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心智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wp9952@hotmail.com

被關閉的中國民眾經驗

首先我想提出一個問題，設想中國當下完成社會轉型，進入民主，中國社會中反日的民族主義會不會馬上降溫？會不會馬上迎來中日關系全面轉好的新階段？回答應該不那么樂觀。實際上人們看到，1989年東歐民主轉型的那些國家，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尤其是南斯拉夫，都經歷了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

最有可能，在取消了高壓之后，原來那些埋藏的東西得到爆發，原來沉潛在地下的東西，一下子浮到表面。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是伴隨著民主進程的一種現象。排外的民族主義，甚至是民主的副產品，是民主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階段以及所要付出的代價。在進入全球秩序時，人們同時感到身份危機，這會將他們重新打回原型。

借助這個視野，我將試圖提供一些解釋：如何理解近些年中國反日情緒的高漲？人們在街頭或者網絡上表現出來的一些激烈的言行，僅僅是一貫以來控制的結果，還是出現控制松動、朝向某個民主轉型途中某個階段上的產物？

不排除其中存在人為因素。有人質疑，為什么在中國不存其他的游行，單單存在反日游行？而且是同一天在中國不同的城市能夠進行？這個懷疑不是沒有道理。在權力運作不公開透明的地方，在不存在公開的權力競爭的地方，人們對于某些事情的猜測是可以理解和保留的，盡管缺乏進一步的根據。毫無疑問，我們的政府應該能夠控制各種局面，尤其是街頭行動。

然而我想說的是，即使存在人為因素，或稱之為虛假因素，但是其背后是否還有某種真實的東西？在那些扭曲的表達背后，是否存在某些值得認真對待的東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去年“9·15”事件之后，我與朋友們一起做了《中日關系回歸理性》的社會簽名。在這期間，我發現，在中國社會里，的確存在著一種稱之為“對日怨氣”的東西。這是需要理解的，而不能簡單地加以譴責。

所謂“怨氣”，是一種長期積累起來的，也是長期被壓抑下去的東西。“怨氣”的表現形式在于，一旦觸碰，就會以一種爆發式的、夸張的形式來表達，會脫離和超出原來的事情本來的形狀，一下子火苗躥得老高。上個世紀發生的戰爭，結束已經將近七十年了，為什么中國人仍然存在對于日本人有這么深的積怨？為什么這種情緒么多年來始終沒有得到釋放和緩解或者化解？

我想指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經歷和痛苦，在許多年內沒有得到講述和傾聽，沒有得到理解和肯定，沒有得到統計和補償。他們的經驗是被關閉的，沒有按照其原樣得到應有的關注。如果究其原因，則是復雜的和十分糾結的。

冷戰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主要原因。進入冷戰之后，中國社會與日本社會很快陷入了隔絕狀態，不僅是兩個政府之間，兩個社會之間也始終不能互相照面，不能互相往來和互相溝通。因此，日本方面沒有遭遇來自中國民間因為戰爭損失而提出的具體壓力。一般人們都會說德國人對于戰爭的賠償道歉更加到位，但那也是在具體壓力之下才能夠做到的，是在壓力之下逐步得到改善的。

實際上戰后一段時間內西方各個國家都強調經濟建設，電影中也一樣都是英雄主義敘事，只是到了1962年在耶路撒冷審判納粹戰犯艾克曼，出庭作證的猶太人才開始講述自己真實經歷，這之后才有了受害者本身的敘事。那部著名的紀錄片《浩劫》，訪問幸存的猶太人，片長9個小時，是在1985年完成的，而不是更早。

戰爭是極端事件，但普通人們的經歷并非全都是極端的，但損失仍然是重大的。有些人雖然沒有失去生命，但是被日本侵華戰爭影響了一輩子。比如我父親，因為戰爭兩度失學，沒有能夠上大學，后來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工作，一生的命運由此改寫。他熱愛科學，原本可以從事他的科學研究。小時候父親要求我們在前后平房之間學習種蔬菜，寫生產日記，但是鐵鍬挖不下去，因為遍地的碎瓦礫，我出生的城市江蘇鹽城曾經被日本軍隊的飛機轟炸過?？隙ㄓ性S多人像我父親一樣，個人命運被改寫。

類似戰爭的創傷及陰影，實際上也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但是這些經驗被關閉起來了。災難和損失是日本軍隊造成的，然而因為不存在講述的空間，這些遭的罪沒有得到來自日本的響應和回音。即使是人民戰爭的勝利，也不能挽回這些具體的損失。

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待放棄戰爭賠償，就有了一個深入的角度。賠償不僅是錢的問題，而且是對于每一個具體受害者的關照，對他們個人受害經歷的承認和肯定，是一種直接的、面對面的道歉。

當然我也需要承認，一個國家民眾的聲音被關閉，令其他國家不能聽見，首先是因為這些遭遇和聲音在本國遭到關閉。先是國共內戰，后來是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人們在現實中始終處于搖晃狀態，沒有談論此前戰爭損失的空間。那些普通百姓的損失看起來是如此不起眼，如此破碎，缺少完整的故事，并不通向某個結論，不能整編到意識形態的某些要求中去。

我需要同時承認，以前主要是通過官方媒體來介紹今天的日本社會是有限的，造成了普通民眾對于今天日本社會的缺乏了解。有關日本戰后對于軍國主義的切割，有關和平憲法等，對于戰爭的反省及道歉，包括日本巨大的經濟援助的意義，這些介紹做得很少，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對于日本了解非常有限，人為制造了許多盲點。這幾年電視里不斷播放的各種抗日電視劇則進一步加重了人們原有的怨憤怨氣。

所有被壓抑下去的東西，都不會輕易消失。的確，在中國目前存在許多怨氣，而其中肯定有一種可以拎出來單獨對待，叫做“對日怨氣”。在戰爭中民眾受傷的這一塊，始終沒有得到觸動。

今天，隨著在中國民間表達渠道的開拓暢通，隨著中國民間社會力量的增強，這種積存的怨氣開始得到自主性釋放，包括在網絡上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日本社會才是剛剛感到來自中國民間的壓力。這是在以前比如鄧小平時期不會遇到的。這是一個新話題。對于日本來說是一個新壓力。首先需要理解。不是看作挑釁或挑戰，而是看作真實的問題本身。

一開始的表達，肯定有不理想的成分。多年遭到關閉的不平衡的心理，會體現在一些過激的行為或者言辭方面。尤其是信息阻攔仍然沒有結束，在共同的問題上不能分享共同的信息，這會扭曲人們的眼光和頭腦。

那么目前的情況屬于什么階段呢？我愿意用“民主之前”來形容。是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可能出現的新問題。

既然中國民間社會開口，提出某些壓力，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夠有所回應，而不僅僅是吃驚、消極、冷漠或者輕視。

戰爭是一個故事，是前面的故事；戰爭之后如何處理戰爭，是另一個故事，是后面的故事。今天在座的我們這些人，與前面的故事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與后面的故事有著直接關系，即如何處理戰爭的后遺問題，如何講述過去發生的事情，如何尊重事實，在歷史教訓的基礎之上開拓未來。這不會是單方面的事情，始終是雙方面的事情。日本通過《和平憲法》與昨天告別，不擁有軍隊和承諾不發動戰爭，這是很了不起的，也希望這種狀況能夠維護和持續；但是需要與過去戰爭的受害者建立聯系，取得諒解，才算是有了最后的結論，徹底翻過這一頁。

當然，無論如何，戰爭是結束了。不管從前發生過什么，也不管戰爭遺留問題如何處置不當，都不能成為發動一場新的戰爭的理由，不能延續一場七八十年之久的戰爭。如果是那樣，就犯了以前敵人所犯的錯誤，站到施害者的立場上去了。

民間交流需體現道義精神

最終實現兩個社會之間的和解

此行遇到的許多日本人都會問我，如何做才能改善中日關系？中國人到底要什么？提出這些問題的人們，臉上充滿了急切的善意。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想先分享一個經驗——我來日本之后，與不止一位幾十年從事恢復中日關系的人們交談，問及什么時候工作最愉快，人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周恩來、胡耀邦、鄧小平的名字。當然，這些中國政治家在重新打開國門、將中國帶向國際社會方面是有貢獻的，但是這也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即此前的中日交流，主要停留在官方層次。重要的談判是在官方談判桌上進行的，重要的結論民間很少能夠參與。

1972年恢復中日邦交時，如何做通民眾的思想工作？是通過發文件至各單位，讓人們轉變思想。整個民間或“社會”處于徹底被動狀態。因此，不僅戰爭中民眾的痛苦是一個被關閉、被延誤的話題；民間的中日交流、兩個社會之間的互相照面，也是一個被耽誤了的話題。

在兩國之間解決了政治、外交問題之后，在進行了多年經濟合作之后，接下來，是兩個社會之間的交流交往，是社會與社會之間的對話，是兩個社會之間的化解與和解。不管是日本社會，還是中國社會，都不能被自己的官方所代表，覺得兩國關系僅僅是官方的事情，而需要各自往前跨出一步。

我們兩個社會需要一起來檢視已經走過的道路，分享共同的信息和視野：哪些事情已經做了，哪些事情還做得不夠。在已經做的事情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開展工作。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讓政府繼續承擔，需要民間自己做的事情，由民間承擔的責任也不能推卸。在中國我們呼吁中國人要敞開心胸，不要老是生活在過去，停留在怨氣和陰影中，要想辦法走出陰影，面向未來，給年輕人以寬廣道路。而日本社會在面對中國人即使種種不理想的表現時，也要敞開胸懷，要有耐心，有理解和接受的準備。

實際上，加強民間交流也是一個多年的話題，尤其是去年“9·15”之后，許多人都在談民間交流。問題在于到底如何進行民間交流？民間交流是否有自己不同于官方交流的起點和原則？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會嘗試回答中國人到底要什么。

我們現在開始置換平臺了。所謂民間交流，是在人的生活框架之中交流，就像我們現在面對面地坐在這里，我看見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你們的面孔、神情，你們的思索和憂慮。那么，所謂“民間交流”，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所謂“中日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謂“中日友好”，在民間的層次，應該放到未來“社會和解”的框架之中來考慮。無論如何，敵對不應該是永恒的。

讓我們想想看，就人與人的交往來看，我們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們為什么看重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不是因為這個人有錢、有地位，甚至也不僅僅是經濟合作。經濟合作這個東西，很重要，但是也不能高估，以此取代一切。利益能將人粘合在一起，也能夠將人由此分化。它看似強大，其實是脆弱的。而且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在中國他們較少參加所謂利益的分配，不能從中得到具體好處。但是他們身上有著最為樸素的對于人的基本認識和要求，就是做人要有道義。我知道你們日本讀者一樣熟悉《三國演義》，對于其中的人物耳熟能詳。中國人最喜歡其中的誰呢？不是神通廣大的諸葛亮，不是老謀深算的曹操，而是關公，即關羽這個角色。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有關帝廟，人們將他當作神一樣崇拜。因為什么？關公就是一個急公好義的象征，是一個義人。我很高興地發現，那天我去宮島（位于廣島西南部，世界文化遺產），發現了不止一個關公像。我們分享著一些共同的文化源頭和價值觀。

普通民眾看重一個人行為中所釋放的道義精神。我來日本之后，發了一些微博，國內網民的反應，幫助我明白這一點，讓我有勇氣在這里說這個。前些天我見到了一位叫做南典男的律師，去了他的律師事務所，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為戰時日本遺留的毒氣彈受害者打官司，44個受害者已經拿到共3億日元的賠償金。但律師依然不依不饒，認為政府要對那些吸入毒氣的人們負責到底。為了毒氣彈的官司，南律師往返中國六七十次，包括在國內尋找老兵作證。全都是自費的。人們對于這條消息反應強烈，因為南律師所做的是一種道義行為。

再比如早稻田大學的教授告訴我，有早稻田的年輕學生去云南麻風病康復村與村民們同吃同住，但是打開電視時，電視里放的卻都是抗日電視劇，這讓年輕人感到時光倒錯，也感到有些尷尬。我提到田中宏律師，為當年被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打官司，取得了一定的賠償，讓受害人得到安慰，這些都在人們中激起了較強反應。這些行為以及形成的對比，對于人們觸動比較大。

前幾天在大阪時，我提到放棄戰爭賠償也放棄了對具體人們的關注。有老先生問我，那么以前簽訂的放棄賠償的條款算數不算數？我回答，當然算數啊。今天的中國民眾，因上一場戰爭對日本普遍有怨氣，但是他們也沒有真的去想如何從日本人手里拿到戰爭賠償金（除了個別案例）。他們想的不是這件事情，而是一個“理兒”，是在追訴道義上的償還，尤其是各種能夠看得見的公共道歉。我要說中國老百姓是天底下最好的老百姓，最善良，要求不高。你的禮數到了，他會不計前嫌一樣敬你。

你們的前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先生告訴我，在他在華工作期間，曾讓使館的武官去調查，當年哪里戰斗激烈，就將其作為經濟援助的優先考慮地區。那么，我的建議是，也可以到當年這些戰斗最激烈的地方，你們去修建一些紀念館、紀念碑、紀念塔、紀念墻，請藝術家做一些雕像，讓普通民眾都能夠看見并且銘記。這些看得見的建筑就在人們眼前，抹殺不了，看到它們，大家就會想，人家上門來道歉了，心中的怨氣就會淡化和消退。

自從1972年恢復邦交以來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可以劃到兩個國家之間的“總體和解”中去。已經有過的許多民間交流，都可以看作“社會和解”的一部分。但無論如何，“和解”的工程，現在還處在起點上，這是一個將來要達成的目標。這取決于許多條件。尤其是分享共同的視野，共同認可的事實，那是不多不少的事實，沒有隱瞞沒有添加也沒有想當然。所謂共同的視野或事實也分兩個部分：一個是戰爭當時的事實；另一個是戰后這許多年來人們所做的工作，需要有能見度，讓人們了解。

最后我想說的是，毫無疑問，上個世紀的日軍侵華戰爭，包括更早的甲午海戰，拖住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今天，中日關系的狀況，不應成為中國社會倒退的理由，不應成為中國社會重新閉關自守的理由。對我們來說，推進中日關系，便是推進中國的開放、自由和民主，是這個事業本身的一部分。中日關系是否正?；?，是衡量中國社會是否正?；臉酥?。這一點，希望日本朋友能夠了解和理解。由此希望你們社會中有更多克制的聲音，不要讓一些搬弄是非政客走在了前頭。中日關系是否正?；?，也是衡量日本是否是一個正常國家的標志。

這是一個互相幫助的過程。

（本文為2013年初在日本做的演講及接受采訪的公開發言整理而成，稍作修訂和補充，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