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吳鉤

作者: 姚中秋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12年2月

“三千年封建專制”——在大眾歷史敘述乃至嚴肅史學著作中，可以經?？吹?。然而，這樣一種對中國歷史的描述，包含雙重誤解。首先，混淆了“封建”與“專制”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組織形態，“封建”作為一種多中心治理秩序，跟“專制”風牛馬不相及；其次，即使在秦后兩千年中，傳統中國所施行的政制也不可簡單地命為“皇權專制”，勿寧說，在經過漢代董仲舒“復古更化”之后，原來由法家設計的秦制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混合政制，即所謂“以霸王道雜之”，這個混合體制既有專制的一面，也有反專制的一面。

如果說，傳統政體的專制一面是法家的杰作、秦制的延續，那么其反專制的一面，便是周制的遺存、儒家的守護成果。周制，既是中國文明之河的源頭，更是儒家追求憲政治理秩序的集體記憶。那么周制是一種怎樣的治理形態？姚中秋的《華夏治理秩序史》給出了答案。

儒家的治理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君臨但不統治即為無為，君主虛其位，國家的治理權交給經由“鄉舉里選”而發現的賢能之士。“不與”與“無為”，就是舜帝時代留給儒家的印象最為深刻的治理之道。這樣的治理機制與政體，也叫做“共治”。“公天下”與“共治”貫穿了“三代”之世，而周則當之無愧地代表了“三代”的文明巔峰，所以作為殷人后裔的孔子說，“吾從周。”

儒家賦予堯舜時代與“三代”一種特別的政治象征意義：天下為公，主權在民；選賢與能，虛君共和。至于美好的“三代之治”是不是真實地存在于歷史上，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作為集體記憶在周制被秦制代替之后的“家天下”時代，成為了儒家反對、改造法家皇權專制、追求儒家式憲政治理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與精神動力。

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的“復古更化”，就是一場旨在恢復“三代”優良治理傳統、局部改造秦制的保守主義革新運動，董仲舒首先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構想，在一家一姓的皇權之上設置一個更高位階、大公無私的“天道”，并將“天道”的闡釋權奪回儒家手里。其次，董仲舒提出重建禮樂之治，禮俗構成了一道有效隔離皇權滲透的屏障，有了這道屏障，社會的自治才成為可能。經過“復古更化”，儒家在原來的秦制大框架下打造了一個“有限共治”的政體，并發展出一個以禮俗自治為構架的社會自治體系。

但在宋代理學家群體看來，漢代的治理實踐其實并不足道。北宋的程頤認為兩漢以來的政治已經背離了“三代”的道統。南宋的朱熹也說：秦漢以降，“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宋儒異口同聲這么說，是因為“回向三代”已成為宋代士大夫群體的強烈抱負，他們希望宋朝接續上一度失落的“三代”道統，重建合乎儒家理想的人間秩序。而宋儒意欲重新構建的治理秩序至少涵蓋了兩個層面：一是“虛君共治”的治道重建，一是“化民成俗”的禮樂重建。

“共治”一說，最早見于《尚書·皋陶謨》，是舜帝開創的國家治理典范。“共治”的意識雖然在秦后儒家身上不絕如縷，但要到了宋代，才密集地表現在儒家話語中。宋代的君臣都明白“皇權專制”是不合法的，當君主企圖違背“常理”與“祖制”獨攬乾綱時，就會受到士大夫的強烈抵制，如朱熹上書宋寧宗：“（政令）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即使）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

“共治”政體的完美形式就如舜帝那樣，接近于現代憲政范疇中的“虛君共和”。推崇“三代之治”的朱熹當然明白“共治”的要旨就在于“虛君”。他提出，君主的職責是“只消用一個好人作相”來行使治理權，再任命臺諫，對宰相權力進行制衡與審查，“有一好臺諫，知他（宰相）不好人，自然住不得”。顯然，這是“虛君實相”的權力構架。

宋代士大夫也比之前的儒家群體更關心社會禮俗的重建。我們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群體忙碌于家鄉社會的身影，范仲淹在蘇州吳縣創立范氏義莊，建立了宗族內部的救濟機制；呂大鈞在陜西藍田創設鄉約，推行村社自治；史浩在浙江鄞縣成立鄉曲義莊；張載還計劃在關中購買土地分給農民、試驗井田制，最終雖未成行，但經過理學家對禮俗的倡導，關中一帶逐漸形成敦厚、和睦的風俗，張載自己說：“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