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文

這次我的發言，主要希望和各位交換一個觀點——為了鼓勵創業和創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推進法治建設，我們的企業家群體都有理由積極參與中國的法治建設。

當下的中國經濟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鼓勵創業和創新。2007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減低了相當多，而企業的成本則大幅上升?，F在不少企業遇到嚴重困難，面臨過剩產能淘汰，度日維艱。出路何在？最重要的就是鼓勵創業和創新。任何市場經濟，由于轉型、升級、技術革命和商業模式變化等，總會有一批企業被淘汰、破產、重組……問題是，有沒有一批新的企業能頂上來？有多少新企業在新的條件下找到新的生存模式、發展模式，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這有決定意義。當國民經濟和全球格局發生重大轉型時，創業和創新尤其重要。

影響創業和創新的因素非常多，涉及整個社會的觀念、氛圍、政策、法律、企業家精神以及政府的服務，還有全球形勢的變化方向等。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們國家最為薄弱的，在我看來就是法治。

有學者查過，“法治（the　rule　of　law）”這個概念最早是1885年由一位叫戴喜（A.V.Dicey）的牛津大學英國法教授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想法，即一個社會靠法律來治理，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如亞里士多德就講過，“與其讓某個公民來統治，不如讓法律來統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知道法治的對立面是人治，而現代化要靠法治，不能靠人治。

這里有一點認識問題，法律不也是由人制定、要靠人來執行的嗎？那么法治與人治究竟有什么區別？

法律當然都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靠人來執行。但是法律是經由公開程序制定的。其實一般來講，一個社會多少還是有最低限度的一些共識的，特別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要正式公布的準則，總不會拿出太離譜的東西。想象一下，即便由喜歡隨地吐痰的人們來立法，他們也很難在光天化日之下，寫出“法律保護隨地吐痰”這樣一條來。寫不出來，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那種做法不對。從古到今，能拿得出來的，一般都比較正面。故宮里面掛的也是“光明正大”，為什么皇帝也要這么寫？因為他也知道這個才見得了光。所以，按照一套公開制定的準則來治理社會，總比由著“某個公民”的個人意志來治理國家要好很多。統治者的個人意志，特別是不公開說出來的那些意志，常常離譜，或者干脆沒譜，單由這些意志來治理，那整個國家就要亂套。

所以，法治首先就是要依照按公開程序制定的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不但公開寫下來，而且要求執行。就是說，“法律才是國王”（The　law　is　King）,　絕不能反過來“國王就是法律”（The　King　is　law）。法律至上，就是國王也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歷史經過無數的曲折，終于決定要走依法治國的道路，這點來得可不容易。

法治的內容很多，比較基礎的就是除非明確違背了依照常規立法程序公開制定的法律，否則任何人都不應受懲罰，或遭受人身或財產的損失。沒有這一條，怎么鼓勵創新？怎么鼓勵創業？出個成果，隨隨便便就可以被拿跑，隨隨便便就被某些人以任何一個理由侵犯，那誰還會努力工作？誰還愿意創業、創新？所以法治對創業、創新，至關緊要。政府的其他激勵政策，各種行政措施、補貼、獎勵等，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法治，要用一套公開制定、修訂的東西，作為社會管理的最高準則，在這套準則面前，人人平等，概莫能外。

下面根據我自己做過的研究，提供幾個案例，來說明為什么法治對于鼓勵創業、創新至關重要。

第一個故事：陳氏兄弟與IP電話

我們知道傳統的電話技術兩頭接通講話時，這條線就被占用了。但是因特網興起后，語音信息可以通過數字化處理變成數據包，在網上一個包一個包地傳輸，每條線上可以同時運行很多數據包。這個技術大概從1995年開始應用，但開始時，網絡回音很大，聽不清楚。后來據說一家以色列的公司解決了這個問題，IP電話就可以走向市場了。

中國的企業家很靈敏。1997年年底，福州馬尾區一家陳氏兄弟經營的民企開始用IP電話技術做生意，由于IP電話比當時傳統的電信便宜很多，在市場上很受歡迎。福州居民多有海外僑民親戚，需要通電話，但當時電信的國際長途話費很貴，大約每分鐘28元至32元，而陳氏兄弟引入的IP電話，每分鐘才4.8元。新商業模式非常成功，人們在陳氏兄弟的店門口排起了長隊。

可這樣一來，當地電信局就急了，說陳氏兄弟侵犯了國家的電信專營，要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扣押陳氏兄弟的設備，還起訴了他們。馬尾區區法院判電信局勝訴，陳氏兄弟上訴到福州中級法院，中院院長請來各方證人，弄清楚了IP電話不是傳統電信技術，因此原來的電信專營范圍并不能自動覆蓋新的IP電話，于是裁定區法院的判據不當，發回重審。

這個故事說明了法治的重要。首先有沒有公布過的法律，其次是原定的限制范圍是不是就自動覆蓋新的技術領域，還有，就是有沒有權威的第三方的公正審理。這個案件事實上推進了IP電話在中國的運用。我記得就是故事發生的當年，信產部推出IP電話，最早定價就是陳氏兄弟定下的每分鐘4.8元！不過陳氏兄弟的生意還是因此案受到拖累。我后來常常想，要是法治環境更完善，像他們這樣的“快魚”，作為“先出手者”（first　mover）,是不是早就可以發達起來了。

這個例子說明，與其喊口號鼓勵創業、創新，不如有一個真正保護創業和創新的法治環境。對于企業家來說，你不關心別的事情也許可以，但一定要關心法治建設，一定要有依法保護自己的意識和知識。

第二個故事：怎樣發展快遞？

快遞是新興市場。背景是商業活動頻繁，特別是人們的時間開始變貴，就產生了新的需求，比如商業文書、樣品的同城快遞，甚至全國范圍的快遞。那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起來的新市場。民間出現了“小紅帽”，另外還有包括聯邦快遞等五大國際物流公司也進入中國。

但是快遞業務一起步，就面臨一個新問題：非郵政機構有權經營快遞嗎？郵政部門認為不可以。因為上世紀80年代的《郵政法》規定了送信業務由國家專營，但原來的法規到底是不是覆蓋新的快遞業務？當時一位郵政系統的領導在電視臺里說，牛跑快了還不是牛，還不應該仍然歸牛倌——也就是郵政——管？反對的意見認為，為保護公民的通信自由，一般信件由郵政專營，但現在快遞的商業包裹并不在原先的信件范疇之內。

這也涉及原先定下的法律要不要審視新的情況修訂，以及怎樣修訂的問題。還要權威的第三方審理，不能由發生利害沖突的一方當事人自己解釋法律，自己還組織執法。這件事后來是逐步解決的，細節這里不講了。

但是，如果回避當時的那場涉法沖突，今天如火如荼的網商根本就搞不起來。要是全部包裹只準郵政局送，現在的電商還怎么促銷？！當然改革也幫了郵政系統的忙，因為競爭大大促進了郵政系統服務的改善。

第三個故事：鐵本的鋼鐵夢

鐵本是江蘇常州市的一家民企，創業老總叫戴國芳，起家的時候靠回收廢舊鋼鐵，后來承包煉鋼廠，有了積累才搞起自己的鋼鐵公司。2003年，鋼鐵產業開始又一波火熱，鐵本公司的門口，每天都有卡車排成長龍等候提貨。按當時估算，中國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延續五六年。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戴國芳在長江邊占地6000畝地，建了高爐和碼頭，擴大產能。不料趕上2004年宏觀調控，鐵本因違規用地、上項目被點名，戴國芳等創辦人悉數被抓。那時我們正好在江蘇做調查，特地去常州，去看守所訪問戴國芳。記得問到為什么大肆擴張產能，他的回答是：人家帶現金來要鋼材，供不應求??！

我公開寫過文章評論此案。鐵本煉的是鋼，又沒種大煙，也沒賣毒藥，并沒有在市場上損害他人。至于宏觀過熱，那是貨幣環境使然，不可以在微觀上叫一家民企去負責。至于違規用地、上項目等等，有錯改錯，無須動鐵腕辦人。何況當時輿論說的鐵本偷漏稅款多少億，根本查實不下來。最后關了人家5年，判刑也是5年，宣判完當場就放人。戴國芳的鋼鐵夢當然破了，他那江邊6000畝地的“新廠”，我也去看過，幾座建了一半的高爐矗在那里好幾年，完全荒廢，連銀行的幾十億貸款，也一并埋在里面了。不管怎么說，總不是執行法治的一個標桿。

這些故事說明法治還真不僅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司法體系的事情，或者是只有輿論和學界才應該關心的事情，法治也是產業、實業和企業家的事情。轉型越深入，創新越頻繁，受法治建設水平的影響就越深刻。最近如騰訊的微信要不要被收費，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務究竟有多大的空間，不單單有技術問題、市場問題，還有法律問題、司法程序問題，其中最根本的，是我們的各類企業是不是在同一套公開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企業和企業家一定要關心法治，積極參與法治建設。我的論點倒不是中國的法治只靠企業和企業家。但企業和企業家確實在法治建設方面可以有所作為，也應該有所作為。不論環境多么復雜，企業行為要守底線，要給自己劃一道絕不觸及的底線。我自己很佩服王石的一點，就是他公開宣布不行賄，寧愿做不成那個生意，也絕不行賄。當然，在現實中，王石定下的這條底線可能蠻高的。完全不送點東西、搞點人情，做生意確實很難，但總要一步步讓經商環境變得健康、干凈起來。

一些朋友以為柳傳志講的在商言商，就是企業家只講生意，只講賺錢，別的一概不問。我以為這樣的理解太偏了。“在商言商”，并不簡單，因為健康的商業和企業行為，離不開法治。企業也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家怎么處理與政府的關系，與權力機構和官員的關系，怎么處理與股東、員工和客戶的關系，涉及很根本的行為準則。特別是公司治理，如何發揮制度的作用，而不是僅靠老板個人的意志，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不可能設想，我們每個家庭、公司、機構都靠家長專制、老板專制在維持，而整個國家卻成為一個“法治社會”！古人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尊重他人權利、契約精神、法治準則，在一套公開的規則面前人人平等，這些都是法治國家的微觀基礎，要在實踐中經常演練才能成為真正的行為準則。

推進法治建設要有分工?？箲饡r，學生到南京向蔣委員長請愿呼吁抗日，十九路軍在前線打死仗，當時的企業和企業家則多煉鋼、多造槍炮——他們都參與了抗日，只是分工有所側重。企業家也是公民，身為公民也有權利和義務對社會各種事務發表意見，也可以用言論和意見來推進法治建設。

我的觀點是，推進法治國家的建設，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也有多種方式可以讓我們的企業家參與其中。重要的是不要讓這多種多樣的努力互相抵消，而要互相鼓舞、互相支撐，匯集成共同推動法治建設的偉大力量。

（本文為作者在正和島內蒙古論壇上的演講，經本人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