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楊瀟
貝淡寧（Daniel A.Bell）教授的《東方遭遇西方》采用了他慣用的對話體。關于此事，他接受采訪時說，這是受到柏拉圖的影響，“很多哲人都用對話形式來表達思想，我也覺得自己的思想里有一些矛盾，用對話方式比較容易表達自己思想中的矛盾。”
這本書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0年，英文名“East Meets West”，虛擬了發生在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的三場對話。主角是一個名為山姆·德謨（Sam Demo）的美國人，他是“人權與民主國家基金”的東亞專員，在香港，德謨與一位本地的人權活動家兼商務咨詢顧問羅先生就民主與人權議題展開探討；在新加坡，德謨拜訪了著名政治家李光耀，兩人爭論了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和所謂“亞洲價值”；在北京，德謨對談的則是北京大學研究政治哲學的王教授。
因為采取對話的形式，《東方遭遇西方》省卻了多數學術著作漫長的“預熱”部分，直接切入了東西文化沖突的主題：德謨帶給多年未見的羅先生一份禮物，羅先生卻把它放到了一旁，“你不打算拆開看看嗎？”德謨問。“在我們這兒，人們一般不會當面打開禮物……盡管我很希望得到一份禮物，但我不宜表現得過于熱心。”羅先生解釋。“有意思，在美國我們習慣上被要求馬上打開禮物，不論我們實際上怎么看待它，我們都得‘自發地’表現出熱情來。對有些人來說，這已成為一項真正的負擔。”德謨說。而羅先生則回應：“對于每一種文化而言，確定處理這種情況的明確規范都是非常重要的?？梢韵胂?，如果每次收到禮物都得去考慮采取何種反應才算合適的話……那才是更大的負擔??！”
整本書就以這樣你來我往的方式展開，德謨是一位“普世價值”的鼓吹者，而羅先生、李光耀和王教授則更多強調“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作為一位自稱的“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多數時候，貝淡寧隱藏在羅、李、王的身后，正如他借王教授口，說自己是一位“魔鬼代言人”——這個術語源于天主教會，教會追贈某位亡者為圣徒時，會在典禮上指定一位“魔鬼代言人”，讓他攻訐亡者生前的所作所為。眾人衡量他所說的話之后，會一一反駁他，證明亡者的品格經得起考驗，足以追贈為純潔的圣徒。
或許在貝淡寧看來，自由民主的理想與制度正是這樣一位“圣徒”，它在西方社會已是普遍的社會共識，所有的理性個人一旦“力所能及”，就必定“心向往之”，而更為具體的是，普遍的自由民主制度采取了一種美國政府政策的形式，旨在對外推行人權與民主。對于這位“圣徒”，迄今為止最為廣泛的公開挑戰來自東亞——1990年代，這種挑戰圍繞“亞洲價值”展開，以李光耀和馬哈蒂爾為代表的亞洲政治家認為，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人更看重家庭價值與社會和諧而非個人利益與個人自由，盡管亞洲金融危機給予“亞洲價值”的鼓吹者沉重打擊，但貝淡寧仍然相信，隨著亞洲（尤其是中國）的重新崛起，忽略東亞對于人權與民主的看法將是一個錯誤。
貝淡寧通過李光耀舉例：對于大多數東亞人來說，民主只具有工具性的價值，民主是個好東西，是因為它“有用”——不管是增強國力還是改善個人境遇。這是一個敏銳而很可能真實的觀察，當然，他立刻遭到了德謨的質疑：如果不承認民主具有內在價值，而僅僅將民主程序的論證建立在對其可能結果的關注之上，是非常危險的。正如魏瑪共和國后期德國人對民主喪失了信心一般，“隨便什么阿貓阿狗獨裁者都能指出壞的結果以貶損民主。”
這正是對話體的魅力，如貝淡寧所言，對話體較少使用學術術語，讀起來比沉悶的敘述更有趣，而有些議題尤其適合“互搏”，讀者可以自己選擇站在哪一邊。這一次，貝淡寧沒有給出明確的立場（盡管他可以繼續站在李光耀和羅先生這邊說，即便在西方，認識到民主具有內在價值也是晚近的事情），而是借羅先生之口說：我怎么想并不重要，如果你關心的是促進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你必須考慮到這一點，“為民主而追求民主的訴求更不容易成功。”
這種對地方性知識的重視以貫穿始終，是本書最大價值之一，值得每一位民主的追求者思考，盡管我也懷疑，它有時隱藏著一種循環論證的陷阱（譬如他由“現實處境”出發對香港民主派的批評）。
在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哲學碩士、博士學位后，貝淡寧曾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2004年，他不顧親友反對，成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特聘訪問教授，次年，轉為正式教授?！吨袊嗄陥蟆返囊黄獔蟮勒f，清華大學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這所學校的學生都是中國最優秀的年輕人，很多中國的領導人畢業于清華大學”。
這本書的第三部分“中國特色的民主”多少反映了貝淡寧的“國師”心態。他把德謨與王教授的對話場景設定在2017年9月30日，王已當選為代表，即將參加明天在北京舉行的制憲大會——一個有趣的細節是，英文原版里，這個立憲的日期是2007年，在中文版自序里，貝淡寧承認自己過于樂觀，于是把時間推后了十年。與前兩部分的火藥味相比，第三部分兩人的對談真是一團和氣，貝淡寧借王教授提出了一份后共產主義時代的政治提案，這也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而之前所有的論述都是鋪墊。“有一天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肯德基[微博]分店突然萌生了這種想法，”王教授說，“如果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經濟領域可以共存的話，那么為什么民主與儒家思想就不能在政治領域共存呢？解決之策如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包括民主選舉產生的下院，以及在競爭性考試基礎上遴選的……‘賢士院’。”
所謂賢士院，以中國儒家傳統為依托，本質上是一種精英統治，以平衡那些（因討好選民）可能短視、非理性的民選議員之權力。這令我想起了理查德·羅蒂評價布魯姆及斯特勞斯學派的一篇文章，“在他們看來，如果存在著一個更好的選擇，沒人會愿意冒這樣的風險：一個蠢得要死的選民，僅僅由于一時的心血來潮，就把票投給了希特勒。”但由于沒有這“更好的選擇”，所以只好（勉強地嫌棄地）接受民主了。
我感覺，這種勉為其難的情緒已經成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結，只是貝淡寧走得更遠些，他希望設計出一個“更好的選擇”，而中國就是他的實驗場。德謨就建立賢士院的細節對王教授展開追問，王教授一邊借用東亞經濟奇跡以證明精英統治能帶給國家更好的發展（第二部分的李光耀也說了許多），一邊還要提出新的制度設計以避免東亞的官僚體制已經出現的弊端（他重點說了日本），不免有點吃力，大概多少反映出貝淡寧本人的矛盾。
事實上，早在1988年臺灣解嚴之初，臺灣知識界就已展開論證，核心問題正是：儒家思想能否成為民主實踐的文化根源？據臺灣學者介紹，臺灣社會的思考是這樣的：在肯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及價值之后，試圖從對傳統文化的內在質素中，找出可以相互吸收的連結概念來。
而貝淡寧則相反，他提出一個有別于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然后再從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為其背書。這個實驗的效果不得而知，但從本書看，在資源尋找上已經有了明顯的漏洞，譬如，他非?？粗厝寮医浀?，卻忽視了中國傳統社會“外儒內法”的真實情狀，此外，由于信息缺乏更新或是理解偏頗，他予人很大啟發的“地方性知識”也出了一些紕漏，比如在討論東西政治文化之不同時，他曾借李光耀之口評價臺灣：“臺灣同樣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響……選舉中的候選人不會像美國的競選者那樣宣傳自己。這樣做可能會使他們背負‘自私’或‘自我中心’的惡名。”哪怕只是對臺灣政治只有皮毛了解的人也能看出，這一認知過時了。又比如，他以中國富裕地區的農村選舉投票率不高的事實，來證明他所說的“大多數農民對民主只有工具性理解”的判斷，“如果村莊發展得很好了，那就不需要民主了。”真實情況則是，那些地方很可能不存在真正的選舉。
很遺憾，從貝淡寧教授今年11月13日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的《為中國政治模式辯護》一文看，他那失準的觀察仍在繼續。他寫道：“過去30年，中國政治體制經歷了重大變革。它已近乎成為治理大國的最佳方案：高層精英管理，底層實行民主，兩者之間有實驗的空間。……人們通常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區需要什么，他們對于自己選擇的領導人的能力和人格有著很強的判斷力。實際上，多數中國人參與地方選舉。”
中國是一個如此富有魔力的工地，吸引了各種各樣，從磚瓦到靈魂的建筑師，然而這里又風云詭譎、語境混亂，書本上的善意到了真實世界里很可能就走形變樣。如前所述，在《東方遭遇西方》一書里，貝淡寧教授時時不忘提起，“如果你關心的是促進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但我實際感受到的，卻是中國成了鏡像，成了他用來批評西方的一種工具。
作者: 【加】貝淡寧
譯者: 孔新峰、張言亮
出版社: 上海三聯出版社
by楊瀟
貝淡寧（Daniel A.Bell）教授的《東方遭遇西方》采用了他慣用的對話體。關于此事，他接受采訪時說，這是受到柏拉圖的影響，“很多哲人都用對話形式來表達思想，我也覺得自己的思想里有一些矛盾，用對話方式比較容易表達自己思想中的矛盾。”
這本書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0年，英文名“East Meets West”，虛擬了發生在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的三場對話。主角是一個名為山姆·德謨（Sam Demo）的美國人，他是“人權與民主國家基金”的東亞專員，在香港，德謨與一位本地的人權活動家兼商務咨詢顧問羅先生就民主與人權議題展開探討；在新加坡，德謨拜訪了著名政治家李光耀，兩人爭論了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和所謂“亞洲價值”；在北京，德謨對談的則是北京大學研究政治哲學的王教授。
因為采取對話的形式，《東方遭遇西方》省卻了多數學術著作漫長的“預熱”部分，直接切入了東西文化沖突的主題：德謨帶給多年未見的羅先生一份禮物，羅先生卻把它放到了一旁，“你不打算拆開看看嗎？”德謨問。“在我們這兒，人們一般不會當面打開禮物……盡管我很希望得到一份禮物，但我不宜表現得過于熱心。”羅先生解釋。“有意思，在美國我們習慣上被要求馬上打開禮物，不論我們實際上怎么看待它，我們都得‘自發地’表現出熱情來。對有些人來說，這已成為一項真正的負擔。”德謨說。而羅先生則回應：“對于每一種文化而言，確定處理這種情況的明確規范都是非常重要的?？梢韵胂?，如果每次收到禮物都得去考慮采取何種反應才算合適的話……那才是更大的負擔??！”
整本書就以這樣你來我往的方式展開，德謨是一位“普世價值”的鼓吹者，而羅先生、李光耀和王教授則更多強調“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作為一位自稱的“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多數時候，貝淡寧隱藏在羅、李、王的身后，正如他借王教授口，說自己是一位“魔鬼代言人”——這個術語源于天主教會，教會追贈某位亡者為圣徒時，會在典禮上指定一位“魔鬼代言人”，讓他攻訐亡者生前的所作所為。眾人衡量他所說的話之后，會一一反駁他，證明亡者的品格經得起考驗，足以追贈為純潔的圣徒。
或許在貝淡寧看來，自由民主的理想與制度正是這樣一位“圣徒”，它在西方社會已是普遍的社會共識，所有的理性個人一旦“力所能及”，就必定“心向往之”，而更為具體的是，普遍的自由民主制度采取了一種美國政府政策的形式，旨在對外推行人權與民主。對于這位“圣徒”，迄今為止最為廣泛的公開挑戰來自東亞——1990年代，這種挑戰圍繞“亞洲價值”展開，以李光耀和馬哈蒂爾為代表的亞洲政治家認為，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人更看重家庭價值與社會和諧而非個人利益與個人自由，盡管亞洲金融危機給予“亞洲價值”的鼓吹者沉重打擊，但貝淡寧仍然相信，隨著亞洲（尤其是中國）的重新崛起，忽略東亞對于人權與民主的看法將是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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