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鄉”里無“郎”，“魔”仍是“魔”

每年清明和冬至去墓園祭掃逝去的先人時，總會被墓園管理當局用高音喇叭一再提醒：要 “文明祭掃”！然而，從我這雙多少有些偏執的眼睛看去，有一件事情，雖然我們已習以為常，甚至已覺得理所當然，卻比燒紙錢、放鞭炮之類更加不“文明”—— 每當看到那些或奢華或簡樸的墓碑上赫然鐫刻著的簡體字時，我的心里就會條件反射般地跳出一個字：丑。當然，這個字之前的寫法是“醜”。

相信愛 好書法篆刻的朋友看見宣紙和印章上的簡體字時，會與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愿意毫不猶豫地承認，這是一種充滿主觀色彩的先入之見。對許多從未接受過古典文化熏 陶、并且對此也毫不向往的現代中國人來說，簡化字根本不會帶來任何審美上的障礙。相反，筆劃繁多的繁體字才會讓他們那顆越來越不細膩的心靈生出許多不耐煩 來。

不久前在社交網絡上看到一則關于簡化字的段子，可謂妙趣橫生：

“不知道是湊巧還是不湊巧，漢字簡化后，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廠空空，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飛單翼，有云無雨，開関無門，鄉里無郎……

可巧而又巧的是：魔仍是魔，鬼還是鬼，偷仍是偷，騙還是騙，貪仍是貪，毒還是毒，黑仍是黑，賭還是賭……”

上述尖銳對比顯然不可能是當初簡化漢字的工程師們的初衷。它是段子創作者的精心所為。但我覺得，這可以被視作我們這個時代的絕妙文化隱喻，訴說著一個宏 大的主題：人試圖按照某個“先進藍圖”有意識地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乃至革命的努力都將歸于失敗，其結果是，我們非但不可能收獲那份預期中的甘甜果實，還將 丟失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最終淪為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因此，多年來我一直向周圍人宣揚：恢復繁體字——臺灣地區稱“正體字”，其實最正確地應該稱“漢字的正式寫法”——的官方地位是我們時代的首要文化使命。

說起來，簡化字應該是當年言之鑿鑿的所謂“漢字拉丁化”的一種過渡階段的中間產物。既然漢字拉丁化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并早就被放棄，那么這種中間產物難 道不應當一并廢止嗎？這里順便說一下，其實只要謙虛地參考一下幾百年前日本人嘗試過的所謂文字全盤“和化”的失敗歷史，我們當初就根本沒有必要動那個“拉 丁化”的可笑念頭。

我的絕大多數家人、朋友都覺得我是在危言聳聽或者小題大作。擁護簡體字的人認為這是在瞎折騰，即便是更喜歡繁體字的人，也 似乎認為這既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更不是當務之急。我所知道的流傳最廣的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當初的漢字簡化的確是一個錯誤，而今天若再走回頭路，恢 復繁體字，則是錯上加錯。他們大多認為，文字不過是一種記錄事物的符號，其本身并不承載多少特殊的意義。

然而，我卻固執地認為，如果民間力量 能夠迫使放棄在正式文本中使用了半個世紀的簡化字，重新恢復繁體字的話，這將是一個具有重大象征意義的事件。它等于官方正式承認，文化上的人為“改造”和 “革命”是失敗的，今后也決不能再搞。如果我們不能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確立上述觀念，那么我們未來在文化問題上就還有可能犯下與漢字簡化相同性質的錯誤。

“新文化運動”找錯了敵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甚至還有必要心平氣和地重新審視一下將近100年前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它努力在文化上最核心和最直接的內容便是在書面語言中用白話取代文言。

按照“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領軍人物胡適、錢玄同以及周作人、魯迅兄弟等人的說法，文言文是一種早已“死了的語言”，是與鮮活的社會生活脫節的無源之 水，嚴重阻礙了中國一般社會大眾的溝通交流。在胡、周諸先生看來，以文言和儒家經典（“孔家店”）為代表的“封閉守舊”的中國傳統文化是造成中國不能順利 實現現代化和貧窮落后的淵藪。這種論調后來日益成為官方確認的正統學說。

然而，100年后回頭再來看這個當年斬釘截鐵、不容置疑的結論，我們會發現，它實在是太粗糙、太含混不清了。儒家文化是否阻礙了中國的發展不在本文討論的核心范圍內，這里僅看文言文，它真的“嚴重阻礙”了中國人的溝通和理解嗎？

首先，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許多人不假思索地想像的那樣，是一種上古口語。大量研究表明，中國語言文字的“文白分離”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而這又是因 為一個純粹偶然的原因：中國上古文字記載事物的方式是用刀將文字刻在竹簡（更早的是牛骨、龜背等動物骨片）上，而不是像兩河流域那樣用顏料書寫在莎草紙 上。這就使得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和傳播非常累人——首先，刻竹簡是一件費時費力的工作；其次，竹簡體積龐大、份量沉重，使用和運送起來都極為不便。前人用 “學富五車”來形容一個人學問淵博，但今天想想，五大車的竹簡記載的文字量也許都不如現在小學生的一書包課本！

所有這一切，迫使古人在寫文章 時不得不簡而又簡，這就好比今天必須在微博140個字的限制內表達盡可能多的信息。這就是文言這種書面語言誕生的真相，當然，它與上古口語顯然也是有很大 關聯的。但不管怎么說，若按胡適們的定義，我們幾乎可以斷言，文言從來就是一種沒有現實生活源頭的“死語言”。那為何在唐宋時代，這種死語言非但沒有窒息 中國文化的發展，反而催生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璀璨奪目的文化盛況呢？

這里可能還需要做點常識普及，唐朝韓愈等人發起的“古文運動”并不是要復 興古代語言，而是要用流行于先秦和兩漢的散文體取代南北朝以后日益風靡的駢文，作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因為他們認為，駢體文發展到當時，重視形式遠遠超過內 容，違背了文學創作的根本。所謂“古文”，并不是“古代語文”的意思。

我非常同意不久前故世的杰出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胡適口述歷史中對所謂 “新文化運動”的簡單評論。他認為，胡適們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問題的方向，找錯了敵人——就文化發展而言，真正本質的“中國問題”不是什么文言白話孰優孰 劣，而是當時中國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唐德剛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于那些從小就受過良好教育的傳統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適和魯迅本人），文言文沒有 造成任何障礙。相反，胡、周諸先生最初寫的那些白話詩文反而顯得那么吃力、僵硬。唐德剛還曾略帶尖刻地舉例說，一本書的書名如果叫“胡適傳”，十分的典 雅、簡明、自然、流暢，而如果胡適先生硬要按白話的規范把它寫成“胡適的傳記”，則反而既啰嗦，又令人費解。

我的中學和大學同學中有不少人在 多年前移居北美，他們的兒女出生在美國和加拿大，從小就接受英語書面教育。但我的同學們為了讓下一代更多地保持華人特性，一般都要求兒女們在家里必須說漢 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隨著中國電視節目的廣泛落地以及互聯網傳播的便捷化，學習漢語的環境在北美變得比以前大為有利。于是就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同 學的兒女們往往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看電視、與家人交流沒有任何障礙，他們的普通話發音標準程度甚至超過我這個南方人，但要他們讀寫漢語卻非常困難。也 就是說，他們平日的口語與他們的書面語言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言。老實說，我一點也沒有看出這對他們在中國或在美國的交流溝通有任何障礙，這不過是從小養成 的習慣。

再看看我們的鄰國印度。這個國家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人幾乎都能說一口英語，并使用英語讀寫。這是因為印度民族眾多，語言不統一，加之 歷史上長期被英國殖民，因而中學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英語版的。換言之，相當多印度人的口語和書面語言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嚴格地說，他們的正式書面語言是 一種外國語言。那么，它對印度的文化和經濟發展究竟是一種障礙，抑或是一種促進？至少我從未聽人說過英語書面教育阻礙了印度的現代化。若要推究印度不發達 的根源，真正的問題依然在于：印度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文盲太多。

白話文不是“設計發明”出來的

但文言和白話的關系與繁體字和簡體字的關系在性質還是很不同的，我寫這篇文章，也絕沒有希望復興文言文的意思。我自認為不是一個抱殘守缺的人，只是想借此指出一個貌似真理在握、實則不太經得起推敲的觀念而已。

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言，那些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固然看不懂文言，但你搞了“新文化運動”，寫了白話，他們照樣還是看不懂。然而，這里面畢竟還是有重要區別 的，若是只聽朗讀，恐怕飽讀詩書的人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一篇文言文章，而文盲倒能夠大致理解一篇意思不太復雜的白話文章。

這就引出了文化演變發展中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前面為什么說文言和白話的關系不同于繁體字和簡體字的關系的原因。

在我看來，胡適和魯迅們做的工作，其實千百年來一直有人在做，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做得比胡、周他們可能更出色。以《三國演義》、《水滸》和《西游記》為 代表的古典小說現在已經被公認為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眾所周知，它們都是文人們在民間說書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再往前推，我們還可以看 到，元代戲曲里的“說白”部分用的也都是白話。這就清楚地表明，為了適應教育水平不高的市井平民，中國古代從沒有停止過將白話入文的實踐。到清末民初的鴛 鴦蝴蝶派小說，這種書面白話文已經非常純熟——幾乎堪稱典雅。就連魯迅們自己也承認，他們的書面白話文從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白話小說那里吸收了許多重要 的養分。

由此我們應該得出結論，不管以白話取代文言究竟是功還是過，后人都既不能將功勞全部記在百年前那些“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賬上，也沒 有理由將責任全部歸咎于他們。書面白話文不是胡適、魯迅們憑空“發明設計”出來的，而是文化隨社會需求自然演變的結果，它已經在各朝各代政府的放任自流下 演變了好幾個世紀。胡適們的最大貢獻，是使已經相當成熟的書面白話文從幾百年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社會底層地位獲得政治上的正式認可。之所以他們能做 到這一點，除了時代潮流已水到渠成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恰是因為他們自身都是那個時代的精英知識階層，相當于施耐庵、羅貫中時代進士及第的官僚士大夫， 而后者在自己的時代都是被排斥于國家政治之外的邊緣文人。

作為一代風云人物和學術大師，胡適在晚年很可能已經模糊地意識到“文化革命”的巨大 破壞力。當年中國大陸開始搞漢字簡化運動時，正值胡適旅居美國、無所事事之年。據唐德剛先生記載，胡適一直饒有興趣地關注著大陸上簡化字的最新動向，每當 《人民日報》等大陸報紙刊登最新的簡化漢字對照表，他總要急切地讓人找來過目，并就其中大多數字的簡化提出自己的學術意見。

唐德剛在自己的書 中打趣說，胡適肯定自認為自己才是最有資格擔任漢字簡化工程“總工程師”的不二人選。然而，每當胡適對某一個具體的簡化字提出尖銳批評而唐德剛詢問他“按 您的意思應當如何簡化”時，適之先生總是一臉嚴肅地回答：“茲事體大！茲事體大！來不得半點隨意。”可見，彼時的胡適已經隱然認識到，人的有限理性在文化 變遷的過程中很難承擔起推倒重來、全盤設計的重大使命，只是自己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使胡適養成了某種路徑依賴，很難從迷途中走出來，遑論自我否定了。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必須再次聲明，我既非文字專家，亦非語言學者，本無資格討論語言文字專業問題。我真正的意圖是，借分析文字的繁簡及語言的文白問題， 來厘清一個業已流傳百年的錯誤觀念，這個觀念就是：人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和自覺，設計出一套“先進”的藍圖，然后借助政治力量對已有的文化傳統進行大幅度 的改造，所謂“去蕪存菁”，“去偽存真”，“兼收并蓄”……使之達到我們希望的理想狀態。

我認為，中國社會目前的很多價值失范和文化失落，皆可歸因于這100年來有增無減的錯誤思潮。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種謬誤依舊以各種各樣變體在觀念市場上大行其道。但今天的確到了對它進行全面深刻地檢視的時候，而恢復繁體字的官方地位便是一個具有誠意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