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教授和中國問題專家加百利·科林斯（Gabriel　B.　Collins）和他的伙伴出版了他們的著作——《中國能源戰略：對北京海洋政策的影響》，質疑“美國對華圍堵”的能力和效果。

正是對美國這一想象中能力的擔憂，中國戰略家們對“馬六甲困局”有著深深的恐懼。這種恐懼促使中國決策者不顧緬甸的復雜局勢，修建了一條可以避開馬六甲海峽的中緬石油管道。

這些擔憂可以被科林斯的現實分析化解了。在考察了大量國際石油貿易和海運市場的情況后，他認為，國際石油貿易的大宗商品的屬性使其市場規模巨大，而高度市場化的石油又使得國際間的交易十分靈活多變，使得美國不可能也沒有實力掐斷中國的能源命脈。

以馬六甲海峽為例，每天要經過的油輪大致有50艘，運載約1170萬桶石油。如果美國海軍封鎖中國，必須確定哪艘油輪是駛往中國的。但是中國進口石油只有10%的運力由中國籍船只運輸，這樣美國必須識別和攔截其他90%的船只，而從裝貨港和目的港之間，這些船只上的石油可能已經倒賣轉手30次以上。石油貿易這種靈活性使得美國無法甄別這些石油是否最終流入中國港口。

事實上，如果美國真要這樣大張旗鼓地去“圍堵中國”的話，不僅會遭到國際輿論的批評，也將使得全球石油市場產生巨大波動，由此帶來更加復雜和嚴重的全球性問題……

在分析了眾多的可能性之后，科林斯認為，基于太多現實難題和不可控的后繼影響，美國對中國石油安全線的“圍堵”將始終是徒勞無益的。如果說國際石油市場的特性讓中國可以排除美國這個隱患，那么中國依然需要擔心另外一個多變的因素——伊朗。

中國擔心美國在重要海運節點堵截中國的能源生命線，而伊朗能夠在石油源頭對中國能源安全產生深遠影響。伊朗的核武爭議可能隨時為中國帶來“石油危機”。

伊朗和“石油危機”

現實中，中國和伊朗兩國擁有友好的外交關系和密切的石油貿易。如果說伊朗是中國海上石油安全線的威脅，原因只能是霍爾木茲海峽。

這條人字形海峽是波斯灣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東西長約150公里，幾乎全部被伊朗國土擁抱。因為這種地緣優勢，伊朗海軍司令在面臨美國的石油禁運處罰之前輕言“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比喝杯水還容易”。這種自信來自于海峽的地理特點，因為海峽最窄處只有不到39公里，甚至用普通火炮就能完成火力覆蓋，平均水深70米的環境也成為部署水雷的理想海域。

因此伊朗輕易地將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國際政治的博弈工具。

1984年，兩伊戰爭的戰火燃燒到了波斯灣海面。為了迫使伊朗?；?，伊拉克開始襲擊波斯灣水域的伊朗油輪，伊朗也隨即開始攻擊任何駛往伊拉克以及沙特、科威特的商船。在1984年5月13日，伊朗的F-4E戰斗轟炸機攻擊了8萬噸的科威特油輪“烏姆卡巴西”號，當時該船裝載著運往英國的汽油正駛離沙特港口。這次攻擊也拉開了兩伊戰爭直接攻擊中立國商船的序幕。到兩伊戰爭結束時，伊朗攻擊了31個國家共190余艘商船，造成63名船員死亡，這種漫無目的隨意攻擊式的封鎖激化了正處在萌芽期的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機。

當時，中國剛剛打開國門，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剛剛搭上全球經濟的脈，尚且感受不到全球性石油危機所帶來的沖擊。近40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成為了石油凈進口國。在中國海外石油進口的版圖之中，波斯灣的分量變得越來越重。目前，中東石油已經超過了中國石油進口總量的40%，石油消費總量的22.4%。

國際能源署對石油危機有過界定：如果一個國家的石油供應量減少7%，這個國家就陷入了石油危機。伊朗如果鋌而走險，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中國顯然將遭遇嚴峻的“石油危機”。

目前中國是伊朗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占伊朗出口總量的22%，雙方擁有重大利益依存關系。但良好的雙邊關系并不能避免中國的石油運輸線受損。

伊朗一旦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它就沒有了回旋余地，如果對中國網開一面，封鎖的效果是否被削弱？這是一個伊朗需要考慮的問題。此外，即便伊朗決定對中國網開一面，也會面臨科林斯教授分析中的與美國一樣的困境：無法分辨哪些油輪是前往中國。

雖然巡航在霍爾木茲海峽的有人駕駛的武器平臺能夠識別中國籍油輪或開往中國的第三國油輪，部署在海峽航道中的水雷沒有這樣的能力。1987年5月16日，當時前蘇聯和伊朗關系十分曖昧，但6.8萬噸的蘇聯油輪“朱可夫元帥號”在進入科威特必經的米納艾哈邁迪（Mina　al-Ah-madi）水道時，不幸被伊朗布設的水雷炸傷。這個事件引起了兩國之間的外交沖突。

在航道部署水雷會威脅到友邦，但伊朗在危急時可能不會放棄，因為這樣做不僅成本最為低廉，也能產生最佳的封鎖效果。雖然水雷未必能夠對航行在這一海域上的國際船只造成巨大傷亡，但卻能在心理上造成最大效能的震懾和阻嚇效益。

兩伊戰爭期間，各方的反應證實這一點。

在這種背景下，無論中國和伊朗存在怎樣的友好關系，如果伊朗選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那不僅意味著中國從波斯灣其他國家的石油進口會受到限制，同時也會因第三方可能采取的軍事行動，無法從伊朗繼續進口石油。那時，中國的“石油危機”將不可避免地到來。

更讓人揪心的是，伊朗核武爭端似乎也一步一步升級。

被逼入墻角的“伊朗核問題”

中東目前最大的爭議是伊朗核武問題。

現實主義政治學家的漢斯·摩根索把國家間爭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單純爭端”，即爭端本身不會造成雙方關系緊張；第二類是“國家間關系緊張一部分的爭端”，即爭端只是國家間矛盾沖突的冰山一角；第三類是“國家間緊張關系的代表或象征的爭端”，即爭端是兩國整體關系緊張的匯聚點，盡管可能是雙方矛盾和爭端的表象，卻具有標志性和核心性。

無論基于歷史和現實來看，伊朗核武危機在美伊兩國之間基本屬于第三類爭端。

從歷史來看，對于美國而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自建立以來，美國始終沒有接受這個帶有宗教色彩的政權，總在尋求推動伊朗現政權的垮臺。防止美國的顛覆和入侵是伊朗現政權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其目標是迫使美國的意識形態及其軍事、政治和經濟影響退出中東地區。

在這種勢成水火的國家間矛盾之中，伊朗核問題成為兩國最直接也最具標志性的沖突。

在軍事上，核報復能力是伊朗國防的最后一道防線。由于常規軍事力量無法滿足防衛的要求，核武成為伊朗最合理也是最現實的選擇。一旦伊朗擁有核武，就等于化解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威懾，削弱了美國的影響（朝鮮模式從某種意義上刺激著伊朗在核武問題上越走越遠）。在政治上，國內核活動，特別是鈾濃縮活動（濃度為20%），是一個正常國家的權利。如果美國同意伊朗在本國領土從事鈾濃縮活動，這就意味著美國承認伊朗享有一個正常國家的權利，而否定這一權利，就意味著美國對伊朗存在敵意，因此伊朗也有必要發展核武器。

對于這一點，長期介入伊朗核問題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前主席穆罕默德·巴拉迪看得十分清楚。他認為，所謂的伊朗核問題不是根本問題，那只是美國與伊朗爭端的一個象征。

對于美國，伊朗獲得核武器不僅將削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常規軍事影響力，更可怕的是一系列周邊國家的不可控的后繼反應。2012年初，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專訪時明確指出：“中東是一個動蕩地區，很多國家都不能容忍伊朗擁有核武器，而它們自己卻沒有。伊朗支持恐怖主義，核擴散的危險也非常嚴重。一旦伊朗擁核，中東其他國家就會跟進。這太危險了。”

在訪談中，奧巴馬簡化了美國的選擇范圍：要么伊朗棄核，要么美國發動戰爭。在美國已經清晰界定自己的底線之后，剩下的就是伊朗的反應。隨著伊朗在核濃縮問題上的不斷堅持，雙方回旋的余地越來越小。伊朗的核問題最終或將成為點燃霍爾木茲海峽戰火的導火索。

更讓人擔憂的是，自新一輪以石油禁運為主要制裁措施以來，伊朗陷入了困境。按樂觀的估計，新制裁將使伊朗的石油收入在2012年減少50%。對于石油產業貢獻了70%政府收入的伊朗，這意味著巨大打擊。反美立場在伊朗民間的聲勢越來越大，這也使得主張緩和矛盾的改革派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誰也無法保證伊朗內部的政治矛盾不會隨時演化為外交賭博。

屆時，中國將面臨海外石油進口源地的瓶頸，波斯灣戰火也將使國際油價飛上天。即便是時下以色列對哈馬斯動武，已經使得國際油價迅速上漲（以色列對伊朗核武問題的強硬態度也是地區不安定因素之一）。如果這一切發生，中國必將面臨一場嚴峻的“石油危機”。

所有這一切，使得伊朗危機離中國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