沒有原因，正是因為他想要建立元朝那樣的大帝國才會如此。如果我們注意另一個有趣的傳說就會發現，這個觀點實難成立。在傳說中，元順帝并非蒙古后裔，而是宋恭帝的私生子，這和秦始皇的身世傳說有些類似，目的都在于否定其繼位的合法性并貶低其出身。而明成祖的身世問題與此相類似，但一定程度上是與其偽造身世、令后人遐想有關。

既然所謂蒙古的世界體系是否存在非常令人生疑，其閱讀意義又在哪里？在我看來，這是東亞學者在歐美學術范式下對其自身歷史的審視和對現代起源的解釋。

現代世界究竟為何出現，以怎樣的形式出現，是很多西方學者探討的論題?？?middot;馬克思、馬克斯·韋伯、哈貝馬斯、沃勒斯坦等都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現代世界產生的原因。對這些理論，東亞學者也日漸在反思中進行回應，比如余英時就以《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來回應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同樣，杉山氏也以《忽必烈的挑戰》來回應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余英時通過研究中國宗教與儒家觀念在中唐以后的世俗轉向，對所謂“商人倫理”進行了剖析，使用韋伯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前現代社會晚期的歷史進行考察。杉山在研究取向上和余英時極為相近，使用沃勒斯坦對世界體系的基本界定，從東亞世界尋找與這一學說相契合的因素，再以此對沃勒斯坦的觀點進行反擊，正是所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他們的研究都沒有方法論的創見，只有將東亞事例與西方理論結合的試驗。這種試驗本身并不成功，而且都有將案例抽象化和誤讀的表現，但他們也通過這種試驗證明了一個問題：在明顯從歐洲經驗出發，對現代性進行解釋的理論下，試圖以東亞歷史去迎合這些理論的工作本身也是對歐洲經驗的一種默認，且只能使對東亞歷史的解釋落入歐洲中心的陷阱?，F代國家從歐洲出現，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且是一種偶發性現象。偶發性就意味著歐洲出現現代化進程時東亞世界并未出現類似的反應。如果一定要在并未發生的歷史中尋求歐洲經驗，無異于緣木求魚。

更重要的是，用東亞歷史去做歐洲經驗的注腳，會抹殺東亞歷史本身存在的特征。就以《忽必烈的挑戰》為例，沃勒斯坦所提出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是以西歐經濟發展為前提，以海外開拓為動力，以形成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與現代帝國為結果的，而在杉山的論述中，忽必烈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蒙古的世界體系，則是以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汗國為基礎，以元帝國的各項措施為手段建立起來的，一個強大的前現代帝國的出現不是結果而是前提，政策性因素也成為非常重要的支撐，這和沃勒斯坦的理論模型本身就存在差異，而杉山本人對此似乎并未特別注意，而是將筆墨更多放在描述蒙古世界體系的輝煌這一點上。也許，重視元帝國本身的特性，重視元帝國、阿拉伯世界及歐亞其他地區在商貿交往上的復雜關系，會發現一個真正的前現代體系，如果它真的曾經存在過。這樣，我們就可以給《白銀資本》和《大分流》寫一個“前傳”，探討大分流時代到來之前的東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