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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夏

隨著“保釣事件”，以及隨后各地爆發的“反日散步”甚至是“打砸事件”，釣魚島早已超出了地理的概念。歷來被老大帝國所忽視的東海島嶼，由于“日本因素”的存在，儼然已經被符號化，成為中日外交之間的“燙手山芋”，其細微變化就能瞬間點燃公眾脆弱的情緒。

事實上，釣魚島爭端背后常常被人忽視的現實是：中國作為世界上陸地和海上鄰國最多的國家，具有極其復雜的地緣戰略環境，同時存在著眾多復雜的領土糾紛。以陸上邊境為例，到目前為止，中國雖然已與12個鄰國正式解決了邊界問題，但中國2.2萬多公里的陸地邊界仍然存在著不少爭議領土。

盡管它們都如同釣魚島一般，屬于現實中的爭議領土（釣魚島爭端在學術領域被認為是偽命題，因為日本并無法律依據），但遠遠沒有獲得如同釣魚島一般的關注度。事實上，在很多領土糾紛中，中國更多地采取了寬和的態度。因為在決策者看來，所有爭議領土能否順利解決，對于中國的和平發展來說，既是一種潛在的歷史壓力，同時也極易招致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敵視和防范，更會對中國外交帶來挑戰。

但如今，面對被高度“象征化”和“符號化”了的釣魚島，中國的決策者們顯然已經無法延續曾經的路徑，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已經沒有了太大的選擇余地。

“中國式”原則

中國和鄰國如何處理“爭議領土”始終是中國問題研究中的熱點話題。眾多外國學者都將其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成員、政治科學系副教授泰勒·傅瑞威爾（Taylor　Fravel）就是其中相當專注的一位。他于2008年撰寫的作品——《強大的國界，安全的國家：中國領土爭端中的合作與沖突》為這一領域提供了一幅“全畫幅般”的圖景。

他通過對過去幾十年中國邊界爭端問題的仔細整理登記發現，“盡管中國宣稱，國家領土主權是其神圣信念之一，不愿對此作出任何讓步，但現實中，中國是愿意為了其他目的而在地圖上重新畫國界。”為了佐證這一結論，他整理了自1949年以來的23項領土沖突，其中有17項通過外交渠道得到解決。在這些案例中，中國通常得到的爭議土地面積少于50%。

盡管中國同大多數鄰國是通過和平談判、互諒互讓的方式順利解決領土和邊界爭端，但事實上，在同印度、前蘇聯和越南的邊界問題上，和平談判、互諒互讓卻一度被武裝沖突所取代。

為什么會同時存在寬和與強硬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呢？事實上，在維持中國邊疆和周邊環境的長久和平與安寧——這一長遠戰略利益考量下，中國的態度完全由周邊國家的規模和態度所決定。用簡略的語言來歸納這一原則即——“強硬對強擴張，寬和對弱現狀”。

這一態度，從中國處理和前蘇聯的領土糾紛中，可以得到最為清晰的說明。

對日戰爭勝利后，斯大林不僅收回了沙皇失去的權益，還占領了北方四島，同時租借中國的中東鐵路、旅順和大連港及其周圍地區，迫使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并于1944年10月10日從中國吞并了唐努烏梁海地區。

在恢復沙俄時期的遠東權益后，隨著冷戰的爆發，蘇聯邊界政策逐漸由“守成”變身為“擴張”，這種擴張從斯大林支持朝鮮發動半島戰爭，到隨后赫魯曉夫任內的古巴導彈危機，再到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事件達到了最高峰。

上世紀50年代，由于中蘇關系處于蜜月期，蘇聯在東方“收縮讓步”，中國在涉及雙方邊界和領土糾紛的事務中展現了寬和謙讓的態度，雙方解決了“旅順、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等問題，并締結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但隨后中蘇關系因黨爭而惡化，最終蘇聯不僅在蒙古陳兵百萬威脅中國，同時也在這一時期的邊界政策表現出公開的擴張手段。蘇聯一方面對中國北方進行邊境騷擾，還宣稱沙俄割占中國領土的那些條約是“平等”的，堅持認為中俄19世紀的條約是合理的，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掀起一股大肆篡改歷史的運動，把其非法占領的許多中方領土的地名改為俄文名稱。

蘇聯的咄咄逼人，盡管看似在維持其領土現狀，但在本質上卻是在改變“非法搶占的爭議領土”這一事實。尤其在1969年，隨著珍寶島事件和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后，面對蘇聯的強硬和擴張式態度，中國在領土糾紛中采取了強硬的態度。

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自絕于西方的當局提出了“要準備打大仗”的號召，而且計劃將戰線不局限在邊界上。在和蘇聯的針鋒相對中，使得時局因此陷入軍事對峙狀態甚至發生軍事沖突的險境之中，而且以弱抗強，在短期內處于軍事態勢的下風，被迫投入大量資源去應付邊界危機，看起來得不償失。

但從后期來看，中國在爭議領土問題上堅定且不畏強權的強烈信號卻清晰地傳遞給了蘇聯，強硬的政策選擇有效遏制了蘇聯的擴張欲望與行動，懾止其“得寸進尺”的領土要求。

相反，如果當時中國在領土爭端問題上表現出寬和態度的話，可能會短暫地緩和與蘇聯的關系，避免直接軍事對抗。但暫時的邊境安寧，卻會為未來留下隱患。因為，從長遠來看，寬和的態度會使擴張性的蘇聯產生錯覺和誤判，認定中國“軟弱”，并認為自己擴張性的邊界政策是最佳選擇，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可以在爭端中取得更大的收益。中國的退讓，只能促成“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而火不滅”的尷尬局面。

所以面對試圖改變爭議領土現狀的強硬，中國只能選擇更強硬來符合中國長遠的地緣戰略利益。而如果中國同一個奉行維持現狀政策的鄰國出現領土爭端，中國往往選擇寬和的態度。因為，如果中國態度強硬的話，可能會在領土邊界問題上取得暫時的優勢和利益，但此態度可能使鄰國陷入對中國的恐懼之中，甚至因此選擇與區域外第三方強國進行結盟，來平衡中國的“威脅”。一旦第三方趁機在中國的周邊進行軍事部署，將會長期對中國形成安全壓力，危及周邊安全環境。

例如，中國和哈、吉、塔三中亞國家的邊境談判中，展示出了極大的寬和態度，并最終和平解決了邊界問題。盡管作出了讓步，但此舉也為中國贏得了中亞國家政府的信任，并為日后廣泛的經貿往來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如果沒有最初的讓步，中國似乎也難以進入中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和電信等關乎戰略安全利益的市場領域。

釣魚島的“變數”

事實上，在國際領土爭議之中，當事國雙方往往既有滿足外交利益的需要，更有平衡國內政治的要求。因為，領土畢竟是國民認同國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民主國家，民意在領土爭端問題上往往成為決策者天平上決定性的“那根稻草”。

“雙層博弈論”成為國際社會解決爭議領土的共同特點，國內政治對外交的影響以及外交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始終是硬幣的兩面，不可割裂。決策者個人因素、國家內部因素和國際體系因素三個層次的因素，始終動態地影響著領土爭議問題的解決。

相比之下，在處理以往的領土糾紛中，中國往往將外部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國內政治因素，尤其是民意。但隨著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在對外領土糾紛中，民意越來越成為積極的影響要素。

在釣魚島問題中，此前的策略選擇也貫穿著外部利益最大化的路徑。

中日兩國關于釣魚島主權問題展開爭辯之時，正值亞太地區的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轉變之際。1970年代初，由于基辛格的秘密訪華和尼克松政府對華政策的大調整，中美關系出現緩和。為了扭轉“越頂外交”的被動局面，日本政府決定打開中日關系的大門，而中國同樣有相同的打算?；谕獠坷娴目紤]，中國最終提出了將釣魚島領土爭端擱置起來的建議。

在擱置爭議同時，雖然中國不斷申明對釣魚島的主權，但擱置本身就是寬和態度的展現。而日本并不滿足這一寬和，在掌握對釣魚島控制的現實利益下，又試圖通過積極的手段獲得釣魚島主權名義上的利益。為此，日本國內一些右翼組織和自民黨內強硬派的小動作頻頻，從1978年，要求日本政府在“尖閣列島”建立設施，到本輪“購島”主張，無一不在小動作之列。

盡管這些小動作得到了日本當局的默許和縱容，但從本質上仍然屬于民間行為，并非政府行為。更重要的是，日本作為民主國家，不會將領土爭端引發成為武裝沖突或戰爭。因為，領土邊界作為一個特殊的空間，無疑是彰顯著國際政治中一定的法律政治秩序，是制度的彰顯與體現。和平談判處理爭議領土是國際共識和準則，日本不能公然挑戰這一原則。日本有改變現狀的意圖，但其性質卻和前蘇聯不同。按照中國歷來以外部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判斷的話，依然將采取寬和態度來穩定和緩和周邊局勢，但釣魚島問題卻已經超越了普通領土爭議的范疇，決策者已然無法按照過去的行為準則來處理。

地球上的疆土分布就像是一件由許多國家，或者說是許多政權組成的寶石鑲嵌藝術品，但政權和國家并沒有必然的統一性。政權需要尋找自身的權威合法性，而國家卻如同一個“公司”，公司的員工——國家公民別無選擇地歸屬于它，保證國家的穩定，必須以共識來進行填充。填充物可以是民族、宗教、語言、文化、歷史、土地甚至是政治理念等。

在當今中國，釣魚島與其表述為中國的土地，不如表述為一種共識，這種共識糾結著大多數中國人痛苦的歷史記憶，在如此巨大的內涵下，釣魚島問題對于中國顯得更加復雜。因為，未來中國內部因素將左右著釣魚島局勢的走向，也正因如此，未來也充滿了巨大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