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語/文

埃及時局在快速變動，雖說更像是被一場飛沙走石的龍卷風裹挾著打轉。

前景不被看好，因為明顯不是朝著社會和解的方向。“武力清場”可以從廣場和街頭快速驅除穆兄會的支持者，卻無法把伊斯蘭勢力排除于國家政治進程之外。

當然，也有很多人希冀，劇烈的顛簸之后，隨著廣場政治被強行終結，埃及能夠重獲穩定——不管什么性質的穩定，由誰操控的穩定，也不管可以持續多久。

混亂、失落、疼痛，人們需要一點時間喘息和辨認復雜的風向。

埃及，以及整個中東，需要新的和平與發展議程。

對抗：軍方·世俗派·穆兄會

8月20日傳來消息，穆斯林兄弟會精神領袖巴迪亞——“總統穆爾西背后的那個人”——被捕入獄；被關兩年多的前總統穆巴拉克有望無罪獲釋，重獲自由。

在穆爾西7月3日被軍方和世俗派聯手推翻和拘押前夕，有一個至今真假莫辨的段子：獄中的穆巴拉克從電視上看到解放廣場上的示威游行，發現反對穆爾西的人潮遠多于他下臺的時候，“不禁感到巨大的精神安慰”。

看游行的規模，似乎的確如此。但一位曾經常駐埃及的資深新聞人當即不以為然地指出，這是不可比的。兩年七個月前，推翻穆巴拉克是包括軍方在內埃及人的共識；而現在，穆爾西的下臺粗暴地撕裂了這個地區大國。8月17日的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說，埃及8500萬人民處于1953年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分裂狀態。

世界仍然清晰地記得，穆巴拉克下臺時，開羅解放廣場上人們興奮的笑容，眼睛中燃著對未來的巨大希望。而今，卻是槍聲、哭聲、火光、血跡、宵禁；醫院太平間里一具緊挨一具躺滿了尸體?；钪娜藗?，眼底是痛苦和惶惑。

實際上，“武力清場”是被普遍預期的行動，穆兄會亦有思想準備。自從本月初西方和海灣國家的調解努力失敗后，國際輿論就預測，開齋節一過，埃及軍方將武力驅除在廣場安營扎寨的穆爾西支持者。

但當“武力清場”14日發動，盡管軍方聲稱“采取了最大程度的自制”，其血腥、暴力和死傷規模仍然震撼了世界。埃及各派俱傷，并無真正的贏家。

軍方無疑最為強勢，但道義上輸了一城，失去部分國際和地區的支持。世俗派代表、副總統巴拉迪在“清場”后提出辭職，擺出和軍方“切割”的姿態。在民眾中，軍隊形象進一步受損。

一般認為，由于納賽爾革命和中東戰爭，埃及軍人廣受愛戴。但事情都有另外一面。幾十年來，軍隊的特權觸角深入社會經濟各個領域，無形中壓縮了民營經濟的空間。穆巴拉克下臺時，軍方已流露“重利”的一面，當時不少媒體都指出穆巴拉克在被全社會拋棄前，首先是被軍方當成負資產放棄。其后，軍方“掌國”15個月，曾經向上臺后的穆爾西示好，穆爾西卻沒有買賬。軍方為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與穆爾西矛盾日益加深。

現在，軍方雖稱推翻穆爾西為的是“國家安全”，而很多埃及人和分析人士卻懷疑，軍隊已經蛻變成埃及最有權勢、不受制衡的龐大利益集團，行動的著眼點不在國家的福祉，不在治國的理念，而就是為利益，為權力。

世俗派也不是贏家。本來，世俗派7月初與軍方聯手解除穆爾西職務，不管算“軍事政變”還是“武力彈劾”，都顯然違背了他們一向力倡的民主政治程序，難免給世人這樣的印象：他們為達到目的可以放棄原則，機會主義高于理想主義，也高于行動底線。這顯然不能增加世俗派對民眾的感召力。在分裂的埃及，感召力恐怕是最匱乏而又最需要的社會資源。

穆巴拉克下臺后的局勢演進表明，埃及世俗派難以贏得一人一票的選舉，需聯手軍方才能和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分庭抗禮。這次“武力清場”，使世俗派不得不擺出與軍方適度“切割”的姿態，但世俗派沒有取代軍方掌控局勢的能量——如果他們有的話，當初根本輪不到穆爾西上臺當總統。

當前，埃及局勢中的最大懸念不是軍方和世俗派的動向，而是最大輸家的穆兄會將向何處去？會不會重走暴力之路？

目前，埃及軍方和臨時政府已指控穆兄會為恐怖組織，埃及外長20日甚至說，要像對待納粹一樣清除這一伊斯蘭組織。每天都有穆兄會各級領導人、成員和支持者鋃鐺入獄，面臨嚴厲指控；穆爾西遭拘押時間一再被延長。

對于穆兄會，這不過是“熟悉的老情況”。穆兄會發言人之一Mona　al-Qazzaz,近日撰寫文章《什么是穆兄會的未來》，歷數穆兄會自1928年創立后受到打壓的情形。等穆兄會又一次合法地走進國家政治生活，時針已移過2011年1月25日，那時，穆巴拉克面對全國性抗議風潮，在約900人死于示威游行引發的沖突后，因失去軍方和埃及所有派別的政治支持，宣布下臺。

歷史離得太近，穆兄會甚至還沒習慣“地上”的日子，就又將“輕車熟路”地轉回地下。有人擔憂，強力打壓是在做無用功，反可能加速驅使穆兄會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也有人質疑，如果真有那么多埃及人反對穆爾西，穆兄會顯然不會在下次選舉中得到多少議席，有何必要取締？

穆兄會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廣大中下層，特別是貧苦民眾中間，有著深厚的根基。但是，穆爾西上臺后的失誤和遭解職后民眾的反應，對穆兄會當頭一棒。穆兄會如果不能從中汲取教訓，便難以具備回應目前事態的新思維。老情況越熟悉，局面反可能越僵，從長遠來看，對穆兄會為首的伊斯蘭勢力融入國家政治進程越不利。

從軍方下一步動向看，直接組建軍政府的可能性不大，最大可能仍是通過臨時過渡政府“掌國”、著手籌劃安排下一輪選舉，從程序上恢復政府的合法性。然而，經此一役，未來選舉產生的新政府即便由世俗派領導人執掌，軍方也會力圖把埃及政治風箏線牢牢控制在手中。

包容性和解之難

穆巴拉克的下臺基本上是和平的，埃及人付出很少的代價，在很短時間里達到目的，順利得出乎他們自己意料之外。誰能想到，歷史給了一點甜頭，轉眼卻又給出這么大的苦頭。“武力清場”行動發生后，埃及一位電視主持人說：“你要么和國家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主義站在一起。”

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在撕裂埃及。

更大的問題在于，這種對立，表象是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與自由派和世俗派力量（軍隊本身也屬于世俗派力量）之爭，其背后，則隱藏著埃及社會各階層的深刻裂痕，反映出底層民眾與中上產階級之間、文盲階層與智識階層之間、鄉村和城市之間，利益的矛盾與彼此的隔膜，隱藏著對國家現代發展道路的認識的割裂。

穆爾西被推翻后，沒有公開發出過任何聲音；對他執政錯誤的嚴厲撻伐，他本人并無辯解機會。很多批評有道理，但也有很多指責出于意識形態和輿論宣傳。

人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穆巴拉克下臺后，埃及有過五次全民投票，為什么每次都是穆兄會贏？為什么世俗派就是贏不了一人一票的選舉？

如果只看向社會基礎和經濟因素，有個直白到粗糙地步的解釋：穆兄會得票多，是因為埃及窮人多；世俗派得票少，是因為埃及的富人（中上產階層）少。而穆兄會與世俗派對抗越激烈，或許越說明他們各自代表的社會階層隔閡與不信任之深。

埃及社會結構最大的特殊性還在于，在各利益階層之上，另有一個強大到失衡、卻又嚴重缺乏制衡的利益階層——軍隊。軍隊不僅掌握槍桿子，而且經濟和政治勢力在埃及獨大。美國每年給埃及的15億美元援助，軍方拿走12.5億美元。兩年半前，如果不是遭到軍方“遺棄”，穆巴拉克不會同意下臺。這次新一輪動蕩，軍隊對埃及政局翻手為云覆手雨的能量，世界有目共睹。

從積極方面看，因為軍隊的支持，自由派和世俗派方能與宗教勢力分庭抗禮，阻止國家向更激進、更分裂的方向傾斜，阻止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繼續因街頭政治癱瘓；但從消極方面看，因為種種歷史積累的不信任和現實的利益沖突，軍隊沒能成為調和世俗派與穆兄會矛盾、促成社會共識的超脫力量，反而單方面站隊，助長對抗性思維，使埃及社會更趨分裂，距離共識越來越遠。

而最令人悲哀的，還不是埃及社會進一步分裂——說到底，這只是穆巴拉克時代就存在的怨恨與裂痕，以放縱無度的街頭政治和權力爭斗方式浮出水面；而是兩年半以來，沒有一方表現出國家和平實現政治轉型所急需和必須的包容性新思維。對立各方沒人想當曼德拉，也沒人有能力當曼德拉。

在埃及、中東其他國家和世界各國歷史上，軍人干政，鮮見正面影響能大于負面影響者。雖往往能成功收到迅速維穩與控制亂局之效，卻難以避免地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制造更深的裂痕，而背后隱含的暴力思維，將嚴重削弱社會和解、凝聚共識以推動國家突破發展瓶頸的動力。

穆兄會沒有武裝，沒有西方的外援，更不可能像敘利亞反對派那樣得到武器供給。另一方面，穆兄會的生存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軍方和政府打壓的歷史，對抗經驗豐富的穆兄會不會因為遭到取締便作鳥獸散。從穆兄會領導人“補位”的速度，已可窺見其組織效率。在埃及，包括軍方在內，都難以將穆兄會代表的伊斯蘭勢力排除在國家政治進程之外。

不會回到原點

光看動態新聞，似乎埃及正在回到過去，回到動蕩之初的“原點”。軍人干政、“緊急狀態法”、彈壓游行示威、取締穆兄會，都是幾十年來在埃及上演的“老劇目”。太陽底下并無新鮮事。

穆巴拉克進了監獄，有美國加州大學工程學博士學位的穆爾西成為非軍方出身的首任民選總統，并通過扶植少壯派軍人塞西取代穆巴拉克的國防部長坦塔維而與軍方達成短暫脆弱的平衡?，F在，穆爾西進去了，穆巴拉克出來了。歷史難道在輪回？

領導人的命運的確在翻盤。但這其間，埃及的權力結構、司法結構、經濟結構、利益集團結構，一概沒有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反而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舊的強人走了，舊的權力制度沒走，并因為強人的孤獨離去，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如果僅僅推翻一個或幾個人，怎么能叫做革命？一次革命尚未完成，又何來二次革命？

從經濟、民生到彌合政治分歧和進行制度建設，穆爾西的政績乏善可陳，以致在他被推翻之際，很少人有惋惜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他唯一的成就只是贏得了選舉，成為埃及首位非軍人出身的民選總統。更多人指責，他在任這一年，不僅毫無建樹，還使社會更加分裂。

但是，不應忘記，制造分裂的不僅僅是穆爾西，缺乏包容性新思維的更不僅僅是穆爾西。審視穆巴拉克下臺以來埃及局勢以及最新一輪動蕩悲劇，一個令人深感無奈的事實是，埃及所有派別，從更溫和的自由派到更激進的薩拉菲派，都沒有表現出力圖超越分歧、分享權力、形成發展共識的新思維。

但是埃及不會回到原點，不可能再成為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埃及的動蕩從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中東大變局的一部分。歷史的車輪一旦啟程，便擁有了自身的意志。

新一輪動蕩本身也有力地說明，老辦法解決不了新問題。在把穆巴拉克拉下臺的新時代發展訴求得到滿足之前，埃及難以實現可持續的穩定。否則的話，軍方雖能一手掌控局面，卻不能改變缺乏社會共識的現實。即便實現穩定，那也是強行壓抑社會分裂的穩定。

目前埃及轉型之路云重水復，混沌亂象中，尚不能看清輪廓。占卜未來，蓋棺論定，都還早得很。

新一輪動蕩發生后，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政治時鐘無法倒轉，埃及各方應集中精力推動真正包容性的和解。誠哉斯言。一直以來，埃及在苦苦尋找新的社會共識。如果一時間找不到“要什么”的共識，那么，是否可以先達成“不要什么”的共識？“武力清場”的槍聲和鮮血表明，拒絕暴力應成為埃及各方堅守的底線。

埃及危機與中東變局

歐盟成員國外長20日在布魯塞爾緊急會商埃及局勢。英國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會上說：“埃及危機是至今為止21世紀最重要的事件——即便與我們已經歷的金融危機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相比。”

聽起來多少令人感到突兀。但把埃及危機置于中東動蕩的大背景下，把中東動蕩置于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變遷的大背景下，再看看現代歷史上，中東在世界和平與發展中的位置，或許不難理解黑格話中的深意。

從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販自焚之時算起，中東大動蕩歷時已兩年又八個月，而陷入轉型困境的遠不止于埃及。甚至可以說，埃及的動蕩程度，相形之下是小case，只不過它是一向發揮著領導力的地區大國，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都最突出。

目前，在中東巨變的發源地突尼斯，年底舉行大選的希望已微乎其微。由于反對黨領袖屢遭暗殺，制憲議會全面停擺，執政黨和反對派的矛盾不斷加劇。如果制憲議會被解散，新憲法便將胎死腹中，大選遙遙無期，全國政治對話與和解進程將被攔腰斬斷。突尼斯之幸在于，軍方干政的可能性很小。但突尼斯媒體普遍擔憂，街頭政治一旦失控，突尼斯可能成為第二個埃及。

敘利亞的全面內戰已兩年，戰局仍激烈而膠著。政府軍在中部地區處于進攻態勢，但反對派仍有能力發動襲擊，雙方在首都大馬士革中心地帶持續交火?？偨y巴沙爾在開齋節期間前往清真寺做禮拜，車隊遭到迫擊炮襲擊。與此同時，逾66.5萬敘利亞人在黎巴嫩難民營度過“一個傷心的開齋節”。這個數字，按聯合國難民署的預計，到年底將突破百萬。

在伊拉克、利比亞、也門等地，中央政府軟弱、教派、部落和地區紛爭不息，民間武器泛濫，暴力事件無日無之，成為恐怖和極端勢力的溫床。聯合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伊拉克7月有1057人死于暴力事件，創5年來單月死亡人數新高。

中東動蕩的外溢效應，早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馬里等國顯現。利比亞等國戰亂以來武器的流散走私，進一步加重了撒南非洲的安全挑戰。“動蕩”的表象之下，中東局勢最直觀的特點是“分裂”。這種分裂，一方面很破碎，部落之間、地區之間、教派之間、世俗力量與宗教力量之間，執政黨和反對派之間，這些部落、地區、教派、勢力和政黨的內部，都分歧多多，紛爭不已。國家的政治權力格局滿布裂紋，呈現某種“破碎”狀態。

另一方面，這種分裂又很“均衡”。對立各派大體上勢均力敵，難有任何一方短期內能打破僵局，占據絕對上風。在敘利亞，內戰打得這么血腥，打了這么久，既沒打出一個統一的反對派武裝；也沒打出一個有能力獲得較多認可的反對派領導人。有學者預測，敘利亞再打下去，可能會解體并被“分而治之”，巴沙爾政府控制敘南部地區，反對派在其他地區另行建立兩到三個國家。

客觀上，國際大環境為中東的政治轉型增添了動力，也增添了諸多困難。經濟的發展有其自生性和內在規律，很多時候還有滯后效應。經濟痼疾更非短時間所能克服。兩年多前的動蕩，導火索之一便是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東，導致物價上漲和失業率竄升，民生領域諸多矛盾激化。

動蕩以來，中東又陷入這樣一個有目共睹的怪圈：政治和社會分裂導致國家無法集中精力和資源發展經濟，經濟與民生不見改善，反過來使得街頭政治更加活躍，政治和社會分裂進一步加劇，形成理性共識和實現國家團結更加困難。僅僅呼吁老百姓面對自己的生存困境保持耐心，其實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

從根本上講，中東的分裂，其焦點看似世俗派與宗教勢力以及各利益集團的權力之爭，背后折射的卻是中東的現代政治發展道路之爭，直接關系到傳統強人紛紛“下課”后的中東，是重走亂世出梟雄，“打”出新一代強人，再度依靠強人政治獲取穩定的老路？還是能夠實現某種政治共識，從而和平地創新國家政治體制，達成可持續的和解與和平，實現現代轉型？

從這些動蕩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來看，如果不能出現像曼德拉這樣有超越仇恨的智慧和感召力的人物，政治亂象將在相當長時間困擾國家生活。

中東的不安全，意味著全世界的不安全。最突出的兩個方面：一是石油供應的穩定性和國際石油運輸的安全性受到威脅，二是恐怖主義可望獲得可觀的活動空間和休養生息之地。

目前，恐怖勢力已在中東整個地區抬頭，中東巨變以來政權更迭或者處于政權更迭危機中的各國均牽涉其中。突尼斯西部靠近阿爾及利亞邊境的沙阿姆比山區有逾百人恐怖團伙活動。8月6日，五角大樓出動空軍撤出了駐也門大使館非必要人員，政府同時發布旅行警告其他美國人立即離開，稱“持續存在恐怖威脅可能”。

當此之際，仿佛給動蕩的陰云鑲上一道銀邊，美國國務卿克里第六次前往中東，巴以恢復了中斷三年的直談。巴以和談從中東巨變初起那一刻，就被迅速地邊緣化，如今復談易，突破難。從巴勒斯坦方面來說，更多像是在美國的軟硬兼施之下，為獲得一些短期利益而談，如得到部分稅款與援助的撥付、一些被關在以色列監獄的囚犯獲釋等。三年前以以色列凍結定居點建設作為談判前提的“底線”不見提起，而三年前的底線，相較于上世紀末巴以談判的底線，又“退步”到不可以道里計！

中東已不再是過去的中東，締造和平的環境與形勢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在新的和平進程中，埃及占有更加核心的地位；敘利亞的地緣政治意義，則因美俄新世紀博弈和維系什葉派“新月帶”的地理位置，別具新的重要性。

在巨變的震蕩之下，中東迫切需要新的和平與發展議程，世界則迫切需要及早準備面對一個新中東。中東不穩，世界難安。在幫助中東實現可持續的穩定方面，世界有著共同利益。

如今，當初樂觀的預期已經落空。在動蕩最深最劇的國家，現代轉型看來最為艱難。潘多拉之盒被突尼斯小鎮上的一個水果小販以自焚的方式打開，從中飛出各種災難和各種希望。沒有人知道，究竟該如何把災難關回盒子，而讓希望繼續留存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