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呂尚春 將到年末，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頻頻亮相的“地王”引人關注。一線大城市年底撈金，與之截然相反的是，渴求資金的縣級政府，找錢乏術。

規模頗大的基礎建設工程等米下鍋，而由于房地產調控陷于低潮的“土地財政”，已經沒有能力輸送資金。近期，江蘇多地出現縣鄉政府向干部攤派找錢任務：鹽城射陽縣洋馬鎮政府提供14.4%年息，向機關干部下派任務；大豐市新豐鎮也向內部職工融資：正科級60萬，副科級20萬，普通職工5萬，上不封頂。

土地并非不能生錢，而是房地產商的滾滾熱錢重聚一線城市。兩三年前，房地產企業擴散向三、四線城市一時成為風氣，正是這些從北、上、廣“逃離”的房地產資金催熱了為數眾多的縣城房價，一些原本房價千元左右的小縣城，居然漸升向三四千元一平米。處于行政梯級末端的小縣城似乎迎來了新一輪的上升契機。

然而，在經過一輪房地產開發周期之后，處于行政低階的小型城市，很快暴露出自家身價，就公共資源如醫、教、商而言，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遠非小城市可比，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個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放大，在《中央專項撥款管理改革研究》課題組調查之后發現：目前轉移支付體系存在著“專項轉移資金往往是先分到各部委和省市，再逐級往下分，截留、挪用現象嚴重”，“一些本應補助到縣鄉或具體項目的資金也會被上級政府截留。”這就導致，無論是醫、教、商，還是道路交通等公共設施，均呈現出隨著行政級別從高到低而一路下滑，地產商群體發現，比一類城市更為殷勤的基層官員，難掩行政資源的單薄。

以醫療為例：一個重病人的救治路線，必然是先到縣城，再到省城，最后奔向北京。又何止是醫療，隨城市行政級別而由強趨弱的是整個公共系統中的所有環節。對于房地產開發而言，出售的房屋僅僅是水面上的船，而這個船的價值大小卻是由水域的規模、浮力決定的。這就是今年年底，房地產商重聚一線城市的原因所在，據公開數據顯示，三季度四個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土地出讓金總計 414.7億元，環比大漲355.7%，已達到2011年調控后的最高值。也就是說，這不是簡單的階段性資源儲備，而是“下鄉”體驗了行政末梢的單薄瘦弱后的大肆“反撲”。

房地產商雖然在逐漸淡出三、四線城市，然而三、四線城市追趕城市化的浪潮卻無法停步。新一輪的GDP政績迫在眉睫，所需資金，從何而來？銀行貸款、政策性貸款，已逐漸封閉，按照銀監會規定，每個省會城市（含副省級城市）最多有兩家融資平臺申請發債；地級市、百強縣允許有一家發債。這意味著，非百強縣的縣城幾乎被甩出了平臺融資隊列，縣府可尋找的籌款之路非常狹窄。向民間借錢，或是如江蘇鹽城洋馬鎮以14.4%年息向干部融資，或者走信托融資渠道，將自身家底暫時“典當”出去，并非信托公司在買縣政府的賬，而是自身的商業訴求，“信托公司苦于房地產信托和銀信合作受限急需開辟新業務，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新的利潤重心。”然而，縣府的基建工程，規模雖龐大，但是多屬于公共工程，文化廣場、標志建筑、道路交通，變現能力極差，償還能力令人質疑，因此大多數縣政府與信托公司之間的契約，都有將財政收入納入償還信托的承諾。

沒有土地財政護航，縣府能有多大償付能力呢？可以想象的結果是，到還款之日，信托公司與縣政府共畫新餅，尋找一個新的高深“概念”，然后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收入作為新的抵押。一輪又一輪的GDP洪潮，將一筆又一筆的償還與抵押向后推移。一個GDP數字已然成為基層政府難以承受之重，從大興建設之風氣，到不得不積壓償付風險，已成為我們當下必須重視的“新底層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