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文

“后查韋斯”時代

對于一個人來說，擁有一個好父親是幸運也是不幸：一方面，一個強大而有權威的父親可以提供指導、保護和庇蔭，促進你的成長；但另一方面，他可能構成某種無形的壓力，使你畢生處于他的陰影之下，別人對你的評判標準將是你能否復制父親的成功。

以“查韋斯之子”（比喻意義上）自稱的委內瑞拉新任總統馬杜羅，就處在這樣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借著不久前查韋斯去世引發的悲情效應，他作為繼承者有驚無險地擊敗了反對派聯盟候選人卡普里萊斯，繼任總統，確保了“查韋斯主義”的延續；但另一方面，他名不見經傳，不夠有個人魅力，也沒有查韋斯的演講天賦，導致與卡普里萊斯的支持率差距不斷縮小。據統計，與去年10月查韋斯獲勝的大選相比，執政黨“社會主義統一黨”在這次選舉中失去的選票超過50萬張。

當然，委內瑞拉選舉機構已經確認了馬杜羅的當選，他已經涉險過關。雖然反對派在美國的支持下要求重新計票，并引發暴力沖突，導致人員傷亡，但選舉結果應該不會改變。委內瑞拉正式進入了“后查韋斯時代”。查韋斯執政十余年，改造了委內瑞拉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這成為該國未來執政者所要面臨的基本條件。因此要前瞻該國的發展方向就必須回顧和重新評析查韋斯的遺產。

一個最基本的、人人皆知的道理是，一個政治家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奉行什么樣的執政思路和風格，受制于該國的基本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條件，他采取什么樣的對外政策，也基本取決于該國對自身國家利益及他對自身執政利益的認識。這不應被僵化為一種絕對的決定論，但確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執政者本人的個性和價值觀是既定歷史現實的反映，而不是相反。在沒有極有說服力的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假定一個民主國家的執政者是理性的，不是瘋狂的。“理性”不是贊美，只是說他在做正常的利益分析。但在信息快餐化時代，大眾的注意力轉移得非?？?，通常只看到一時的現象而沒有耐心，也沒有心情去追溯其后的復雜背景，愿意接受一個簡單的結論，于是國際關系被悲哀地簡化為仿佛是不同個性的人之間的人際關系，沖突被歸因為性格而不是利益，那個最基本的道理反而被丟棄了。

查韋斯確實是一個極富個性的人，但他極力展現這種個性并在委內瑞拉的選舉中不斷獲得成功，其原因是委內瑞拉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與社會結構。他與美國的激烈沖突使他被掛上“狂人”甚至“獨裁者”的標簽，而這又影響了中國人對他的印象。但在他死的時候，他和美國的沖突已經大大緩解。聯合國及絕大多數國家都誠懇地對他表示哀悼和懷念。這個“狂人”竟得到如此的“尊重”，在一些國內的評論者那里造成了困惑，但困惑的原因不過是他們之前的偏見。下面筆者將以“由外而內”的順序重述查韋斯的外交與內政表現。

查韋斯與美國

3月5日查韋斯去世后，國內媒體形容他時用得最多的短語是“反美斗士”。但西方媒體對他的定性多是“民粹主義者”、“反資本主義者”等，在談及他和美國的關系時，描述得比較明確、具體，如他經常抨擊他口中的“美帝國”，與美國的敵國為伍，組織地區性聯盟挑戰美國外交政策等等。“反美斗士”這個用語有兩個問題。首先，“反美”是個籠統的概念，反對美國一些具體外交政策可以叫“反美”，對美國深惡痛絕乃至恨不得斷絕外交聯系、老死不相往來，也可以叫“反美”。例如，讓一位國內評論者感到“離奇”的是，以“反美斗士”自居的查韋斯竟然將委內瑞拉所產原油的三分之二出口到美國。然而，之所以有此“離奇”，只不過因為這位評論者傾向于從后一種極端情況來理解查韋斯的“反美”而已。而事實上，只需稍微考察歷史就知道，即使在美委兩國關系最緊張的時期，其雙邊經貿關系一直保持正常。

其次，“斗士”這個詞給人的感覺，往往是帶有攻擊性的、未受到威脅而主動挑釁對方的，是刻意、沖動甚至盲目的。這也容易讓人將查韋斯與有這些特征的人相提并論，例如有論者稱他和古巴的卡斯特羅、朝鮮的金正日、伊朗的艾哈邁迪-內賈德是“反美四斗士”。但世界并不非黑即白地分成“親美”與“反美”兩塊，這四國的內部體制千差萬別，其與美國也各有一段獨特的恩怨史，將具體的歷史背景抽離會造成錯覺。

因此很有必要重新考察查韋斯與美國交惡的歷史，甚至更久遠的美委關系史。委內瑞拉是加勒比海沿岸油氣資源豐富的小國，1958年之后建立起穩定的代議制民主，以美國為最大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國，歷屆政府也奉行親美政策。20世紀早期委內瑞拉發現油田后，其獨裁者胡安·戈麥斯就曾將石油開采權益授予歐美石油公司。20世紀90年代初實行“石油開放”政策后，其國內很多中下階層認為石油產業被國際大公司把持，石油利益未能惠及民眾。這是不是一種不合理的安排？有沒有更好的方式？那涉及太復雜的問題。但這種不滿而要求改變的情緒是真實而普遍的。

查韋斯在1992年試圖以政變奪權時，就將“擺脫美國干涉”作為政變目標之一。政變失敗后他被捕入獄兩年，后得到特赦。1998年競選總統時，承諾改變石油政策也是他的主要競選綱領之一。競選中，他批評委內瑞拉國有石油公司已成為“國中之國”，石油收入未能轉化為民眾福祉。對于委內瑞拉的窮人來說，查韋斯是一個難得的出身于本階層的候選人。他的主張迎合了底層那種普遍的情緒，當然他是在故意迎合。他以高得票率當選后，即實施石油國有化進程，提高外國石油公司的開采使用費，導致了美國的不滿。

但石油政策畢竟屬于一國主權范圍內可以自決的事項，而且查韋斯上臺之初，在外交領域對美國并無主動挑釁之舉。相反，他相當重視委美關系，1999年初剛一上任，就馬上訪美，會見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而且在兩年里四次訪問美國。直到2002年之前，美委兩國高層一直往來頻繁。但從2001年小布什繼任美國總統后，查韋斯對該政府對外政策的批評增多。此外，與古巴走近，在9·11事件后批評美國轟炸阿富汗等，都讓兩國關系變得緊張。尤其是后者，因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奉行一種“非友即敵”的思路。但最終導致兩國徹底交惡的是2002年4月的委內瑞拉政變。

2002年4月發生了針對查韋斯的僅持續兩天的短命政變，很多內幕現在依然是謎。查韋斯在被短暫囚禁后，被忠于他的部隊解救，政變的失敗受到了首都加拉加斯貧民的歡迎。查韋斯宣稱美國介入了政變，但美國否認。歷史上久受軍人獨裁之苦的拉美各國已達成共識，反對以任何理由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但小布什政府在政變當日便表態支持臨時政府，政變期間美國駐委大使兩度會見被政變者推上臺的、替代查韋斯的全國總商會主席卡爾莫納。這是導致美委關系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很難想象任何一國政府面對如此明顯的敵意舉動會無動于衷。查韋斯的行為，無論是改變石油政策、實施美國不贊同的經濟社會改革還是批評美國對外政策，在性質的嚴重程度上，都無法同美國在政變后迅速支持政變者的舉動相提并論。因此可以說，美委關系惡化不完全是查韋斯實施的特定政策的結果，相反，小布什政府要負相當一部分責任。

2002年政變是兩國關系徹底惡化、高層互訪停止的導火索，其頂點是2008年9月兩國相互驅逐大使。事實上，查韋斯一些最激烈的抨擊美國的言論，如在聯大會議上稱小布什為“惡魔”，也是在那之后發生的。但2008年奧巴馬競選獲勝后兩國關系走出冰凍。兩國總統2009年4月在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握手，并于該年7月恢復互派大使。但小布什時期美國政府及主流媒體對查韋斯的激烈批評，也大大損害了他在全球范圍內的聲譽，這一點在奧巴馬時代有所改變。

委美關系是小布什時代決定委內瑞拉國內政局的重要因素，查韋斯的激烈態度是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單邊主義和強硬主義的對應物，但這一因素已經減弱。而且無論當時雙方如何交惡，經貿往來依然正常。新總統馬杜羅被視為務實者，奧巴馬政府對委內瑞拉也頻頻伸出橄欖枝。美國即使想孤立委內瑞拉，在拉美也是應者寥寥，所以雙方有望重新實現一種穩定和平的新關系。

民粹主義的未來

《百年孤獨》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1999年在和查韋斯長談后寫道，他揮之不去的感覺是剛才不是和查韋斯一個人，而是和兩個人對話。某國內媒體的翻譯是：“其中一個人獲得了天賜良機，要改變命運而拯救他的國家于危難；而另一個，則是注定在歷史上留下獨裁暴君之名的妄想狂。”后半句的翻譯不太合理，筆者譯為“而另一個，則是又一個可能在歷史上留下暴君之名的空想者”。“又一個”這個關鍵詞在原譯中失去了，讓馬爾克斯之語失去不少歷史韻味。

拉美被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視為一塊獨特的大陸。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寫道：“一旦到了南美洲之后，就沒有人能夠抗拒該地區的影響力，尤其如果一開始就接觸到巴西人的話。那些國家最顯著的現象并非與日俱增的財富嚴重不均，而是統治階級和知識階層——亦即訪問學者所接觸的對象——與一般百姓之間的巨大隔閡。當地的學術人士多半來自生活優越或家世‘良好’的白人家庭……他們以第三世界常見的方式，在自己的大陸共同構成一個最稀薄的社會階層……卻與膚色較深、較缺乏良好關系的拉美人所居住的世界涇渭分明。”

嚴重的貧富分化、因歷史或制度原因形成的階層隔閡，以及經濟上對美國的巨大依賴，在拉美形成了民粹主義的豐富土壤，而查韋斯主義則是其最新的一個仍在發展變化之中的變種。馬爾克斯在說那句話時，他肯定想到了拉美大陸上曾經出現的其他民粹主義者，例如阿根廷的庇隆等人。也因為此，馬爾克斯的話把查韋斯與拉美更廣泛的政治譜系聯系在了一起。不論是出于自己的執政利益還是真誠的信仰，這些民粹主義領導人試圖改變自身所處的社會，奉行面向下層的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最終卻造成權力的不斷集中乃至成為獨裁者。

20世紀拉美的風云人物、阿根廷的庇隆就可以說是拉美民粹主義的“集大成者”，而他也和查韋斯有著非常相似的經歷：最初試圖以政變的方式奪權，而且他在1943年的政變成功了，而查韋斯1992年的政變失敗了。1945年，一些拒絕改變政策的傳統寡頭勢力發動政變，將庇隆投入監獄，但他的妻子動員勞工階層抗議，將他解救出來重新執政，并成為總統。隨后對內實行國家干預經濟、國有化和提升底層福利的政策，在外交上與英美分庭抗禮，一方面保持了長期執政，另一方面留下了巨大的經濟隱患以及權力的過度集中。這些都可以從今天的查韋斯身上看到影子。

拉美和西歐國家的不同是，西歐國家等經過19世紀激烈社會動蕩甚至革命的洗禮（英國的憲章運動和法國的歷次革命），各個社會階層都形成了一定的能代表自身、表達其利益訴求的政黨。政黨制度完善之后，其所擁有的普遍代表性可以實現理性的博弈。但拉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來得較晚，在20世紀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涌入城市，卻無法形成組織化的政黨，并在既有的權力架構中占據一席之地，于是拉美的政治經常體現為精英階層內部的博弈，精英和底層之間缺乏有效的過渡群體，貧民窟里的蕓蕓大眾成了仿佛與國家無關的“沉默的大多數”，查韋斯執政之前的委內瑞拉的情況就是如此。

但社會形勢和技術變化、民眾意識的覺醒都在沖擊原先那種“精英民主”的治理機制，而且上層越來越難以用傳統的壓制手段迫使底層屈服，這個日益龐大的新的底層群體的力量和影響最終需要被納入到政治權力的結構中。但因為底層沒有自身的獨立政黨，所以來自精英階層中的“反現狀”力量就開始利用底層的勢力，并利用軍人獨裁結束之后的民主選舉制，通過選舉勝利向比較保守的精英群體施加壓力，推動社會的變化。嚴格來講，查韋斯和庇隆不同，他不是出身于精英階層，但他也采用了很多庇隆主義的手段和技術，例如向自己的支持者提供很多福利，在思維中制造精英與大眾的對立等。在20世紀基本福利制度已建立并實現普遍性繁榮的西方，選民不大可能接受民粹主義者的過度誘惑，但拉美仍是民粹主義的樂土。

民粹主義的經濟影響必然是國家過度干預經濟，很多免費福利的提供扭曲市場價格機制和企業決策，干擾企業經營，導致投資外流或者富人外逃，對能源等產業的國有化也會損害整體經濟效率。而且查韋斯要改變既有的權力分配結構，就需要不斷借助“民意”的力量來集中權力，例如他多次推動的全民公決，推動領導人任期限制的取消等。正像馬爾克斯所說的，結果可能是走向集權甚至獨裁，成為又一個暴君。

但公允地講，查韋斯任期內推動的政治改革沒有破壞委內瑞拉憲政規則的底線，仍是在民主框架內實行的。他雖然作為執政者擁有很多競選優勢，但反對派也控制著私營媒體，雙方勢均力敵。他多次高票當選，以及多次全民公決接受他的建議，基本上反映了委內瑞拉多數人的意見。民主就是對多數人意見的承認，即使他們的選擇不符合知識分子的胃口。在這一點上對查韋斯過度妖魔化并沒有道理。既然美國對查韋斯的猛烈抨擊已經停止，其他人也沒有必要繼續跟風。

但從長期來看，這樣的民粹主義確實存在著權力過度集中乃至威權主義的危險，最終即使是理性的領導人恐怕也難以承受誘惑，群眾制造的英雄可能走向群眾的反面。白居易有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從這個意義來說，自然規律導致的查韋斯的去世，對他本人和對委內瑞拉來說，也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民粹主義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一個卡里斯馬式的領導人，但馬杜羅似乎不具有這樣的魔力。這場勢均力敵的選舉或許說明，委內瑞拉可能再向風起云涌的“查韋斯時代”回潮，是繼續他的“玻利瓦爾革命”還是改弦易轍，將由民眾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