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湛眉

生活越來越像一部科幻片了,環境破壞、氣候變化、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以及時不時發生在現實中或精神上的戰爭。我們如今有幸也有能力窺見這一切,前無古人,繼往開來,以致于不需要把時間往后推,似乎一切困難與問題都是新生兒,每個人都毫無理由地去堅信人類與環境曾經有過和諧共處的“黃金時代”,是科技與文明進化的雙刃劍把現實劈砍成如此美麗又如此丑陋。如果這時候有人站出來說:“你們都錯了。”那他八成是個科學家,要知道,科學總是違反常識的。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一如生物演化學的鼻祖達爾文多年前所做的那樣。
人異乎于禽獸,毋庸置疑,人是一種大型哺乳類動物,亦毋庸置疑。但是哪些關鍵因素使人所以為人?除卻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文明標識:語言、藝術、農業,很不幸,吸毒也要被涵蓋進去。在科學面前,一切道德名詞都是乏味又無力的,寫就科學,唯需根植于事實的推理?!兜谌N黑猩猩》是戴蒙德被授予麥克阿瑟基金后,決心將自己的思考傳播給大眾而寫就的第一本科普作品。雖然他并非人類演化學的科班出身,但正如《第三種黑猩猩》的譯者王道還所說,作者恰是因此,在精神意趣上成為了“今之古人”,以傳統“自然史”發展之路透顯人性的根源。
戴蒙德是一位生物地理學家,他的經歷頗值玩味:童年時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父親在他的臥室墻壁上掛了兩幅巨大的地圖,一幅是歐洲地圖,一幅是太平洋地區地圖。隨著戰況的變化,父親每天都會移送地圖上的別針,這激發了他早年對地理和歷史學的興趣。在成長過程中,他愛上了對野鳥的觀察,并因此決定從事與生物學相關的職業。戴蒙德受過生理學博士的訓練,以生理學研究的成績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還繼承了母親的語言天賦,學會了12種以上的語言。所有這些都使他可以進一步研究和解釋科學,打破“兩種文化”(人文與科學)的分庭抗禮。
一個帶有人文關懷的科學家的視角是別具一格的,戴蒙德在《第三種黑猩猩》中探討了許多使我們困惑卻被我們忽視已久的問題:作為人類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的農業并非只為人類帶來好處,事實上,女性地位的變化,階級的形成,都是自農業被“重新發明”之后的事;人類會明知有害,卻故意地去吸毒、酗酒、攝入煙草,持續這種行為原因或許是“上癮”,但愿意去嘗試則可以用動物界的殘障原理去解釋——只有那些對個體有害的構造和行為,才能有效地顯示發出訊號的個體是誠實的,例如“我的身體足夠強壯”。而人與動物在這點上的關鍵性差別,只是動物看似“自毀”,實則利大于弊,人類卻是真正的代價遠超收益。
雖然人類的很多特征都并不能使我們對未來更加樂觀,但在戴蒙德看來,真正有可能引領我們走上毀滅的則是我們仇殺外族的潛能以及對環境的破壞。人類在地球上無止境地擴張,伴隨著征服、驅趕和殺害其他的族群。“我們成為彼此的征服者,也是世界的征服者。”戴蒙德以科學的推理追問:為什么某一族群擁有征服其他族群的文化優勢?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一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優秀,事實上,一些父母還停留在石器生產的人,子女現在卻以開飛機為生。“有些社會的文化習俗成為世界主流模式,不是因為那些文化習俗可以令人幸?;蛘哂欣谌祟惖拈L期生存,而是因為那些社會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就。……各大洲的文明業績不同,是因為塑造文化特征發展的力量,是地理,而不是人類遺傳學。”
本書的第四部分被命名為“世界征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戴蒙德留下的經驗使他對戰爭有深刻的思考,這種思考是科學式的,而非哲理性的,戴蒙德將人類視為第三種黑猩猩,也以對黑猩猩觀察的實例指出:所有人類的行為特征中,最直接從動物前驅中衍生出來的就是滅族屠殺。曾經有人類學家提出,人類演化的過程受人類狩獵的需要驅動,戴蒙德覺得這也許是個事實,“只不過,我們狩獵的對象也是人,我們是獵人也是獵物,因此我們被迫群居。”
責怪被害人這一心理變奏使得滅族屠殺有了合理性,對于那些“站在錯誤一方的人”,怎么做都可以,包括滅族屠殺。人們例行公事般將受害者比作畜生,各族語言中都不乏其辭。最可悲的是,滅族這種悲劇性事件并不會給第三方造成什么影響,很多人或許不以為然,但實際上,細數人們對某些事件的關心,例如發生在中東地區的戰爭,實則了了。由于我們甚至不曾記得,因此這類前例也就更加無法成為阻止新悲劇釀成的契機。人類目前殺戮外族的能力隨著武器的愈加精良已空前強大,而隨著社會間沖突的加劇,相互廝殺的欲望也逐漸升高,人類有能力毀了別人,也有能力毀了自己,這在今天越發不是杞人憂天。
所有這些現實無不使人悲觀,更早之前就有人發出過嘆息,探險家維希曼預測人們會重復前人的錯誤,因此在其所著的《新幾內亞探險史》中以一句“什么都沒學到,什么都忘掉”作為結尾。如今有無數的科幻片展示著人類最后的窮途末路,但戴蒙德卻說,如果相信毀滅的命運早已注定,他便不會寫這本書了,人類的命運遠未可知,或許我們要比兩種黑猩猩幸運多了,誰說的準呢?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