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什么是大事？

又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了。

這次輪到了深圳。大運會與此前的各種大會沒有區別。“盛世”仿佛多了一個佐證。

這個風氣是隋煬帝開創的，也許更早。

不過，自2008年奧運會以降，世博會、亞運會、大運會這些“大事”的氣派是一蟹不如一蟹了，當然也與主辦城市的級別逐次下降有關。國際奧委會主席希望在中國再辦奧運會的新聞，似乎預告中國將掀起新一輪主要面向外國人的各種大會的熱潮，“萬邦來朝”的盛世之景將再現（有不愿來的，中國代為出資也要請他們來）。但至少在網絡上，這又一輪的宏大設想非常不受歡迎了。

其實，并非花錢越揮霍，事跡就越輝煌，雖然錢都是百姓的。百姓也開始明白，那些錢都是從他們的腰包里掏走的——那只另一種“無形的手”現形了。

“大事”也在現形。它們的進展似乎不太順利，近日的事件有橋梁倒塌、動車追尾、高鐵降速、渤海漏油、云南鉻污染、大連化工廠幾乎泄漏有毒物品——事實證明防波堤是靠不住的。因長期堅持巨額虧損，中投公司被譽為“散財童子”——不是《華嚴經·入法界品》里53參的善財童子；外管局宣稱，中國的外匯不是百姓的血汗錢，那是央行印刷人民幣換來的。但央行不是美聯儲，并沒有在國外空手套白狼的能力。事實上，多印的人民幣的下落很明確：正在國內制造通貨膨脹，更多地剝削百姓的血汗錢。

中國諸多問題的根源，是一個極為落后的官僚體制仍然企圖全面控制正在步入現代的社會。

因此，要“辦大事”，首先必須徹底改變辦大事的方式，否則，所有“大事”都必將如神馬浮云般飄散。為此，我們需要看清歷史，看清未來，了解中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做好這件大事只需要學習一點歷史和歷史哲學的常識，而不必舉全國之力去勞民傷財，并大量指定“高危分子”。我們將知道，放在歷史之中，現在所謂的“大事”其實都是相對瑣碎的小事。

當前的最大事是設法順應歷史潮流。歷史知識和歷史哲學可以幫助國家避免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歷史確實在一路上拋棄垃圾。在冷戰時期，中國曾熱衷于爭奪“歷史垃圾堆”的管轄權，并隨意往里拋擲寶物，現在又成為拾荒者，想撿回一些丟棄物，有時難免把垃圾當作寶物。

中國有人在歷史垃圾堆里埋頭翻檢，找出來的未必是被丟棄的寶物，甚至未必有循環使用的價值。他們自以為站在寶山上，假裝看不到垃圾堆的存在，乃至久而不聞其臭。

美國仍在高聲談論“歷史垃圾箱”（“箱”比“堆”有條理些，拾荒者也需要與時俱進，畢竟是垃圾分類的時代了），前一任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還要把輕視美國的國家扔進去。前幾天，美國得克薩斯州州長、共和黨員里克·佩里在宣布參加總統競選時說：“我相信美國是人類的最后希望。”他們都堅信美國在引導歷史的前進方向。這不稀奇，小布什和他的班子也是如此。在蘇聯陣營瓦解之后，還在說這種話的，大概只有朝鮮和美國的政客吧。

歷史哲學中的循環論

歷史哲學與政治學有密切的關系，而政治學只有在較為寬松的政治氛圍中才被允許存在，在自由受到更多保護的制度中才可能發展，這就像非經院哲學的神學研究只有在神學式微之時或之地才可能繁榮，更何況政治學是關于行動的知識，必須從政治行動以及其他行動中得來。

在專制體制中，政治是平民不可觸及的禁區，理論多是控制手段的總結。法家推崇專制制度，法-儒合流是過去2000余年的統治工具，而且戰亂及皇帝的無能（或開明）也時常在客觀上造成了相對寬松的政治氛圍，但法家思想在秦漢以后仍無大的發展。在秦漢模式建立初期，董仲舒（前179-前104）是專制制度的政治理論奠基人之一。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包含有歷史哲學，即三統循環說。他的理論多指向政治實用，而且多是對前人思想的拼湊。但他還是多少保留了早期儒家的悲天憫人的真實情懷，比后代的偽儒家好一些。

根據董仲舒的三統說，朝代更替循著黑、白、赤（紅）三色的秩序，夏商周三代即是。漢屬赤色，在新的一個輪回中。據史書記載，漢高祖劉邦是赤龍之子，還記載了他殺白龍之子的故事。這個神話故事早于董仲舒的“三統”重要思想，把“天命”賦予一個鄉間無賴。但劉邦的一些直系后代很有出息，出現了文景之治、武帝之功。漢朝是皇權專制時代的第一個赤朝，也是最偉大的一個。

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由此可知，他的“道”是形而下的“治道”，從屬于“天”而非天道；他的“道”也不是道教的“道”，后者更接近他所謂的“天”。新朝只需要改變皇帝的服飾、儀仗等的顏色，由黑而白，由白而赤，不需要改變治道。董仲舒說：“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這些都不必改變，一仍其舊。政權變顏色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新皇帝只需恢復前朝的樣子?；蕶鄬Ｖ凭瓦@樣一直延續下來了。

清末，當世界的“天”早已變了，而原來按部就班的政治傳統已經難以為繼的時候，還有人堅持“道”不可變，“祖宗之法”不可變?？涤袨橐罁呵锕驅W的傳統，以及《禮記·禮運》的“小康”和“大同”兩個歷史階段，提出“三世”說：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三世說中，歷史呈步步上升的趨勢，而不是三統說的簡單重復，包含了康有為希望中國進步的愿望。三世說的影響至今不衰，根據鄧小平理論，我們現在正摸著石頭過河前往“小康”社會。

康有為希望借“天變”的警示，打破滿清“道亦不變”的絕不政策。他失敗了，前清也因此滅亡。

康有為走到了中國歷史哲學與西方歷史哲學的交匯點上。一般而言，歷史哲學可大致分為線性觀和循環觀兩大類，后者在東方思想（但不包括伊斯蘭思想）中是主流，在古希臘之后的西方卻不多見。古希臘人認為，城邦的各種政治制度在彼此轉換中。專制可以走向民主，民主也可能轉向專制，沒有一種政治制度是永久不變的。古代民主制不像現在這樣穩固，而現代專制也遠不如以往那樣穩定。

在基督教世界，人們普遍相信歷史是線性的向前發展，他們很少想到循環和倒退的可能。有幾位重要的思想家是例外。

列奧·斯特勞斯把現代性的起源上推到尼可洛·馬基雅維里 （1469-1527）。在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中，以推崇理性、相信進步為標志的現代性達到了一個高峰。但馬基雅維里與那些哲人們不同的是，他持歷史循環論；相似之處是，他也支持自由的共和制，蔑視專制制度。

相對于線性歷史觀，歷史循環論不僅符合現實，還有一些好處：它把人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使他們敬重自然，敬重神靈，避免無知的狂妄；歷史各階段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進步也不是必然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為了正義的制度，人們必須奮斗和抗爭，而不是等待它的自動到來。這對相信永遠進步、相信歷史的盡頭有天堂（或共產主義社會）的現代性是有效的解毒劑。在直線前進的歷史觀中，人們向往天堂，在“沒有救世主”的歌聲中尋找“大救星”，放棄他們的自由，然后溫順地被領入屠場——他們的歷史的終結。這樣的場景在20世紀許多國家上演過。

在現代性的潮流中，喬萬尼·維柯（1668-1744）幾乎孤獨地反潮流，在也是反理性和進步的浪漫主義于19世紀興起時，他才被發現。維柯的《新科學》是一門關于歷史的科學。他認為，世界各民族的發展都要經過三個階段：諸神時代、英雄時代、凡人時代。這個理論展示了一個權威逐漸下降的情景。當人獲得了完全的理性，耗盡了他的智慧，政體和哲學腐化，凡人時代也就結束了，虔誠、信仰和真理回到人間，歷史在神的注視下開始進入新的輪回。

維柯的論證很深奧，大都以古羅馬歷史為依據，但這不妨礙他的理論對其他民族的啟發作用。在維柯的三個時代論中，時代的轉變須有深刻的社會和思想變革，不同于董仲舒的三色轉化，那只是簡單的奪取政權；也不同于康有為的樂觀向上的三世說，因為時代變遷不必然帶來進步。如果沒有真正的制度變革，所謂的“新社會”并不會比“舊社會”更好，也許還會更壞。為了改善，甚至只為了不變壞，一個社會需要時時獲得強大的動力。

從維柯的理論可以推論出，那些還沒有進入人民統治（民主共和時代）的國家現在處在英雄時代的末期，而過去的“英雄”已經被人民識破和拋棄，作為專制權力的基座，他們已經在垮塌中；帶領國家進入民主制度的人將成為新的、最后的英雄；民主國家的種種弊病，可以用諸神時代的“虔誠、信仰和真理”來治療，這樣的治療已經出現；歷史不可能產生一個時代，人們能夠一勞永逸地安享，如在天堂一般。

人們不應無視自己更為嚴重的問題，而放眼世界，一心觀看遙遠之處他人的弊病并為之歡欣鼓舞。一個人的疾病不能證明另一個人的健康。我們可以肯定，專制不應是民主的未來——即使民主已經被腐化，因為專制的腐敗與殘暴最為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