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是貴州的一個縣，地處歷史名城遵義向東80公里處。遵義出名是因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紅軍萬里長征自此出現新的轉機。這些鬧革命打仗之處，交通不便利，也絕對貧困。到了比賽經濟的時代，遵義及其下屬各縣，難有機會再次名滿天下。

但是，1987年湄潭首創“增人不增地”的地方經驗，卻注定讓這片其實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青史留名。從變革集體土地制度的角度來衡量，湄潭經驗抓鐵有痕，不但從根本上改動了蘇式農村集體經濟，而且昭示了地方創新在中國制度演化中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個人之見，等實現了高度城市化之后，人們回頭打量湄潭，對其貢獻的評價應該比今日還要高。

貴州是中國最早完成包產到戶的省份。1980年的“陽關道與獨木橋”，典出時任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之口。那時各地對包產到戶的態度不一，即使在省委書記這個層面，認識分歧也十分嚴重。池必卿認定非走包產到戶之路，據說開會時遇到另一位持反對意見的，怎么也談不攏，最后池書記撂下一句狠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位地方大員鬧得個不歡而散。后來吳象拿住這句話寫下一篇大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一時洛陽紙貴。

中國的漸進改革，結果就是解決了一個問題，接著就引出來一串問題。包產到戶可解溫飽，于是要求政策長期不變；可是一旦涉及承包長期不變，那年年月月都在變化的農家人口，哪里可以從“不變的承包制”里得到新的可供承包的土地呢？特別到了貴州這樣的地方，被隔絕在工業化以外的農村人口數目巨大，農業以外的門路還不多，而大規模外出打工還根本沒有苗頭。增長的人口勞力不斷要求細分、再細分有限的耕地，哪里有什么“長期不變”？

實際情形是包產到戶幾年之后，就要求重新調整耕地的承包。這說明，包產到戶并沒有根除“變”的內在要求。由于貴州獨特的條件，這里比別的地方更早看明白由此帶來的三個負面效果：（1）耕地經營不斷細碎化；（2）減弱對農民改良耕地、投資耕地的激勵；（3）新增人口有權增地，不但把人“粘”在狹小的耕地上，而且還刺激各家增加人口，因為那是重新分地的籌碼。至遲到1986年，貴州農口方面就認定農村土地承包制還需要進一步改革。

正好1987年中央農村改革文件下達，指明為深化農村改革，可以辦改革試驗區。這里要插一個背景，該文件本來也是按1號文準備的，不料上年年底風云突變，總書記胡耀邦被更換，新年的前幾號文件都輪不上談農村問題，原來的1號文件延后編為5號。這樣，1982－1986年每年關于農村改革發展的1號中央文件，統共也就是五個，再也沒有第六個。

辦改革試驗區的方法是上下互動。北京根據到各地的調查，先提出可辦試驗區，也原則提出需要進一步改革深化的若干題目。但是試驗區究竟在哪里辦、怎么辦，則引而不發，鼓勵各地提出，向中央申報。杜老(杜潤生）那里呢，組織一點人馬，幫助篩選、推敲各地報來的改革方案，搞得比較成熟的，才予以正式立項，最后由國務院發文，定為國家的農村改革試驗區。

省里也有地方一級的上下互動。也是主管部門通過調研，提出本地要解決問題的單子，然后也是鼓勵各地區、各市縣積極申報。省上的政策機關則幫助各地完善方案，最后經省委研究批準，才向中央農研室提出申報立項。

那時我們那個掛在社科院的發展小組，已經一分為二。部分人員去了國家體改委直屬的體制改革研究所，部分還留在農口，于1986年組建為直屬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杜老定下“一國兩制”的規矩——發展所實行科研體制，不走行政機關的“官道”。不過，研究問題還是與他的機關打通的。那時為推進改革試驗區的工作，在中央農研室設有試驗區辦公室，先是盧邁當頭，后來杜鷹接任。遇到各地報來的改革試驗方案，試驗辦也招呼我們研究所的人員參與研究討論。

最早接觸到貴州報來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似乎也沒覺得有什么“戲”。后來當面聽貴州主持其事的李菁講，才發覺人家想得很深。最耀眼的“亮點”，也是乍聽之下頗受到沖擊的一個關節點，就是他們提出，為穩定土地承包關系，要試一試“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

記得大家圍坐一起，七嘴八舌“攻”李菁。李菁是貴州省委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代表貴州來說明這個改革方案的。這位省里的干部，人長得精瘦精瘦的，但能量大得與體型完全不符。但見兵來將擋、水來土淹，誰向他發問，李菁就把誰頂回去。本來杜老治下農口的氛圍，就不大講等級森嚴那一套。李菁的性格，直通通的又帶點風趣，著實讓我等后生喜歡。

“非要如此激進嗎？”老李回應，非如此不可，否則貴州農耕土地的細碎化沒個頭，再怎么苦干最后還是一個窮。“老鄉能接受嗎？”能的，選了幾個點認真摸底調查，贊成的農戶超過80％。“以后要增人的戶也贊成？”不少也贊成，因為那里看到這樣細分土地下去，完全沒前途。“增人戶不增地，不夠吃的，不找政府嗎？”會找的，但我們要幫他們開辟其他的致富之路。

問不倒，我們就有興趣去看。李菁歡迎，告知試驗區定在遵義湄潭，大量前期調查都在那個縣完成的。他本人還有省農工部好幾位干將在湄潭泡了很久了，情況和人頭都很熟，于是引得中央農研室好幾撥人馬幾下湄潭。

我自己的興趣，是1981年在安徽滁縣調查時攢下的問號。農戶人口變，承包地就跟著變，留塊機動田，要不了幾年也用完了。似乎是無解的難題，只好靠“大穩定、小調整”這類辨證法口號去對付。后來在江西、浙江、廣西、云南調查，問號依舊，也一直沒有好的答案。后來研究土地轉包，讓我懂得一條，上期本欄給讀者講過的——使用權得不到厘清，轉讓權無從發育?？墒且迩鍛綦H之間的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又談何容易？

現在有了湄潭的這個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此外調查研究也要講機緣巧合，遇到象李菁這樣對頭的人，掌握真實情況的成本比較低，判斷、觀點的交流也比較順暢。1987年按農研室試驗辦的部署，我們參與了貴州湄潭改革試驗區的立項論證，也幾度到湄潭實地調查。是年9月，國務院正式發文確立了湄潭為國家的土地制度改革試驗區。1988年春夏時節，我與劉守英又一起對湄潭試驗的來龍去脈作了系統調查，抱回北京一大堆資料寶貝，到1989年7月才完成《湄潭：一個傳統農區的土地制度變遷》。

2012年9月，湄潭紀念試驗區創辦25周年，守英與我應邀舊地重游。就便回訪當年調查過的農家，在抄樂鄉歐陽兄弟的老屋，我們見到兩兄弟都健在，都用上了手機。他們講出來最開心的消息，是下一輩的年輕人中，落戶縣城、落戶遵義和貴陽的，大有人在。只是李菁已去世，讓我們再也見不到這位當年在第一線推進改革的農工部長。他的在天之靈應該可以得到寬慰，因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一直堅持到了今天。這場堅持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試驗，終于可以讓世人看到湄潭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