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視界

王曉夏

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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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即便是沒有讀過德國人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人們，往往也能背得出這句關于戰爭的經典語錄。但是這樣簡單的斷章取義往往會誤解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和政治之間關系的準確描述。

如果細讀克氏的原著，就會發現他的本意是指，戰爭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種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繼續。這里克氏指出了戰爭和政治天然的“血緣關系”，更重要的是戰爭還包含超越政治之外的“另一種手段”，這是一種能夠意會卻難以表達的神秘力量。

以筆者的粗淺理解，這里的“另一種手段”或許就是巨大“破壞力”所帶來的整體而深刻的“重塑力”。當一場戰爭來臨、折磨、平息之后，破壞掉的不僅僅是生命、物質（如城市），更重要的是破環了交戰雙方群體內心深處的道德、倫理、價值觀等等被人類所珍視的理性的沉淀（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非物質的東西視為人類文明的根本）。

在極端的狀態中，戰爭將打破一切常態，并進行重建。這一過程也將深刻地影響到政治，戰爭前夕所設定的政治走向顯然已經無法按照最初的利益博弈的路徑來推演。

那時，戰爭已不再是政治的簡單延續，而早已超乎政治之外。正是基于對這些不可控“破壞力”的恐懼，此前美蘇基于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持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激烈沖突和對抗最終沒有發展成為戰爭，而是以“冷戰”這一新形態表現出來。如今，冷戰似乎成為大國或強國之間的一種戰爭形態。

時下，中日之間夾雜著領土糾紛、歷史積怨、意識形態差異等等矛盾之下沖突和對抗，同樣以冷戰形式表現出來，只不過這種冷戰表現的更加復雜同時也更加危險。

“新冷戰”

美蘇之間的冷戰通過相互確保毀滅的威懾，回避雙方直接熱戰的可能，取而代之以雙方遙控代理人之間的戰爭，有時一方也會親自赤膊上陣，和另一方的代理人進行戰爭。這期間始終伴隨著赤裸裸的軍備競賽和直接針對對方的軍事部署。

軍事恐嚇和外交談判貫穿了美蘇冷戰始末，盡管曾經多達19次重大事件和誤判使得雙方幾乎走到了核熱戰的邊緣，雙方領袖高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但受到軍事機密以及秘密外交的限制，這些壓力始終無法傳導到平民階層。因此，冷戰無法像以往真正的戰爭一樣產生什么“破壞力”，更談不上什么“重塑力”。

相比遠去的美蘇之間的激烈冷戰，因釣魚島問題中日之間所爆發的“冷戰”盡管看上去顯得十分溫和，但破壞性卻可能超過美蘇冷戰，甚至會衍化成為軍事熱戰，成為東亞乃至影響世界的最大不安定因素之一。

和美蘇冷戰相似的是，在美國的間接參與下，日本和中國之間進行了一系列軍事部署和針對性行動，例如此前美日在中國周邊進行的聯合軍演、中國高調展示在研的第五代戰機，甚至是反衛星導彈試射（據美國宣稱）。盡管雙方都不愿承認和對方有關，一輪又一輪的軍事行動和部署強烈地吸引著輿論的視線，同時也在提醒世界雙方正在處于激烈的交鋒之中。

盡管如此，謝天謝地的是交鋒中的雙方都被困于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之中，即便是長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下行也幾乎成為共識。面臨如此局面，雖然雙方無法在爭議領土上達成共識，但對于“和平之于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性”卻取得了一致。此前，美日曾一度取消聯合軍演可以被看成是某種程度上的妥協。

基于這樣的基本判斷，一些樂觀主義者認定，所有圍繞釣魚島爭端的武裝部署和行動是一場對內多于對外的政治秀。在雙方大秀肌肉之時，恰逢兩國領導人都面臨換屆。

如果說中日的軍事層面的冷戰是一種針對公眾超過對手的公關姿態，那么中日冷戰已經更多地延伸到經濟領域，影響到社會中的每一個人。

兩年前，一艘中國漁船駛入釣魚島附近海域，與日本官方船只發生沖撞，中國船長被日方逮捕。之后，中國限制向日本出售其工業賴以生存的稀土。對于電子制造業完全系于稀土資源供應的日本，這無疑是一種經濟報復。在這一輪新冷戰之中，在官方默許和民間默契之下，一場大規模的“抵制日貨”的運動在民間悄然興起，很難將這種行為鑒定為簡單的“經濟報復”，因為其規模更接近一場“戰爭”。

中國是日本重要的出口市場，在華業務的損失無疑將進一步加劇企業困頓。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經濟運行數據，日本經濟確實加速了下行。在此局面下，日本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將進一步惡化，許多日本人未來將承受越來越大的經濟壓力。

公眾對經濟不滿，會遷怒于政府，迫使政府在你來我往的軍事部署中更加強硬，而這在客觀上也讓雙方回旋的余地變得更加狹小。在中日的經濟對峙中，所有人都將感受到這種沖擊。盡管中日之間的冷戰比美蘇之間的冷戰更溫柔與和緩，但其超越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意味也更加明顯。

且不論“抵制日貨”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這場“反日運動”釋放出了巨大的力量——民族主義。這種幾乎可以稱作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力量，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已經打倒了好幾個帝國。從帝國廢墟中生長出眾多的民族國家，改變了世界的版圖。在政府和公眾信息越來越趨于對稱的互聯網信息時代，這種基于共同的語言、符號、敘事方式、歷史（總是充斥著神話）的強大力量將展露出更大的殺傷力。

中國官方暫時利用了這股強大力量，但由于中國缺少分化稀釋民族主義力量的制度設計（民主國家往往通過左右分野的民主政治制度來分化民族主義），國內內部矛盾將變身為民族主義力量，最終將演變為難以控制的反噬力量。這種可能性違背最初發動經濟戰爭的政治期望。

“熱戰”萌芽

從根本而言，戰爭損害中日雙方的根本利益，但隨著“冷戰”的升級，“熱戰”的風險也越來越高。在過去的美蘇冷戰期間，即便雙方發生激烈的摩擦，但由于雙邊簽署了高度技術性的行為規范協議和多渠道的溝通機制，摩擦不太容易升級為沖突。

例如，1988年，美國第六艦隊一艘巡洋艦和一艘驅逐艦前往蘇聯黑海艦隊駐地附近，蘇聯海軍派出兩艘軍艦前去阻攔，一艘護衛艦對美國巡洋艦實施直接撞擊，險些引爆軍艦裝載的導彈。盡管如此，雙方依然可以通過制度性的溝通渠道協商解決，并技術性判斷雙方責任。

如今，中日、中美之間也啟動了建立這一預防溝通機制的談判，但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在釣魚島事端開始之后，中國甚至公開拒絕和日本談判，而這些制度性溝通機制的缺失將增加沖突的風險，而沖突一旦發生又可能升級為戰爭。

在冷戰中，能否準確明白對方的外交語言同樣至關重要。危機雙方之間的軍事理論和學說的差異如此之大，導致雙方在沒有制度性溝通機制下，往往會誤判對方的意圖。雙方軍隊決策者為顯示意志而采取的種種舉措，總是遵循著各自的軍事傳統，滲透各自不同的軍事思維邏輯。這必然導致雙方理解上的誤差。

例如，在1995至1996年的臺海危機中，解放軍二炮部隊奉命向靠近臺灣本島的指定海域發射了數枚短程彈道導彈，以震懾當時島內日益膨脹的獨立傾向。當美國向西太平洋地區部署航母戰斗群后，美國軍方普遍認為，中國會意識到美國的舉動體現對臺灣的強烈支持。在美國決策層看來，中國在得知美國軍事力量將實質性介入危機后，如果沒有做出同等級別的軍事反應，即意味著美國成功對中國實施了武力威懾。

但是，根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者克里斯托弗·圖米的大量調查和研究，當時中國并沒有屈服美國的威懾，中國甚至沒有意識到美國派遣航母與其強烈的戰爭意志之間存在著什么必然聯系。

當年錯誤的戰略判斷，極其幸運地沒有演繹成為災難。但誰能保證在中日逐步升級的冷戰中，這種幸運能夠延續呢？

盡管日本的軍事理論與學說和美國有一定的差異性，但究其根本，都建立在“實力邏輯”的哲學上。自上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美軍以先進的軍事技術為牽引，進行了一系列局部戰爭，驗證了這一哲學的有效性。在這幾次戰爭中，美軍所采用的具體制勝理論和軍事學說都略有不同，但總的說來，美軍主要依賴其技術優勢，集結壓倒性力量，在戰爭初期向敵人作戰體系的關鍵發起攻擊。如今為美國人所推崇的機動戰、空海一體戰、網絡中心戰理論等等，都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

面對這樣一個對手，中國的軍事理論和學說顯然意在謀求一種不對稱的軍事能力，以抗衡對方在傳統高技術戰場上的技術優勢，針對的正是對手軍事系統的軟肋。例如，中國近期展示的空間作戰能力，就是典型的非對稱作戰手段。

在這種不對稱的軍事思維，不僅講究在裝備、技術和戰術上的不對稱，更講究“勢”上的不對稱，暗合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中“取勢不取形”的精髓，強調營造一種“非戰而先勝”的環境和氛圍。

在雙方南轅北轍的軍事戰略思想影響下，看似無害的“冷戰”最終或許將引爆成為不被人期許的熱戰。戰爭過后，曾經的政治設定必然也將偏離最初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