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赫希曼說，明顯地，“反動命題僅僅是一系列虛構的、高度兩極分化的爭論中的極端言論而已”。我們可以試試將這些論述形式對照最近幾年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一些政治爭論，比如：“政治改革將會帶來社會動蕩”；又比如：“中國人的民智尚未開化，現在搞民主會適得其反，反而會出現暴民政治”，等等。當然，新左派們會有一些更巧妙的反動修辭，但上述這些，都已經是典型化的“悖謬命題”了。這種“命題”的最一般做法就是：論證改革的行動將產生與宣稱的和追求的目標適得其反的結果。即：“推動社會向某一方向前進的努力將導致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動”，這種論證簡單有力，總能找到某些證據，還能讓人感到其深刻老成，這就是我們最常見的一種“反動修辭”。諸位，警惕??！

（美）托尼·朱特/著 

杜先菊/譯 

新星出版社

2012年年初的《沉疴遍地》也與政治討論相關，只是它涉及更大的全球性命題?！冻琉獗榈亍肥峭心?middot;朱特臨終前的遺作，他以極大的毅力克服病痛，在病床上將他對這個世界一生的以及最后的洞察告訴世人。這本書出版之前就在美國的公共電臺對公眾廣播，激起極大的反響，出版之后，更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列入全球思想家正在閱讀的20本書之一，但所有這些，都不及你認真地讀它。幾乎每一段，都能激起你與他的對話，贊成或反對，但從根本上，托尼·朱特的“重新回到政治討論”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托尼·朱特是歐洲思想史出身的政治學家，在這本書里，為了敘述今天的問題，他拉了一條極為清晰的從一戰以來的政治思想的歷史路線。這使得這本書的問題的提出變得極為堅實。從一戰、大蕭條以后世界性的向左轉，帶來了美國的“新政”和二戰以后歐洲的福利國家，但后來，1989年，有了左翼烏托邦的崩潰。新自由主義和新全球化開始。資本越出了國界不再受國家規范，而個人，在絕對的個人權利下則陷入空虛和無目的的迷惘。那個樂觀的、知道“如何改造世界”的時代過去了！朱特的“重回政治討論”正是因為我們今天甚至無法進行政治討論！

在面對一個全新問題的全新時代，我們的思想卻還停留在20世紀，我們所有的批判意識都還來自于諸如法蘭克福學派、羅爾斯和哈貝馬斯，我們甚至無法對今天的問題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批判意識。所以，托尼·朱特說：我們需要一場知識革命。（就像每一個大時代到來的時候那樣，需要知識的“范式”轉換。）托尼·朱特是在病榻上完成這本書的，我們可以想象，朱特躺在病床上，窗外的陽光透過百葉窗柔和地灑進房間，他一邊口述，一邊回憶他自己50年代和60年代，“那個美好的年代”?？梢韵胍?，一個歷史學家的時代反思可以有多么精彩，因為他有足夠的知識供他調用，而朱特又恰好是其中最合適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阿倫特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時候，有過一個極為重要的分岔，一個是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尤其是伯恩斯坦等人根據當時歐洲日益改善的工人階級狀況，主張放棄暴力革命，并提出以議會斗爭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一個則是列寧主義的橫空出世，他主張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的密謀組織“先鋒隊”來奪取政權，并以恐怖手段建立對全體人民進行統治和改造的“黨國”，以此來實現“社會主義”。

這段歷史其實對每一個中國人都很重要，因為1919年以后的中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我們就落在了列寧主義的這支分叉上，國共革命都由此而來，而我們今天的各種“反思”，卻少有從這個源頭開始，甚至，似乎不斷地在回避這個源頭。2012年年尾讀到的這本《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蘇聯》，在某個合適的視角下，恰好構成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這本書非常詳盡和系統地將1917年以來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批評做了完整的敘述，在時間上幾乎拉到了當下，它甚至還包括60年代中共對蘇共的論戰，當然，作者認為，那是一個從更左的立場對蘇共的批評。
書中的前幾章是關于這個源頭的爭論，考茨基、羅莎·盧森堡等等，他們對十月革命的批評。這些批評在今天看來尤為精彩，雖然他們也沒有明確的結論，但他們敏銳地意識到的一些問題在后來竟如讖言般成為現實。比如盧森堡就反復指出，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導致的絕不會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更不會是一個在無產階級解放之后的人民國家，它只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包括專政無產階級自身。它的進一步發展，則“只不過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這種狀況，將不可避免地引發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殺人質，等等”。這些，幾乎直接預言了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和中國1949年后某些時期的狀態。印象中這本書的同類型著作有一本《馬克思的復仇》，2006年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那本書將社會主義運動與資本主義運動作對照式的分析，有更強的理論性。記得當時還推薦給不少朋友讀。

阿倫特是對當下中國有著特別意義的思想家，但她在中國的知識界卻遠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盡管她的主要作品幾乎都有了中譯本。她對極權主義的研究，尤其是她對極權主義條件下的人的研究，她所揭示出的“平庸的惡”，在彰顯著我們至今未能走出的處境。然而在這處境中，我們依然是有希望的，我們仍可循著阿倫特的線索進行最后的反思，對抗“道德的敗壞”并“積極生活”。這些，都是我們今天最需要的資源。此外，阿倫特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思想遺產，那就是她對馬克思主義持續不斷的追究：為什么像斯大林主義這樣的駭人聽聞之物會產生于代表著西方最人道的政治理想的激進運動？而且，這場運動中還包括了許多品德高尚令人欽佩的人物？這同時又是斯大林主義帶來的特殊的道德問題：由于左派極權主義的惡行與極端政治理想主義相聯，導致了許多誤入歧途的“革命同路人”去寬恕這些罪行。這里，馬克思主義自身隱藏的思想陷阱又是如何通過復雜的環節連接到列寧—斯大林主義，轉換成席卷20世紀的左派極權主義的？這些，都是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后的巨大工作，這些工作散在《人的境況》、《論革命》、《過去和未來之間》以及大量的手稿中。再讀阿倫特，實在是非常必要的?，敻覃愄?middot;卡諾凡所著的《阿倫特政治思想再釋》，是2012年很有分量的政治學出版物，此書令人信服地幫我們梳理了阿倫特最重要的作品和她的思想邏輯，可惜，關注不夠。

思想和歷史

北京三聯隔了十年再出“公共論叢”第八輯，這份從容的姿態令人佩服（雖然也可能是編者的原因），完全沒有急急忙忙似乎明天太陽就不再升起的焦慮。但我們滿大街去看，從容二字幾乎絕跡，人人都那么“進取”、“焦慮”。好像這不是盛世，而是末世。

李強/編 

三聯書店

這本第八輯的題目是《社會理論的兩種傳統》，簡單地講，就是一般所稱的“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英美傳統主要是指由蘇格蘭啟蒙以來的英美的自由主義，歐陸傳統則主要指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理性建構式的現代政治。仔細地往里面看，又有許多復雜的脈絡，編者寫了篇很長的“寫在前面”打算比較仔細地交代這些脈絡，也很清楚漂亮，但在我看來，英美傳統與歐陸傳統的差別，在根本上不是來源于思想內部的差別，而在于外部社會歷史境遇的差異。對于沒有新教革命的法國大陸而言，現代性無法自然形成，必得通過革命，從而，理性式的建構就是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革命”是現代性不可放棄的一個選項，雖然我們都希望改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歐陸傳統下的“積極自由”自有其深刻的意義。所以托克維爾才會認為，市民社會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維度，但并不是社會的全部。社會永遠不會將權力完全交給國家，社會自身將永遠保持政治的維度，所以現代社會需要積極的公民，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法國如此，那么其他文明比如中國的現代性，又該如何呢？《農民公民權研究》一書有點意思，似是國內首部開宗明義討論農民公民權的著作。作者是位年輕的博士，叫張英洪。這本書考察1949年以來的中國農民和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以及在此關系之下的農民身份，繼而主張中國實行憲政，讓中國農民擁有憲政下的公民權，從而解決農民問題。意思確實很好。

在很長時間內，農民問題差不多就是中國問題，即使到了今天，城鎮化比例已經超過50%，農民問題依然可以近似地等于中國問題。原因無他，除了農村的六七億人口，2.5億的農民工也是城鎮化的一部分。老友朱小平最近在做一個“農民經濟學”的研究，其中有個分析很漂亮。他說農民工的權利身份與他的肉身是分裂的，進城務工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他的人格權利仍在鄉村，并沒有一個完整政治人格的農民工。2.5億分裂的個體，文明史上的中國奇跡是以如此大規模的反文明來實現的。所以，張英洪將農民問題歸結為公民權的問題肯定是對的，也就是“自由人的平等權利”。

最后，關于自由的救贖

周濂的《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正可以呼應我們上面談到轉型困難時的“默認的共識”。這本書年終被眾多媒體評為年度好書，自有其當下的意義。

就在這篇用作書名的短文“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中，周濂講了當革命烏托邦崩潰，大家都認為原有的意識形態已經瓦解的時候，齊澤克在上海演講（2010年）時講了一個故事：“在歐洲，我們有圣誕老人，如果你問一個孩子，你相信圣誕老人嗎？孩子會說，不，我沒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裝相信，從他那兒獲得禮物。如果你問父母，他們會說，當然不信，我們假裝相信，是為了讓孩子得到禮物。事實是，沒人相信圣誕老人，但是他卻發揮作用?，F在大家都說我不再相信意識形態了，但我的觀點是，即使你不相信，它還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識形態正是在大家都不相信它的情況下，才起作用。”于是周濂接著說：其實“一個不再被人們認可或相信的意識形態仍舊可以繼續發揮政治和社會價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茍延殘喘，但只要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運轉良好，這才是意識形態的本來面目”。而且，“這樣的意識形態更可怕，因為它不再是少數人處心積慮地說謊，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維護那個公開的謊言”！這篇文章大約2000字，適合“全民閱讀”。

集子中最后一篇是唯一的長文，大約6000字，題目是《革命的窄門》，這是2012年初韓寒著名的“三篇”在網上熱傳后寫的。周濂在這篇文章中最好地而且完整地表達了他對現實世界的看法，他想要的價值，以及他所認為的實現價值的“對”的路。這篇文章才華橫溢，在結尾處，周濂寫道：現代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門是一道窄門，上頭寫著“自由”二字，誰不從此門中過，則必陷入革命的泥沼，成為被革命吞噬的兒女。“自由”，才能造就偉大的公民，造就偉大的社會，自由，是一切進步的真諦。自由的救贖，大約才是2012最重要的基調。這樣的讀物，還有《鄉關何處》、《半生為人》等等。

最后，我想向2012年由于種種原因已經寫完但未能出版的圖書和作者們致敬，他們讓我們對2013年尚未發生的閱讀抱持更大的期待。謝謝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