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羅伯特·G. 漢格斯特龍
譯者: 李準
出版社: 機械工業出版社

by鄒波

亞當斯密的學說認為事物都有一個“真實價格”，也就是最符合事物本質價值的價格，價格圍繞它波動，這種本原論還是很古典的。

后來，波動本身所創造的價格影響開始超越所謂“真實價格”，“真實價格”即使仍然被認為存在，它的影響也開始式微，事物開始離開原初的物性根基，這也是波蘭尼所說的“脫嵌”吧……于是出現了馬歇爾的競爭理論。但即使競爭也還是可以預測的，似乎。繼而，無法用競爭解釋的波動出現了，現代世界開始屢次崩盤。

如今我感覺到的則是：“文化神秘論”色彩濃厚的細分市場產品保護的策略——讓供求關系無法輕易撼動一個產品的體系，一切都試圖奢侈品化，所謂產品卡位，廣告策略無不是試圖建立一種新的細小的亞文化市場然后實現微小壟斷，回避競爭——對真正公平的自由市場進行抵制——當我們無法將比自由更莫測的波動列為可征服的敵人——當我們無力反對更大的敵人，我們反對我們看得見的敵人——這也許就叫做保守主義。

當代人的價值觀——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們所信奉的流行文化或者職業文化、公司文化已充分決定的。軟弱之下的文化決定的機械人，他思想和價值觀念的組合是比潛在的人性更容易分析出的。

正如社會問題容易通過文化之下的認同表面解決，而商品則容易出于文化認同而被輕易購買。這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更實用主義更理智的人性本能。

是什么在主宰我們的行為？

我并不能迅速洞察人的性格，也閱人有限，但對各種人腔調里立刻流露的決定他的文化比較敏感，我的批判的格柵里放滿了各種文化甚至亞文化的指示燈，當一個人出現，它們立刻會告訴我哪些燈亮了，哪些燈沒有亮。

今天開始讀嘉偌發我的書單里的書，他是改行做了投資分析師的前同行，他認為我的“洞察力”也可以用來當一個分析師——如果有一天記者這苦逼活干不下去——他推薦我入門的第一本書是《從牛頓、達爾文到巴菲特：投資的格柵理論》：開頭提到桑代克實驗結論，發現在一個領域的學習，不會幫助對另一個領域的學習，于是，我們的能力并沒有增加，而只是知識的共同體增加了。

我們學習，將自己職業化，只是在筑墻。但為什么要筑墻呢，這種讓某個職業神秘起來的努力，本身也成為了實現它保有其世俗價值的一部分。

這種文化決定論造成的非理性價值體系（比如茅臺），帶來勞動的價值被高估，它顯然也帶來行業標準的威權和泡沫，同時，它也帶來分眾市場的保護。

對上文所說的“領域”，我則體會為越來越迅速奴役各種人的各種“時代文化”。

一種新文化，又是那樣輕易地從不需要的歷史的表面被一個普通人得到，通過簡單模仿——越倉促宣稱建立的新知識越是如此——

我只用模仿它的腔調，就似乎能學到格柵中的某種知識的外衣，一種文化圈的流行口吻，聽起來像某種身份，而不是真正有什么知識準入制度，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不需要真正的口出真知灼見或一次性地解決問題，而只是一種幾近嚴酷的寒暄能力、只是一種認同的過程。

當大部分需要綜合思考的解決問題的知識變成了社交網絡中的人際關系學，而方法論又是一個教條又投機的人容易學到的模型、規矩套子，問題反而似乎就迎刃而解——解決方案或者也只是某種說服對方改變自己對事物的價值觀。

實體的改變，越來越被推動輿論和意見的改變所代替，一個社會問題是由它所指需要改變的實體和關于該實體的看法構成的。

我們分析一種社會問題在今天如何算解決：它似乎只需要通過股票募集資金——這種將貿易、金錢和輿論同一化的東西，是的，人們不是常宣稱，在這個時代，語言就算行動了。

股票市場真是個好東西，它將本該社會福利生生去解決的問題，拋給投資者的感動和同情，而這種感動和同情，在投資者看來，是他全部理性的結果。而至于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如果不是無限的錢涌入一個意識的陷阱，而陷阱的風險又轉嫁給下一個陷阱……問題只是繼續無限轉嫁下去，直到世界盡頭。

這成了重要的職業經驗和人生經驗——你能這樣停留在外表就貌似解決了這個社會問題——它能獲得的回報肯定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我們靠輿論和金錢幻覺而無限續約的關系而生。至少對投資界是這樣。

理智造成難以預測的向平衡的回歸，不理智造成難以預測的波動，我們就是希望通過文化分析，來預測人們用所主宰他們的文化心理而做出的預測的不理智。

這也就是社會批判中指出文明的背謬與經濟學思維的呼應。社會批評家是有可能成為成功的分析師的。但最終讓篤信成功學的分析師與社會批評家決裂的是，對金錢應該有怎樣的策略，因為回歸平衡也能掙錢，波動也能掙錢，利用理智也能掙錢，利用不理智也能掙錢。但社會批評和投資學最大的不共戴天的區別是，后者肯定得利用什么掙錢——可以指出經濟和社會的不成功，但必須給讀者和自己一個成功的模型，前者更關鍵的責任是：在真理面前不能撒謊，即使拆社會的臺，打讀者的嘴巴也不能撒謊，他很可能只是指出徹底的不成功和人類徹底的背謬。尤其是文學。

至于這個世界的復雜難解——究竟是什么文化決定了人們的行為，它該被理解為一個聰明人干下荒謬勾當，還是一個蠢人和愚蠢的世界做了它們能做和該做的那樣簡單呢？或誠如博爾赫斯在小說《巴比倫彩票》中試圖闡明的“無常”：一個被它的體制文化所決定的蠢材、一個被人們看透的蠢材卻獲得了構建世界的無限權力，從此搖身一變眼睜睜成為加諸人們命運的莫測的“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