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閻綱

 三聯書店80周年了，時間過得真快。提起三聯書店，我自己有種特殊的感情，一個是它繼承了巴金的一些優良傳統，而巴金是我最心儀的人物之一，尤其是他說真話的勇氣和他的追求，影響了一代文學家、藝術家和作家。三聯就是要走巴金出版家的路子。另外一點三聯書店出的書文化品位很高，這是有口皆碑的。在一點就是我自己有幸也在三聯書店有部書稿。這本書寫的怎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但有一點就是不論你這部書稿怎樣，責任編輯都是非常認真。字斟句酌，而且和作者完全平等協商的態度。這讓我非常之感動?？傊?，三聯書店光榮的80年，希望三聯書店永葆青春。

作家 吳泰昌

 我最早與三聯的關系是我作為它所出的那么多好書的一位讀者，不管上中學、大學期間都是這樣的。慢慢到了四人幫剛打倒、改革開放剛開始后，三聯當時還在人民出版社。在《讀書》雜志創刊前后，我和三聯的關系比較密切、接觸比較多一些。由于我工作崗位的關系，所以我和三聯聯系的也比較多，經常參加三聯組織的一些活動，自己也為《讀書》雜志寫稿，也為三聯編了不少書。到最近這今年，也成為三聯的眾多作者之一，自己也在為三聯寫書?？偠灾?，我是一個喜歡書的人，三聯成為我的好朋友，而且還是一個格調、品味都比較高的朋友。

另外從思想的敏銳開放說，這方面也是能夠為廣大讀者所感覺到的。因為它出的不僅是有學問好看，而且從思想上、學術上說，他都有一個跑在前邊的啟示作用。另外它經常出版很多一些底蘊比較深，積累很多、它能夠挖掘整理出版。所以我比較喜歡三聯的書，我要讀一輩子書，和三聯成為更好的好朋友。相信三聯會出更多更好的，大家更喜歡的有品位的書。

80周年在一個世紀看起來是很漫長的歲月，一個出版社能存在80周年，越走越順應時代的潮流，越走越好，讓更多的人更加愛讀三聯的書。三聯在我們目前的出版界，名聲、牌子創的更響亮，更加成為名牌。人活到80歲，已經是很成熟了，但這種成熟對三聯來說是更加有為、更加年輕、更加展翅。

現在我們國家的出版界都在競爭。三聯更有它的條件，有它歷史的淵源，有它的傳統，又能夠很好的適應目前時代不可違背的潮流，能夠發展的更好，這是一個老讀者的祈愿。對一個出版社來說它是一個沒有年份的，永遠三聯，它的人員、它的老總都在換，但是三聯應該是應該留下來，他是一個既年輕又成熟又活躍又充滿生命力的出版社。我會繼續努力成為三聯的讀者，我還會繼續做三聯的作者。

作家 陳四益

 我覺得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三聯書店在中國思想界從封閉走向開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當時，知識分子的書架上沒有沒有三聯書店書的。那么它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我想一個是它在思想上比較兼容，開放，能夠容納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想。另外一個它聯系了廣泛的作者。這個作者群幾乎是薈萃了中國文化界的頂尖人物，有這兩點我覺得三聯書店在當時各個出版界中的影響我覺得是非常大的。希望三聯繼續努力，繼續為文化界提供更多的好書。

今年是三聯書店建店80周年，希望這個出版社能越辦越好，能出更多的好書。為文化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學者 錢理群

 還是從我和出版社的關系說起吧。與三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80年代初三聯的《讀書》雜志很破例的發表了我和陳平原、黃子平的《三人談》。這件事對我們影響很大，因為那時我們在學校都沒什么地位，是三個“年輕人”。當然實際上我已經不年輕了，但當時被學界認為是年輕的。而《讀書》居然連續的好幾期發表我們三人的文章，這是要有相當膽識的。而且我們三人走上學術道路和這篇文章的密集發表是有相當關系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三聯把我們推上了學術的位置，這是我一直難忘的。

第二個難忘的是，我后來又陸續寫一些學術隨筆、思想隨筆，而我寫的思想隨筆一般都比較尖銳。所以我的一些思想隨筆比較難出，很多出版社都不出。后來三聯給我出了《生命的沉湖》(這個和鄭勇有關系)，因為《生命的沉湖》內容是相當尖銳的，很多出版社都出不了，搞了很多年，最后在三聯出了，這是對我很大的支持。我覺得三聯還是顯示出一種學術眼光及學術膽識的，因為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比較尖銳的東西，實際上背后也是立意上比較有創造性的東西，一般出版社比較難出，而這是就要看出版社的膽識和勇氣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的《與魯迅相遇》出版，這個出版是和編輯的策劃有關系的。編輯策劃了一套叫“三聯講壇”的系列，“三聯講壇”這套書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出版社來組織的。“三聯講壇”組織了一批學者，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朋友或我的學生，我們出的這套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從這件事情，當然也有別的一些出版的經驗，就想到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學術出版社不僅應該出書，同時某種程度上它應該起到學術組織者的作用。

由于我們現在學術著作的出版是納入到國家計劃中去的，所以現在一些學者寫書很習慣于“我要寫一本書，首先要納入國家計劃。納入到國家計劃，拿到國家經費，然后我再寫書出書”。最近幾年，政府也越來越高度自覺地組織這種由政府出面的學術組織工作。作為一種國家行為，這當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覺得出書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種由國家出面組織的出版有其一定的優勢，但也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那么一種民間的組織方式，那么我覺得出版社就應該起一個很好的組織作用。因為特別是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學術工程，如果完全靠個人很困難。但是出版社是可以利用自己出版的資金及出版社的影響出一套書。比如像剛才說的“三聯講壇”，它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一些重要的作者來出書，那么出版社就介入了這個學術著作的寫作過程。出版社不是后來得到這個作品，而是一開始就介入這個組織工作。這樣就把學術著作的寫作、出版包括之后的發行、流通成為一條龍，我覺得一方面從出版社來說可以保證有精品，從學術組織來說我覺得這是一種民間的學術組織方式，其實這幾年我比較多的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出過一套《現代文學編年史》， 200萬字，4卷本的一個學術著作。它的組織方式是我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合作的，也就是由出版社先進行前期的投入，然后由出版社出面，由我主編來召集全國的、我挑選的最好的學者，然后我們大家一起在做這些學術組織工作。出版社從一開始就介入，我們開過幾次學術討論會，出版社也都參加了，這樣就可以搞成一個大的、民間的學術出版工程。我覺得我這樣做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三聯出的那套書的啟發。

從我的這些書的經歷，我就想到了出版社實際上是可以發揮三個很重要的作用的。這也是我對三聯更進一步更自覺地這樣做的一個期待吧：一個就是應該支持學術新人，我和很多出版社都談過這點。我說你們不要老盯住那些已經成名的作家、學者。因為已經出名的作家、學者找他出書的很多，他不一定把最好的著作給你。應該找什么樣的人呢？應該找那些已經準備的相當充分，但是他還沒有找到機會，就是那些要出來不出來的學者。

其實當年我和陳平原、黃子平就處于那個地位。我們已經準備得很好很充分了，但是由于我們當時所處的學術地位，影響出不來，這個時候你來找到我，我一定把我最好的著作給你。彼此建立信任之后，你再找我出書，我就比較容易的優先考慮把我比較好的著作給你。所以我覺得支持學術新人，尤其是我剛才所說的那種要出來不出來的學者，我覺得這在出版社來說是第一功能。這同時也是培養你自己的作者，也是需要眼光的。

第二個功能就是要支持那些有創造性的、批判性比較強的、有爭議性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實際上質量是比較高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急需幫助的。我覺得出版社應該有一定的膽識。第三個就是我說的能不能起一個民間學術組織者的作用。我覺得三聯這方面過去已經做得很好了。希望以后繼續在這三方面再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