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封面中國2”中提到“與滯留蘇聯十二年的蔣經國相比，留學蘇聯八年的毛岸英，對于斯大林顯然沒有‘人質’含義，而是更具有支持中共的象征意義”，你為什么這么看？

李輝：我是非專業的寫作歷史的人。那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的上升階段，后一事件也正值毛澤東地位的上升階段。當然，我的話可能有點武斷，也未必沒有“人質”的意義在里面。正因為毛岸英在斯大林手上，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還要聽斯大林的；包括王明，不可能完全把他軟禁起來，所以毛澤東用和緩的方式。如果沒有毛岸英在斯大林手上，毛澤東可能早就跟斯大林決裂了，可能會做得更徹底。這只是我的揣測。

這個不是想象，是聯想，或者邏輯分析的參照。歷史有時候需要這種可能的猜測和可能性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成立的。毛岸英那一批中共領導人的孩子都在斯大林那邊，這個事實值得注意。

經濟觀察報：寫“封面中國2”的時候，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李輝：印象最深的，是關于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如果沒有朝鮮戰爭，或者朝鮮戰爭中中國不是和美國打了個平手，中國可能會避免很多政治上的災難。

尤其是金日成發動戰爭，把中國和美國一下子提到絕對對抗的位置上，成為敵國，將近二十年的對抗。對中國的發展來講，首先是外交一邊倒，這對一個大國是最不好的。我們向蘇聯一邊倒，結果又跟蘇聯鬧翻了。外交應該是一種平衡或互贏，可我們那時候只講意識形態，只講跟蘇聯好，完全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隔離。與美國的對抗帶來的是經濟發展問題、貿易問題，最主要的是人們的生活狀態問題，甚至包括政治體制的形成，譬如，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就是出現在朝鮮戰爭之后，1953年之前沒有那么突出。

斯大林去世，然后朝鮮戰爭，與美國對抗，沒有了國際上的制約、監督和互惠。
1978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和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日本等建立聯系，因為過去跟東歐有來往，不存在完全不對外開放的情形。

朝鮮戰爭使整個國家進入封閉狀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達到高峰，政治體制進入停滯狀態、個人權力高度集中，很多政治運動不斷升級。大的政治運動都是在朝鮮戰爭結束后出現的。思想改造運動早就有，但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某種認可。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之后，就是1955年“胡風事件”之后引發的“肅反”運動，涉及幾十萬國民黨時代的“舊人”；然后1957年反右，和美國關系最深的知識分子，都必須改變立場才能生存。

因為當時美國和中國是敵對國家，戰爭狀態下一切都順理成章，臺灣“反攻大陸”也是一個背景。那一代知識分子都面臨痛苦的選擇，要么活，要么死?，F在微博上議論說，你可以不表態呀。他們哪里知道，那個時候沒有不表態、保持沉默的可能和權利。

我還愿意寫“封面中國3”，就是想讓讀者知道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中國是什么狀態，那代人在什么狀態下生活。之前在黃永玉先生家聊沈從文，沈從文1950年代之后一直在恐懼狀態下生活，這種恐懼不是說天天怕死，他不知道哪天會發生什么事，不知道哪天會找他談話。

朝鮮戰爭爆發之后，院校合并，教會學校沒有了，私立學校沒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教育弊端，很多都起源于那個時候。所以談論朝鮮戰爭，以往我們只看到它讓中國人站起來了、揚眉吐氣了，至少美國沒戰勝，精神上我們是勝利了。但是我們還需要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歷史，想想我們在文化上、思想上的損失，整個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到底落后了多少年？中國付出的代價又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