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文

如何總結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并展望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中外學人提出了不少理論、假說或分析模型。他們共同致力于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真正原因，破解中國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真正秘密，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說，中國究竟“做對了什么”？羅納德·科斯教授的回答是：“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我們稱之為的‘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有關中國改革和中國經濟發展最深刻的洞見。

從張五常的“縣際競爭”到科斯的“邊緣革命”

按張五常自己的說法，他于1982年去香港擔任教職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讓他占據了“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這個決定是在他的老師科斯教授的鼓勵下做出的。自張五常于1982年發表他石破天驚的論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之后，沒有哪個世界級的經濟學家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就近持續觀察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發展。

在科斯看來，張五常把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視為“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科斯要說的是，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并非來自有目的的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扑够貞?，在1982年，當張五常對“中國是否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問題做出肯定回答時，幾乎每個人都表示完全懷疑，即便張五常也對自己的結論表現出審慎的態度，認為“這個轉型是個緩慢的過程”，但是，誰都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速度之快，遠遠超乎經濟學家們的想象，以致張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對他的觀點做出調整，承認“低估了轉型的速度”。

那么，中國急劇的經濟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高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呢？為什么長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識形態的人們，能夠在一夜之間完成向市場經濟（在科斯和張五常的漢譯著作中，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的轉變？這些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張五常認為，經過30年的就近觀察，他找到了中國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秘密，這就是他說的“縣際競爭”說。張五常坦承，他是在1997年“才驚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前例”。他為此提出“承包合約擴張”的概念來解釋縣際競爭，認為各自負有承包責任的地區成為相互競爭的主體，首當其沖者當屬縣級政權。按張五常的解釋，最大的經濟權力不在省市和村鎮，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縣里，因為縣有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戶與戶之間的競爭，機構與機構之間的競爭，均趕不上以縣為核心的地區之間的競爭。競爭的激烈程度決定著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決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礎。

張五常在前后間隔差不多有近30年時間，分別從市場經濟和縣際競爭這兩個不同角度出發，來認識它們各自在資源配置中所發揮的作用，的確從根本上抓住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顯然是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的結果。張五常由此認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因為它有了市場和政府兩個輪子，它們共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飛速發展的軌道。

科斯和王寧在《變革中國》一書中認為，張五常分析框架的弱點在于：“它將社會看作同質的實體，將制度變遷看作一個單獨的事件，在這個框架中，制度變遷僅僅是一個更優越的制度一舉替代另一個較差的制度。20年之后，這種思維依舊是社會科學文獻中的主流思想。在這個理論框架里，制度變遷中既沒有過程，也不需要時間。”

這個批評可謂擊中要害。制度經濟學最注重的是對制度變遷的分析，離開了制度演變的時間、過程和具體構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結果為結論，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寧關注中國的“邊緣力量”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先鋒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論和價值觀上的突破。在他們看來，中國改革的初始目標是拯救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一開始并沒有一整套關于市場經濟的理念和方案，后來所發生的不可逆轉的市場轉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們這么說并不是要否認或貶低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作者是要表達出這樣的看法：中國改革的許多程式化描述實際上并不真實，至少是忽略或掩蓋了那些“邊緣力量”在改革進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被科斯和王寧視為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它們共同促成了中國的“邊緣革命”。

農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崗村。這個完全是由饑餓的農民偷偷摸摸搞起來的資本主義“復辟”行為，經過謹慎的探索，再到大規模的推廣，最后終結了人民公社體制。鄉鎮企業是在國有工業體系的縫隙中，由農民在缺乏任何國家支持的條件下，逐步發展起來。個體戶則是由城市底層的邊緣人群所組成，從小買賣開始，逐步壯大為城市私營經濟。經濟特區是在沿海城市已經形成民間對外開放的形勢下，由政府順勢而成。

科斯和王寧總結道：“我們對邊緣革命的強調表明，80年代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主要是由非國營經濟引導的，而國家引導的改革并沒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國營經濟。”這個結論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有些人視為中國經濟發展主導力量的國家權力，其實并沒有在中國市場化轉型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國家主導的改革或通過其有形之手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實際上是在邊緣革命所開拓出來的基礎上形成的。

比較張五常和科斯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在思想和價值觀上的差距所在。張五常把制度變遷的過程抽象掉了，把時間凝固了，把變遷中的一系列事件和要素都化約了，進而把中國市場化轉型的結果，而且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結果，看作是這個制度演變的最終成果。而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寧，則是盡可能真實地還原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恢復那些被長期忽略的邊緣力量的應有歷史地位。

政府主導的改革和民間自發的改革

中國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曾被定位于一場革命。這是從執政黨傳統的革命史觀上來理解的，以標志改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偉大意義，同時也表明執政黨試圖主導這場改革。在既有的改革敘事中，中國改革從醞釀、起步到各個領域的深入和展開，均被視為是執政黨英明決策的結果，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

問題在于，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究竟是如何開始的呢？在1980年代初期，除了張五常少數幾人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中國會走上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之路。當時最大膽的設想也僅限于對東歐經濟學的介紹和引用，在蘭格、布魯斯、科爾內的著作中尋求改革的思想資源，把南斯拉夫或匈牙利的改革模式當作中國改革的現成樣本。誰都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的改革完全突破了東歐的經濟學框架和制度框架。一個原本預計50年或100年才能完成的市場化進程，在中國只用了30年。由此帶來的疑問是：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

科斯和王寧試圖證明，中國邊緣力量的邊緣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導的改革，完成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他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看法：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存在著一個二元體制，“除了由中國政府引導的改革，當時中國還存在另一條獨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種形式的改革是同時由幾種草根運動推動的。”最初，來自底層的改革并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卻受到了政府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多重限制。農村土地承包制、鄉鎮企業和城市個體戶均是在傳統政治管制和國營經濟的夾縫中艱難成長起來的，而經濟特區在其初始階段也面臨著隨時被關閉的危險。也就是說，“邊緣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發的。

中國改革的二元結構這個事實被長期掩蓋了。大部分中國學者認為，改革在初期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他們完全忽略了民間改革，沒有認識到第二種改革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雖然官方后來充分肯定農村土地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意義，然而，在科斯和王寧看來，“官方的描述沒有指明中國經濟改革中兩類不同根源的改革模式”，反而極力把政府主導的改革和民間改革糅二為一，編織成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宏大敘事。

政府主導的改革從文革結束之后即開始啟動。當時的主要措施是：在農村領域，承諾提高農產品的采購價格，增加對農村地區的投資，增加糧食進口，提高農民糧食消費的數量，鼓勵副業的發展，包括社隊企業的發展；在工業領域，要求降低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加速對輕工業的投資，減少在生產領域的資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產領域的政府開支，包括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有企業的經營方面，推出“放權讓利”政策，賦予地方政府和各類企業更多的自主權，提高它們的積極性。所有這些改革措施，在科斯和王寧看來，雖然有一定的效果，卻沒有將國企從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更不用說對現有體制產生革命性影響。

與政府主導的小心翼翼改革形成鮮明對比，由民間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首先在農村領域促成了巨大變化，土地承包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鄉鎮企業建立了初步的農村工業化，農民身份開始轉換，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開始轉移。城市個體經濟由小到大，促進了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為停滯的國營經濟樹立了榜樣。經濟特區的設立和開放，則在更大的范圍內引發了中國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從引進資金、人才、觀念到引進機制，全面推動了改革開放。

顯然，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對中國的市場化轉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響，帶來的是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

中國民間主導的改革，是一個不斷地從邊緣成為主流的過程，是政府主導的改革的源泉。隨著草根的創新性力量日漸顯著，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派日漸看到了改革的路徑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明邊緣力量終于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脊梁。來自上層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層改革所開創的經濟活力之中，兩種性質不同的改革最終匯合成一個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新的“邊緣革命”和中國社會轉型

通過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原來由邊緣力量推動的民間改革，轉化為體制內的改革運動。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鄉鎮企業和各種合資企業所組成的民營經濟，在規模上已占據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市場經濟的趨勢不可逆轉。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邊緣革命”被體制完全消融之后，是不是意味著改革的動力就開始衰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