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文

恐怖襲擊阻止不了的選舉

近年來國人對于中國周邊一些“小國”的內部情況興趣寥寥。有約1.8億人口的巴基斯坦雖然不算“小國”，但國內復雜的政治形勢、該國歷史上不同領導人起落沉浮的曲折經歷，已不能引起多少關注的耐心。

5月11日該國舉行的全國選舉，最吸引國人目光的也許還是選民們的民主精神，而不是選舉結果對該國政局的具體影響。巴基斯坦人在恐怖襲擊的浪潮中展現了不懼危險、踴躍投票的勇氣。選舉期間全國各地發生的爆炸和襲擊事件造成數百人傷亡，甚至幾位議員候選人也遇襲身亡。但這并未壓抑人們的熱情，選民投票率達到60%，大大超過2008年選舉的44%。最終該國政壇老將、前總理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贏得272個直選席位中的126席，基本贏得了單獨組閣的能力。

這讓人聯想起許多歷史場景，如2005年初伊拉克人在該國歷史性的首次議會選舉中不顧恐怖威脅奮勇投票，又如在巴基斯坦本國的另一次選舉，2007年底前女總理、享有國際聲譽的貝·布托在競選集會上遭遇自殺式襲擊而喪生，但民眾依舊維持著他們的民主熱情，不到一年后軍人統治者穆沙拉夫宣布辭職，權力復歸于文官政府。不過，在穆沙拉夫之后上臺的、以貝·布托丈夫扎爾達里為首的人民黨政府政績不佳，未能抑制腐敗蔓延，同時經濟增長遲滯，去年增長率僅為3.7%，能源不足導致國內大范圍電力短缺，不少地方每天停電長達10小時，普通民眾和企業家都怨聲載道。

謝里夫的回歸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選擇讓1999年被穆沙拉夫推翻的謝里夫“王者歸來”，其實是給這位經濟上偏重自由化的領導人一個機會，期待他能引導這個飽受經濟停滯、恐怖襲擊和外軍壓境等困擾的國家走上正軌。對于謝里夫來說，這個挑戰無比巨大。而巴基斯坦好像在14年里走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原點，回歸文官政府，回歸謝里夫。

1999年謝里夫試圖將他扶植起來的陸軍參謀長穆沙拉夫解職，穆沙拉夫先下手為強，逼迫他下臺并流亡海外，而當時的巴基斯坦人平靜地接受了政變，幾乎沒有發生什么公開抗議。有民意調查顯示，在軍人接管剛開始的一段時間里，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支持。有些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人們歡迎謝里夫的離去，是因為他執政期間腐敗蔓延，經濟不振，而且他與軍方、最高法院的沖突讓國家無法正常運轉，民眾覺得上層只是在扯皮、傾軋而不關注基本民生。而現在，民眾卻試圖通過手中的選票，“召喚”謝里夫歸來解決這些問題。謝里夫能否成功，將取決于他是否吸取了歷史上兩次擔任總理時期的教訓，成為一個更成熟的政治家，以及他能否突破各種阻力，尤其是根深蒂固的軍方的阻力，真正推進市場化的改革。這將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謝里夫是在巴基斯坦軍事獨裁者齊亞·哈克統治期間，得到哈克的支持而步入政壇的。從1981年開始任旁遮普省的財政部長，1985年當選為該省首席部長。1988年哈克在一場神秘的飛機爆炸事件中喪生后，貝·布托領導的人民黨在選舉中獲勝，而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謝派）則成為反對黨。此后他在1990-1993年和1997-1999年間兩次通過選舉成為總理。

巴基斯坦建國以來的短暫歷史上曾主導政壇的家族勢力，如布托家族、謝里夫家族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傳統上的商業與地產利益的代表者。謝里夫家族長期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旁遮普從事鋼鐵業，這樣的家庭背景也使謝里夫帶有偏重市場化改革的傾向。1997年他在總理任內制定的銀行業改革方案，曾導致2萬多名國有銀行雇員下崗。當時他還任命在商業銀行中經過鍛煉的管理人擔任三家大型國有銀行的行長，使三家都實現盈利，并將其中的兩家私有化。這次謝里夫順利當選，而且不需要拉攏其他黨派組成執政聯盟，得到了巴基斯坦商界的歡迎，因為巴基斯坦龐大而且和軍隊關系密切的國有部門給經濟構成了巨大負擔，人們希望謝里夫能夠推動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改革。

自由化改革

謝里夫也似乎在順應來自民間的呼聲，已將經濟改革確定為自己執政綱領的重中之重。選舉結束后，穆斯林聯盟（謝派）的領導人表示，謝里夫將任命來自私營企業的經理人管理國有部門，授予企業更大的自主權，以拯救因投資不足和能源短缺而舉步維艱的經濟。謝里夫的顧問甚至希望他們能從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自由化改革那里吸取靈感。

謝里夫目前公布的改革方案有通過增稅來削減財政赤字、將政府補貼更有針對性地發放給窮人、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等。這些改革有希望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幫助,但IMF希望巴基斯坦采取金融改革等措施作為交換。巴基斯坦的工會和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將是影響改革推進的主要阻力，尤其是后者。巴基斯坦國內形成了盤根錯節的政商關系，政客們習慣于安排國有企業同他們手底下的企業簽訂合同。同時謝里夫還需要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因為許多青少年只能在宗教機構中受教育，而一些激進的宗教機構為極端主義提供了溫床。英國媒體評論說，謝里夫要推進稅收、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改革，就必須做好挑戰巴基斯坦國內“新封建精英”的準備。

與軍方的關系

穆沙拉夫面對的最重大挑戰還是如何處理與軍方的關系。巴基斯坦并不是一個傳統上的民族國家，而是殖民時代之后從印度分裂出來、帶有一些“拼湊”痕跡的國家，面臨與印度的長期敵對甚至戰爭，使軍方在其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過大的作用。在該國短短60多年的歷史上，軍人專政時期就超過了35年，著名的軍人統治者有阿尤布·汗、葉海亞·汗、齊亞·哈克和近期的穆沙拉夫。巴基斯坦的代議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在軍方“監護”之下的民主。軍方始終發揮著幕后監督者的作用，如果他們對國家發展方向感到不滿，隨時可以以政變的方式奪取政權，而克什米爾等問題的存在又為軍方維持自身的龐大勢力提供了理由。

有些吊詭的是，有時軍人獨裁時期經濟表現會比文官執政期好，拿近期來說，穆沙拉夫時期的總體經濟發展成績就好于之后的人民黨執政時期，甚至一度取得了接近9%的年增長率。而且民選政府時代往往與嚴重的腐敗與裙帶主義相伴，所以有時民眾會接受甚至支持軍人掌權，以換取穩定。但另一方面，軍人專政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侵犯人權問題。

謝里夫自己就是1999年政變的“受害者”，但政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當年的執政期里主動挑戰軍隊勢力，從而被軍隊拋棄。不知這段被推翻、海外流亡、回國重新投入政壇的復雜經歷，是否會讓他變得成熟，以更靈活、圓滑的方式處理與軍隊的關系。有趣的是他的冤家對頭、9年后也被迫下臺的穆沙拉夫這次想走同樣的路，試圖結束海外流亡生涯，投入國內正常的政治競選，但回國后很快就被起訴和監禁。謝里夫有可能會和穆沙拉夫算舊賬，但軍隊目前應該不會允許穆沙拉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這會是謝里夫與軍方之間一個迫在眉睫的棘手問題。

長遠的挑戰

更長遠的問題還是印巴關系問題，以及如何應對國內以巴基斯坦塔利班為代表的激進勢力的挑戰。巴基斯坦軍方維持其龐大勢力的理由就是嚴峻的國家安全問題，因此他們也一直牢牢監控政府的外交和防務決策。軍方顯然不愿意與印度爆發大規模的沖突，但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印巴兩國的徹底和解，因為那會降低軍隊的重要性。謝里夫執政期間雖然和印度針鋒相對地進行了核試驗，但也于1999年2月邀請印度總理瓦杰帕伊來訪，并簽署《拉合爾宣言》。那是印度總理時隔10年后的首次訪巴。但在那之后兩國和平進程并沒有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取得突破，而是始終磕磕絆絆。2008年的孟買恐怖襲擊也為雙邊關系蒙上陰影，雖然巴基斯坦譴責此事件并否認與其有關。謝里夫當選后表示要改善印巴關系，甚至有消息說他準備邀請印度總理辛格參加他6月初的就職典禮。在此過程中他必須時刻注意軍方的反應。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塔利班的關系則更為復雜。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最初是巴基斯坦扶植起來的勢力，其很多人員在巴基斯坦接受訓練，在阿富汗內戰中一度控制了絕大部分國土，巴基斯坦軍方也將此視為應對印度威脅的戰略縱深。但在9·11事件后美國因為塔利班庇護本·拉登而對其發動轟炸，而巴基斯坦為了免遭美國懲罰、保持美國援助被迫放棄了這個長期培植的盟友。但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阿富汗邊境的普什圖部落地區，居民中有大量的塔利班支持者，而且形成了獨立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并與政府軍發生沖突。政府軍在鎮壓時也有些不堅決，這反過來又被美國批評為“反恐”不力。

2014年“北約”將按計劃從阿富汗撤軍，但近年來美國在巴基斯坦境內的無人機轟炸激起了不少底層民憤，謝里夫在當選后也不得不批評這是對巴主權的侵犯，但同時表示要維持與美國的和好關系。近年來在巴基斯坦政壇中異軍突起的伊姆蘭·汗領導的正義運動黨更貼近底層，也主張更強硬的對美立場，這些都會給謝里夫施加壓力，以更好地解決政府與普什圖族的關系問題，安撫阿巴邊境地區的居民，所以他表示準備與巴基斯坦塔利班談判。但軍方在鎮壓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過程中犧牲了不少士兵，今后在談判過程中謝里夫必須時刻考慮軍方的態度。

民主的前景

可見，巴基斯坦雖然完成了1947年建國以來民主政府的首次正常交接，避免了軍人干政的打斷，但無論是經濟、內政還是外交方面都是問題如山，甚至讓人覺得超出了謝里夫政府的處理能力。從建國之時就接受了代議制民主的巴基斯坦之所以至今仍處在這種尷尬的境地，根源應該是它的社會經濟結構并未經過徹底民主化的整合，民眾依然缺乏權利，財富與權力的分配依然嚴重不均，這使它的代議制民主只表現為精英階層內部的爭斗，而這個過程始終受到軍方的監控。只要政府脫離軍方所認為的“正軌”，或者因混亂、低效而引起底層不滿，他們就會隨時準備接管政權。

2008年穆沙拉夫被迫下臺時，筆者在為經濟觀察報撰寫的評論中寫道：“穆沙拉夫的辭職，與其說是由于反對黨的逼迫，不如說是由于軍方的轉向，而軍方的轉向與其說是出于對憲法的尊重，不如說是出于對民意變化的體察。但單靠一時群情激憤推動的民主復歸，其可維系性究竟有多強？重新開放的民主之花如何度過經濟困境與社會動蕩糾結的嚴冬，不為另一場政變摧折？”在5年后的今天看來，軍人重新執政的“嚴冬”并沒有降臨，又一場民主選舉給人們帶來了民主制延續的希望，但當年存在的“經濟困境”與“社會動蕩”問題不但沒有緩解，而且似乎愈演愈烈。這似乎說明巴基斯坦在根本上尚未走出軍人和文官交替執政的“怪圈”，而這一“怪圈”存在的根源是該國沒有完成徹底的現代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