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城市化行至中盤，一線城市嚴酷的調控使得投資資金開始大量地轉移至內陸的二、三線城市，靠賣地經營城市已經成為這些地區市長們追求政績的捷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工業化和產業轉移的大潮，而香港因為過于依賴高地價模式而導致其他成本上升的教訓可謂前車之鑒。

華僑大學校長、經濟學家華生日前在總理經濟座談會上大膽提出，“共產黨是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土地制度出了問題，就會動搖國本。”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來實現住房市場的改革，似乎已經成為業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香港幾十年來推行的公屋政策，有效地緩解了居民住房矛盾。據統計，到1997年中，港府建成的出租公屋單位已達到70萬個，出售居屋單位26萬個。居住在出租公屋以及政府補助出售單位的人口達到331.38萬人，占當時全港人口的50.97%。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大量建設徙置大廈和廉租屋，60年代啟動新市鎮計劃，到70年代興起的“十年建屋計劃”，再到80年代末期開始的長遠房屋策略，香港的公屋政策，基本解決了低收入階層市民居住問題，在此基礎上，也對夾心階層的居住難題給予了很大程度的緩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末實施的“長遠房屋策略”中，政府鼓勵市民自置居所，以長遠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在發展“居者有其屋”及“私人機構參見居屋”計劃的同時，先后推出“自置居所貸款計劃”、“雙倍租金”、“富戶政策”，通過市場化的貸款和貨幣補貼計劃，來保障公屋政策的執行。

為解決中低收入住房問題，中央政府提出了3600萬套保障房的龐大計劃。但是在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頻遭腰斬，其他財源尚未成熟的條件下，保障房的資金籌措、市政配套、分配支持、運營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種種矛盾。在這一點上，香港公屋計劃在上層設計方面的經驗同樣值得借鑒。

對此潘慧嫻也向媒體表示，公屋居屋政策無疑是一項福利政策，但安居也是市民基本權利。而基于香港之經驗，與私樓市場全無矛盾，而且在香港高地價政策底下，實在是有其必須性，能起到緩沖作用。私樓市場自有其本身按經濟盛衰之起落循環，說其會被公屋居屋沖激而跌價，只是自私自利之既得利益者之勉強砌詞。而擱置興建居屋的計劃卻使得低收入的首次置業人士喪失購買居屋機會，一定程度上鼓勵購買價格更高的物業，正中地產商下懷。無限期擱置興建居屋，意味著有資格夠買居屋的市民，被剝奪了選擇權，也意味著想改善生活條件的公屋租戶，喪失了居屋市場自置物業的機會。這是政府拉攏地產商的短視措施，犧牲弱勢階層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