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時候，“海權”已經成為中國公共話語體系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重要詞匯。盡管很多人對這一詞匯的內涵還不甚了解，但在眾多著述中，海權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未來崛起的關鍵性力量，因此鼓吹擴充海軍實力者為數眾多。

海權的真諦究竟為何？未來十年，中國的命運是否真的和海洋緊密相連，探究過往海權國家的歷史，或許能給我們不同的解答。

“海權”：資本的沖動

“海權”一詞源自英文Sea　pow-er，從字面來看只是“海上力量”的意思，但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將其解釋為國家“用來將其軍事力量向海洋擴張的手段”，而擴張背后能夠體會到其“控制和利用海洋的權力”的意味。

字面和實際意義的巨大差距得益于以歐洲國家為代表，長達4個多世紀所歷經硝煙、死亡、榮辱和國家興衰的實踐，以及美國海軍學院院長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對歷史總結后的高度理論概括。海權一詞背后沉甸甸的。

在馬漢《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中，他這樣寫道：“海權的歷史，從其廣義來說，涉及了有益于一個民族依靠或利用海洋強大起來的所有事情”，在這背后使得海權包含著軍事、政治和經濟三個層面的意義。

在馬漢生活的那個時代，恰恰處于工業化時代先發國家紛紛實現海外擴張的時代，海洋如同是地球上的“血管”。通過血管，列強們完成了商品的輸出和生產原材料資源的掠奪。相比陸地地理上的阻隔，通過海洋，國家力量可以被快速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將世界財富以同樣最快捷的方式送返資本母國。

在這一競爭過程中，各主要列強之間不斷因分贓不均而爆發戰爭。通過海上戰爭，來封鎖和干擾對方連接海外利益的“血管”顯得十分重要。因此，一個國家如果通過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獲得對海洋的控制權，往往也將形成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獲得優勢的國際外交環境，同時這些對外影響力也將轉化成為強大的經濟優勢。例如，在西班牙控制加勒比海時，制定了排他性的貿易壟斷條款，使其在和中美洲和南美地區的殖民地貿易中利益最大化。

借助這樣的模式，海權成為橫貫軍事、政治和經濟三個層面的重要力量，而海權的更迭往往也預示著一個國家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地位的變遷。

海權看似至關重要，但海權的建立，卻并不是能通過簡單擴充軍備而獲得的。當人們再次翻開海權從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到現代美國逐一接替的歷史后，我們會發現資本擴張的能力才是海權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原因，也是決定海權能否長久存續與發展的支撐性要素。

海權本身并不具有確保國家強盛的神奇功效，而國家盛衰歸根結底取決于社會生產方式的活力以及制度創新的能力等這些國家制度的內在因素。

資本進化和海權更迭

如何還原資本的貪婪本性，激發其內在的衍生性，一直貫穿在各個不同時期海權國家的發展邏輯之中。

中世紀晚期，歐洲人口的增長、城市國家之間競爭壓力的增長、內外貿易的發展都“驅使歐洲人去尋找新的市場、新的原材料來源地，以及連接母國的航線”。這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冒險家們帶著對財富特別是黃金的執著踏上了冒險的航程。葡萄牙人率先在非洲海岸，甚至繞過好望角一路向東，在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和掠奪黃金和財富，而西班牙人則一路向西，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新大陸。

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直接式的掠奪，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大發橫財。特別對于西班牙人而言，海外財富還支撐了一支當時堪稱世界第一的“無敵艦隊”。但是，巨大的財富并沒有形成資本，更談不上資本進一步擴張的機制和市場渠道，最終掠奪來的海量財富不是被國王們消耗在鞏固王權的內部治理中，就是浪費在滿足自己窮奢極欲之中。唯一值得歷史記錄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冒險而得的財富，卻為歐洲的后來者提供了機會，因為大量財富通過貿易轉流到了荷蘭和英國人手中。

對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失敗，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其《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有這樣精彩的描述：“西班牙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沒有建立(　也許因為它不能建立)　能使西班牙統治階級從歐洲世界經濟體的創立中獲利的那種國家機器……盡管16世紀西班牙在這個世界經濟體中居于中心的地理經濟位置，一旦1588　年‘無敵艦隊’戰敗，它的這種國際地位就循著國際政策的內在邏輯結論走下去。”

機會留給了早已在準備中的荷蘭人。

當時，荷蘭人早已因海運貿易而聞名，在西班牙統治時期，荷蘭就已經掌控波羅的海貿易的主導權。在尼德蘭革命后，荷蘭獲得獨立，良性的國家制度建立后，貿易被荷蘭人玩到了極致。資本從赤裸裸的掠奪，轉向了最原始的衍生手段——貿易，荷蘭人仰仗其發達的航運業和銀行業，逐漸成為當時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核心，當時的阿姆斯特丹不僅是連接歐洲與外部世界的紐帶，甚至一度是歐洲市場中商品生產、轉運中心和資本市場的中心。依賴和波羅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島和東印度群島海運貿易中獲得巨額商業利潤，荷蘭輕易地取代了西班牙。

荷蘭人的短暫成功，很快被英國領導的工業化革命所消弭。貿易資本變身成為工業資本，單純的貿易被大規模生產并將其產品出口到海外龐大市場的運作模式所取代。伴隨著工業革命的起步，英國國內逐步完成了憲政革命，從制度層面讓資本從王權的威脅中拯救出來。隨后借助煤炭驅動的蒸汽動力，英國走向了世界的頂點，同時也帶動和加速了歐洲各列強的工業化進程。

這一過程中，為了工業資本的擴張，英國更強調一種開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體系，并以自由貿易、非歧視性和平等待遇為基礎，而不是以控制和支配殖民地為基礎（相比此前海權國家而言）。

盡管這一過程中伴隨著大量的武力使用，但在英國的主導下，經濟全球規模的專業化和國際分工拉開了序幕。在這一國際競爭規則沒有完全固化的競賽中，為角逐更大的海外商業利益，列強之間爆發了此起彼伏的戰爭。伴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在地理上更具優勢，同時經濟容量也更加龐大的美國和平接替了英國的角色，同時繼承了其工業化路徑的基本方向。

和平、自由、開放的全球市場始終是美國的根本利益，盡管其間伴隨著“貿易保護”的雜音，但這一大方向卻代表了工業資本的根本利益。正因如此，在資本力量的主導下，當世界先發國家紛紛完成了現代國家轉型后，在這一共同利益下，他們形成了緊密的利益同盟。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工業資本逐漸變身成為金融資本后，美國控制全球海上貿易流的能力正在下降（例如，軍事手段已經很難控制全球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的流動，比如靈活多變的石油貿易），但仍然牢牢將全球金融流牢牢掌控在其手中。“海權”無論從內在還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已經完全轉變成為資本的力量，時下美國制裁伊朗的例子最為明顯。高度市場化的全球海運市場，已經難以判斷貿易物流的具體流動，因此很難通過海上攔截來完成對伊朗的貿易封鎖，即便可以完全封鎖，其連帶產生的成本已經讓美國難以承受，但通過其金融體系來封鎖和圍堵伊朗，卻成為最佳手段。事實上，美國也正是利用其掌控的全球金融結算體系的控制力，實現了對伊朗石油貿易的制裁。

回顧往昔可以發現，從葡萄牙、西班牙最初商業冒險與劫掠式殖民擴張，到荷蘭通過海上貿易的商業資本擴張，再到英國工業資本擴張，最后到美國金融資本體系性擴張，廣義上的“海權”其內容和實質也在發生變化。

中國外爭“海權”的內在需求

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騰飛，只不過是所謂美國主導“海權”下經濟全球化分工的結果，但很多中國人，卻依然迷信借助從全球分工中獲取的微薄利潤來發展軍事力量，借此掌控或增強“海權”，這種想法無異于癡人臆語。

對于中國而言，需要深刻認知海權國家歷史過往所留下的經驗和教訓，學習如何在國家制度層面創新，并最大程度利用資本有益部分的力量，來繁榮市場，激活民間社會的創造力，提升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才是發展的正途。

從另一方面而言，社會穩定的、經濟繁榮的、遵循現行國際秩序的中國對于美國是有益而無害的，事實上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所積蓄起的巨大資本存量支撐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和其國民昂貴的生活成本。其中以美國新近發力頁巖氣產業為例，根據一項調查數據顯示，近300億美元的投資來自中國，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所謂發展“海權”的沖動，往往源自一種對外部世界的恐懼。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不僅經濟結構失調，而且過度依賴海外市場，這種源自對外和對內的恐懼，又反過來刺激和影響著“海權”概念的興起。

造成中國經濟失調的根本原因，則因歸結于市場的扭曲和資本正能量的禁錮。

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緊密參與了國際市場競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所有這一切都是通過扭曲市場要素的價格來實現的。政府為了達成經濟發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層次的需要，往往依靠國家強制力來推動一個傾斜性政策，這些政策往往是通過損害其他方面或其他層次的利益來完成預定目標。這樣人為地強行打破了市場的平衡，資本的激勵機制被扭曲。

某些政策在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初，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但政策一旦制定，利益格局固化，則很難扭轉這種局面。中國經濟體系中，大量的資源，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原材料這些市場要素并不是通過市場的力量進行配置，而是被各方利益集團，通過行政力量所把持，例如極具中國特色的“雙軌制”依然橫行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之中。資本在這種行政力把持和扭曲的市場下，發揮著扭曲性的力量。

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不僅經濟結構失調，而且過度依賴海外市場，對外和對內的恐懼，又反過來刺激和影響著“海權”概念的興起。

全球經濟在資源瓶頸和環境承載力的雙重制約下，傳統規模型工業模式將被迫向信息智能化和節約型模式轉型，已經日趨成熟的信息技術確實也為此提供了基礎。當下，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先發國家已經在謀求能源清潔化轉型，綠色、智能轉型已經成為資本未來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時代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面前，中國如何通過市場的力量，實現跨越式發展，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顯得至關重要，而這也是中國外爭“海權”的內在需求。

在這場全球范圍內的深刻變革之中，能源基礎產業將成為未來各方競爭和交鋒的最重要領域。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世界能源生產和消費的版圖已經發生變化，生產軸線從中東一線向美洲南北大陸西移，能源消費軸線已經逐漸向亞洲東移。而能源產品的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以頁巖氣和可再生能源逐漸成為領導性產業集群。未來在這些領域獲得主導權的國家，也將在未來的全球化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

實現這一點，在未來十年中，中國如何約束行政力對正常市場空間的干擾，如何打破現存的壟斷利益格局，規范市場秩序，讓資本健康、高效地在市場領域發力，才是中國發展的根本路徑。

在這條主線下，如何再次啟動改革在未來十年顯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