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德平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by胡德平

關于《改革放言錄》，我在前言里也提到，它是一個人歷史言行的真實記錄。

很多觀點，很多認識的形成，離不開我的領導、同事和朋友，現在我基本上算退休了。我覺得接觸的面更廣了，能夠真正把過去的東西整理出來，和更多的朋友交流，這個機會更寶貴。

關于“放言”，其實人遇到問題，看到了，自己想了，經過討論了，自己學習了，自己寫出來，因為人都是有個性的，只要是獨立的思考、自己想、自己寫就是有個性的文章。所以不想放言也是個放言。

匯集整理《改革放言錄》，我的基本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理論聯系實際。我覺得只有有的放矢，理論聯系實際，才是做了件有價值的勞動。否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那真是沒有任何價值。我們改革的實踐，社會關系的變化，還有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這都可以有的放矢地談我們的想法。而且這些都和我們本身的利益、前途、家庭、民族、國家有關，不讓人們說，不讓人們想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個基本態度，就是特別重視交流互動，比如說微博，我發了一條之后，有人就給了我一個反饋，說看了我的文章、我的書之后，覺得我是“原教旨社會主義者”，我說這個提法也很有意思，因為原來也有人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右派”。人還是我一個人，說我是“右派”也好，說我是“原教旨社會主義者”也好，其結果，都能夠幫助我認識很多問題。

但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有的放矢，是不是在做無用功呢？

第一件事，我想先談談法治。

3月30日我在《新京報》看到一篇文章，篇幅不大，提到深圳某個街道派出所的一個文件，上面說，如果在我們這兒遇到了犯罪分子，就可以“依法現場擊斃”。我看到這個，再翻開我的書，王立軍的事我在前言里面說到了，王立軍說，如果我們公安遇到了威脅自己生命的情況，可以“不問對錯先依法擊斃”。

我當時覺得，我們的公安、專政單位能夠這么說太恐怖了?，F在王立軍給抓起來了，但王立軍當初是怎么說的呢，說“不問對錯依法擊斃”，說可以“把政治變成法制問題”，說“誰有我們懂法？”這是我2010年看到的他說的話，而且當時唱紅打黑，嚇倒了一片人，人人都覺得有危險。

王立軍問題出來了，重慶的問題出來了，因為他們在踐踏社會主義法治?，F在我們回到深圳派出所的事上，粗看好像挑不出什么來，“依法”、“現場”、“擊斃”。但有人出來質疑：當公安、武警開槍的時候，當千鈞一發的時候，你腦子里想的應該是人的生命要敬畏！有的人還沒有被國家判死刑，你怎么可以去評判？依法，怎么依法？你只能鳴槍示警，你只能夠盡量抓捕犯人。在你確實受到危險，確實遭遇暴力恐怖的時候，這個權力才可以被動用。我國的子彈槍支管理是非常嚴格的，而且我們的法律對暴力的18種行為也有嚴格規定，按照18條規定，你才能開槍。而且依法不依法，事后還要法院來核定。我們這個社會反反復復，在這種最應該接受經驗教訓的地方，現在還那么隨隨便便。

因此，這樣的問題就要有的放矢。大家都應該談到這樣的問題，因為那涉及我們每個人的安危。

第二件事，就是土地問題。

河南中牟縣，最近征地又碾死一個人。我覺得我們的土地問題已經發生多少事了！所有權到底是誰的？當然國家可以征地，但是征地的原則是什么？范圍是什么？其次才是價錢問題，價格問題。

不從根本方面、從所有制方面來談這個事，我覺得是談不起來的，而且會是沒有盡頭和尺度的。后面的問題解決了，前面的問題又引發出來，原來的價錢又被后面的價錢抬高，沒完沒了。 

中國共產黨是從土地改革上起家的，這個問題《憲法》也有規定，我覺得應該更早更快地解決這個問題。法律政策一出，這是一個定天下的事。我在書中談到了這個問題，不見得完全正確，但這是我作為一個黨員的意見，是知道一些革命史的人的意見。

第三件事，是民營企業的問題。

我認識一個民營企業家，企業做得很好。但是他現在也很困惑。他說，老說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國有企業，那我這么干我值嗎？說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那我們是什么呢？如果我們對執政基礎起了不良的影響，我干嘛還做這個企業？

另外他說，兩個“毫不動搖”非常好，但是我們也會想：兩個都毫不動搖，兩個都那么氣壯如牛，那頂起牛來怎么辦？你也毫不動搖，我也毫不動搖。所以得有個分工和側重，各自研究自己的優勢，達到互補。所以我在文章里面說，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都是我們自己的經濟，結果現在鬧“國進民退，民進國退”，那么大家能不能合作起來，能不能根據經濟類型、性質、作用、各自的優勢聯合起來？發展是硬道理，最歸根到底是一個話題：我們怎樣致富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