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當已過耳順之年的女企業家王瑛用一種相當不尋常的方式公開挑戰柳傳志的諄諄教誨時，與其說她是在表達對這位“中國企業家教父”的不滿和批評，不如說是對整個社會發出追問：在一個正在經歷重大轉型的時代和社會里，企業家應當與政治保持什么樣的關系？

若放到更寬泛的視野中去審視，這個問題適用于每一個專業人群——在我看來，在那些為人處世講求原則的法律、教育、傳媒、理論和文藝工作者心頭，這個問題的份量很可能比在企業家那里更為沉重。

一向低調的王瑛女士這次出人意料的高調舉動幾乎立刻將自己置于輿論聚光燈的焦點，并掀起了一場全社會的熱議和爭論。這充分證明，她提出的是一個切中時代要害的真問題。許多人正在焦慮地尋求著答案。

企業家如何贏得尊嚴

“正和島”是一家名聲日隆的民辦企業家社交網絡，目前已擁有2000多位用戶，其中包括柳傳志、馬云這樣的“大佬”。據說，柳傳志不久前在某個私人場合說：“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幾天后，正和島公司總裁黃麗陸貼在社區內的一篇博文中引述了這番話，并附加上了他自己的對此的謹慎詮釋和引申。

王瑛恰是“正和島”上一位素喜“談論政治”的活躍島民，第一時間便發出了一條“退島”帖：“我不屬于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態度在社會上是公開的。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島。”

“退島”風波很快演變為一場“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爭論，十分湊巧的是，中國企業家中的新生代“教父”馬云在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對改革年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事件所發表了令人驚愕的言論。而隨著王石、王功權、馮侖等“明星級”企業家相繼公開表態，這場圍繞著一個看起來有些“老生常談”的舊話題的討論在企業家圈子之外也傳得沸沸揚揚。

我們首先應當澄清一點：即所謂“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不僅是一個老命題，而且也是一個偽命題，在中國尤其如此。作為我們高度依賴且無法逃遁的公共生活，只要我們生活在社會里，政治就不會因為我們不談論它而不影響我們。

舉例而言，一年一度，那些光榮躋身“兩會代表”的成功企業家們在央視鏡頭面前談論黨和政府的政策并出謀劃策時，他們算不算在“談論政治”？柳傳志本人也曾擔任過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如果他不在那些“全國代表大會”上提案議案、參政議政，又如何對得起那些投票給他并對他寄予厚望的黨員和群眾選民？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企業家中另一位顯眼的“異議分子”王功權的一條微博既充滿黑色幽默，又顯得正氣凜然——“我理解的所謂企業家‘在商言商’應該包括：1，不加入執政黨政治組織；2，不與特權合謀；3，不作為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4，不勾結、賄賂政府公共權力；5，不為規避政治壓力而讓企業做出業務犧牲。”其實，除了第一條和第三條，其余三條是一切時代和社會中守法企業家都必須堅守的底線。

顯然，柳傳志的所謂“不談政治”，真正的意思應該是：企業家不應該批評和挑戰現行政治。在中國當下的具體語境下，這一點不難理解。人們還注意到，柳傳志之前曾多次在媒體上公開坦陳過類似的意思：他沒有成為“改革中堅力量”的雄心壯志，因為他不愿意成為改革過程中的“犧牲品”，他只想把企業做好。“大的環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

這些天來我所接觸到的媒體評論中，絕大多數站在王瑛女士的立場上。他們搬出幾千年來中國商業和中國商人不堪回首的悲傷歷史，他們試圖證明，以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態度逃避政治，不是企業和企業家正確的自我保護之策；而通過暗地里與政治權力進行骯臟交易來獲取利益，更不是企業和企業家的發展之道。相反，只有擺脫這種散發著腐臭味的“路徑依賴”，建立起一套法治化的游戲規則，中國商人才會贏得真正的安全與尊嚴，中國商業才有可能迎接光明前景。

不談政治不代表犬儒主義

其實，可以肯定地說，柳傳志既不是一個愿意“跪著活”的企業家，也不是一個愚蠢和短視到相信“跪著”就能“活”的企業家。

那么，當柳傳志要求企業家“不談政治”時，他的真實想法究竟是什么？以柳傳志的社會地位和處世風格，我們大概永遠也不會有機會聽到他對這一事件的進一步解釋。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上詮釋他對企業家之社會功能的定位，而且他的意見顯然代表了當下中國大多數企業家的觀點。

在比較高的層次上，我認為大多數批評柳傳志的評論者們都沒有全面理解柳傳志那番話背后的真正含義。柳傳志的確認為，企業家應該做好本分，而不是去拋頭露面搞政治，甚至成為政治活動家。但他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企業家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其實就是在改進政治。比如，作為一個企業家，如果你雇傭了更多員工、生產和賣出了更好的產品、拓展了市場的疆界……你實際上是在增進商業力量、強化契約紐帶、培育誠信精神……商業環境的改善也同樣可以促進政治的改善。

而且我還相信，柳傳志一定認為，以企業家所具備的能力和資源，從事這些“本分”工作會比“空談”政治更為有效地起到改進政治的作用。作為改革開放的杰出產物，柳傳志從國家改革開放和他自己企業生涯的30多年里得到的經驗是：經濟改革和市場延伸能夠潛移默化、自然而然地改變國家的政治生態。對此，他今天仍然深信不疑。更準確地說，他個人的路徑依賴迫使他只能相信這個，他不相信會有比這條路徑更穩妥更好的其他途徑，可以讓政治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改進。

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在正和島今年舉辦的一次演講中就明確指出，企業家在政治上的謹言慎行并不是犬儒主義。“越是小環境，越要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個積極的組成部分，因為你怎么干對小環境都有影響。對于大環境，把重百來斤的東西都放上去，影響很小，所以要智慧地區分。”周其仁還稱，自己與柳傳志認識很多年，認為他不是沒有是非觀念的人，對當下熱議問題也并非沒看法。“一個沒有看法的人怎么會這么有主見？但是他怎么去表達，怎么去實現這個看法，卻需要謹慎的選擇。”

而在另一個層次上，柳傳志為數不多的辯護者還指出，企業家具有自己的社會功能和職業倫理，其肩負的責任不容許他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政治活動家。否則，他就不應該從事企業，而應該干脆去吃“政治飯”。

的確，對一家現代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來說，股東——若是上市公司的話，還會有數以百萬計的股民——投錢給你，是為了讓你幫他們獲取合理回報，而不是向政治團體捐款；員工應聘投奔你，是為了養家糊口和謀求職業發展，而不是參加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如果你不能謹慎地處理好與現實政治的關系，甚至主動參與那些有可能釀成重大風險的政治活動，則會將無辜的企業及股東和員工拖進不可控的巨大危險之中。這樣一來，你就違背了最基本的信托責任和契約精神。

因此，中國另一位明星企業家、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就坦言，企業家的職業理性提醒自己不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是因為，當一家企業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業競爭上，而要去面對制度博弈，那么每一個動作都意味著大到難以承受的成本。而且今天的中國企業家掌握的資源是過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他們更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因為我們管理著很多社會受托資產，你的資源不是私人資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責任，扮好第一角色。我們的第一角色是企業法人，第一責任是看護、管理好這些受托資產。”

大環境與小環境

但即便如此，我本人仍然愿意與大多數評論者一樣對王瑛女士表達最大的尊敬和支持。我在仔細閱讀了南方系媒體對她的采訪報道后發現，以往低調到在網上幾乎連一張照片都搜索不到的王瑛絕不是一個沖動的人，相反，她對于上述一系列復雜的關系問題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在我看來，她與柳傳志的根本分歧也可以用一句她沒有說出來的話來概括：在中國目前的制度環境下，企業家為了要做好“本分”，經常不得不“談論政治”，甚至不得不成為政治家。柳傳志也好，王瑛也好，……誰不是在吃“政治飯”？真正的區別不是“在商言商”還是“談論政治”，而在于你愿意成為哪一種類型的政治家？但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取舍，需要巨大勇氣。

限于篇幅，這里只能簡要概括一下她對轉型階段企業家使命的看法。

王瑛認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推動國家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工商業主階層。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新生代企業家不再愿意重蹈上一輩的覆轍。不管是出于對人身權、財產權和經營權的長期安全著眼，還是出于對自身精神生活完整性的更多關注，他們對社會公共空間有著越來越高的要求。簡言之，就是希望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進步。

在王瑛看來，當下是一個重要的窗口期。在這段時間內，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對企業家階層的權利保護有益的上下互動的博弈機制，關系到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格局。但遺憾的是，王瑛女士顯然沒有從最近一段時間的時局變化中看到和預感到令她欣慰的情形——權力不僅沒有受到有效制約，改革方向也前所未有地模糊起來……

越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企業家們越是應該積極發聲，更加主動和有意識地與決策者形成互動，從而建構起一條相對穩固的底線。否則，斷送的不僅是這個階層，也是這30多年來已經開啟的歷史進程，使國家實現平穩轉型的希望最后落空。對此，王瑛反復地追問：這真的是大家可以平心靜氣接受的嗎？在這個時候，我們是更應該對社會公平正義負一份責任？還是僅僅關注、保住自己眼前的暫時安全？

王瑛還認為，對政治風向的變化，做企業、搞投資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接收到的信號也更系統，這就是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對于當下嚴峻的政治風向，無論是柳傳志和馬云這樣的“在商言商”派，還是王石和王功權這樣的“社會責任”派，大家實際上做出了大致相當的判斷，但做出的選擇卻很不同。

王瑛一再想要澄清一個事實，即自己盡管對柳傳志的“在商言商”論不以為然，但她并沒有指責他不愿意承擔社會責任的意思，這是他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她只是認為，作為中國企業家群體的“代言人”的角色，柳傳志不應該在當下這樣的時刻，以自己的影響力“在群體性的彷徨的傳播和蔓延上推波助瀾”。

追根溯源，王瑛與柳傳志的根本認識區別在于：后者堅信，通過不斷地改變“小環境”，積跬步以至千里，終將有效地促成“大環境”的改變；而前者則認為，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如果不首先扭轉“大環境”的惡化趨勢，已有的“小環境”也是保不住的。

這兩種對社會變遷的審視模式都有道理，重點只在于觀察者對于當下形勢的判斷——如果你認為歷史正行進于既有的軌道中，無非是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的問題，那么前一種思路不僅正確，而且也是最穩妥和代價最小的；但如果歷史的航向已經或正在發生決定性的變化，那么“小環境”經營得再好也是徒勞的。

無論王瑛對時局的判斷準確與否，她想說的無非是這樣一個道理：商業的力量或許的確能夠給政治和社會帶來潤物無聲的影響，但在重大的歷史節點，從來都是政治塑造了經濟，而非相反。

妥協的前提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一直都是靠著以制造業為主的私營中小企業支撐著的。短短30年間，中國民營企業從零開始，已經發展到目前超過1000萬家。它們以40%的社會資源，完成了60%的GDP，創造著80%的就業，它們對財政收入的貢獻也已超過了國有經濟……不說別的，就拿近年來政府最看重的“穩定”來說，民營企業已經是這個社會上大多數人還能夠安居樂業的穩定之錨。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中國奇跡”的話，它主要是民營企業創造的。

在這個過程中，不少民營企業家風光無限地當上了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榮幸地被體制吸納，成為各級權力機構和決策層里新的成員。然而，民營經濟整體實力的不斷壯大有效地遏制了政府權力不斷擴張的邊界，進而提升了自己的安全系數和社會地位嗎？這一點，我們只要從近年來越來越多鋃鐺入獄以及越來越多將資產和家屬轉移到海外的“成功”企業家那里，便可窺見一斑。

而在另一邊，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經濟則依托強大的行政力量以及輪番出臺的財政及貨幣政策刺激，“野蠻”生長，這構成了過去10多年來一場被很多人詬病且聲勢浩大的“國進民退”運動。

尤為令人悲哀的是，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半段，“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家還有可能憑借著自己吃得起苦、敢冒風險，通過為“體制”做其自己尚不太有把握的“改革探路”而求得一些生存發展空間的話，今天這種可能性也已越來越小。而且重慶等地的現實還告訴我們，民營老板即便已經賺取到的財富，都隨時有可能被以“社會公平”、“共同富裕”之名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權力階層對權力控制之下的“中國特色市場經營”已經熟門熟路，甚至已經開始形成某種道路“依賴”。

有評論者極具洞見地指出，在這種信念下，權力階層已經不太需要民間資本來充當改革先鋒的角色。在最有可能獲得改革紅利的一些領域，“國家隊”往往捷足先登。甚至所謂“官商勾結”其實也已經不復存在?，F在，“官”已經通過國有企業這件“紅外套”直接沖在利潤的第一線。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的確仍有少數頭腦精明、敢于冒險的民營企業家在尋找出路。但他們的財富夢想已經從創造財富變為赤裸裸地與權力結盟，進而讓自己成功躋身于攫取和瓜分財富的既得利益集團行列。他們中的成功者，在最大限度地從“中國模式”中撈到“最后一票”后迅速完成向“中國模式”的對立面——歐美——轉移的“勝利大逃亡”；他們中的失敗者，則悄無聲息地成了曾成杰這樣的“刀下鬼”。這是一種刀口舔血的買賣，更是一種典當了靈魂的買賣。

的確，企業家為了利潤妥協無可厚非——不僅同政府妥協，更要和市場妥協。但既然是妥協，而非劫掠或被劫掠，就需要有一個規則相對公平的交易平臺。假如有人用槍指著一位企業家說：“我要你的老婆，我就出這個價，否則……”后者會“妥協”嗎？假如他妥協了，這還能叫“妥協”嗎？

所以，王瑛一直在強調的一句話就是：在眼看環境將要變得更糟糕時，退是沒有出路的。“一個人擔不起的恰恰要眾人一起擔，人人躲就塌了，而塌了就誰也躲不了了。”

事實上，因為很難轉移的龐大的生產性資產，相比于社會中的其他人，企業家是最沒有退路的。反過來說，在社會平穩轉型的過程中，企業家階層所掌握的資源及其所依賴的利益機制的根本驅動，比任何持其他動因——特別是純粹的道德覺悟——的人對推動社會進步更有效、更可靠、也更穩妥。這也就是為什么社會大眾對柳傳志、馬云這樣企業界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懷有更高期待的根源。

近年來，更多人開始關注中國“國富民窮”的問題。這是一個經濟層面的社會財富分配問題，究其根源則是政治層面上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所致。但很少人注意到，其實，所謂“強國家-弱社會”的最大特征還不在于個人的權利缺失。個人權利并不是抽象的，公民只有通過不受政府干涉的社會組織，才能實現其個人權利。在我看來，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就是企業，中國歷來缺乏能夠不依附于政府的強勢企業，這是“強國家-弱社會”結構的重要原因，也是當今“國富民窮”的源頭。

此外，近年來，不少人熱衷于宣揚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我認為，對中國企業家來說，他們的西方同行所表現出來的樂善好施、熱衷環保、尊重女性等等“社會責任”都是第二位的，真正的當務之急，是要用自己的商業實踐（未必一定是“談論政治”）去推動制度的轉型，促進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盡早落實。說得更明白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企業家，你是選擇用行賄和其他各種暗箱操作的手段從審批官員那里獲取獨家壟斷經營權，還是選擇用法律武器公開透明地維護自己平等合理的經商權利？這一點比你捐不捐款給“希望工程”要重要得多，這是當下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最大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