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實行的企業“勞動者自治”、“社會所有制”、“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曾一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參照模式。當時，南共理論對中國的影響異乎尋常，大如許多思想理論界權威，小如筆者一樣的大學生，都深受其益，稱為“被啟蒙”恐不為過。30余年后，再回首這段改革大潮初起的思想歷程，無論是思想理論界觀念演變的“宏大敘事”，還是諸如我個人思想變化的“私人歷史”，必須承認，雖然南共模式以失敗告終，但南共理論對當時中國的意義卻不容低估。它的最大意義，就是對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構、解魅。正是這種分析、解構、解魅，成為中國改革理論的邏輯起點。

一

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曾長期被認為是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然而，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后，卻不認同斯大林模式，堅持獨立自主，因而被蘇聯共產黨開除出1947年成立的歐洲“九國情報局”，被視為國際共運的異數。

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采取措施逐步為南共聯盟“平反”。但是，中共仍堅持斯大林時期的觀點，并進一步在1958年首次給南共聯盟戴上了“現代修正主義”的帽子，同時中斷兩黨關系。隨著中蘇分裂、論戰公開化，中共陸續發表了“反修”的著名的“九評”，其中第三評即1963年9月發表的《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篇文章嚴厲指責“鐵托集團”是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別動隊、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已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從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憲法肯定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資本主義在農村泛濫；取消國家統一的計劃經濟，實行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政策；取消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接受美國等西方國家54.6億美元的援助，使南斯拉夫成為帝國主義的投資市場；出口重要礦產品，使南斯拉夫成為帝國主義的原料基地；進口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搞加工，使南斯拉夫的工業成為西方壟斷資本的裝配車間。”

對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模式的態度，成為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試金石。

但是，粉碎“四人幫”不久，中共對南共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77年8月30日，鐵托應中共中央之邀訪問中國。華國鋒主席在正式會談一開始就稱呼鐵托為“同志”，同時表示“現在公開稱同志，恢復黨的關系，有一個轉彎子的問題。對國內、國外都需要做些工作。兩黨可以先恢復內部聯系，經過雙方努力，再正式恢復關系”。此后，中國出現了一個訪問南斯拉夫的高潮，從中央到地方有30多個代表團、考察組訪南。（朱良：《鐵托與華國鋒的互訪》，《對外工作回憶與思考》，當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頁）

中南兩黨關系的恢復，為“南理論”在中國的登臺出場提供了“合法性”。在不長的時間內，中國思想理論界出現了“南斯拉夫熱”。權威黨報黨刊上不斷有專文介紹，當時為數不多的學術刊物有關翻譯、評介文章越來越多，權威《世界經濟》在1978年5月召開了南斯拉夫經濟問題座談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屬的有關部委、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一些高等院校、新聞單位共230多人參加，包括于光遠、劉仰橋、宦鄉、陳翰笙、王惠德、羅元錚等，皆為思想理論學術界的一時之選。此后，各學術刊物的有關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細致，從“社會所有制”、農工商聯盟、計劃與市場關系、個人收入分配、利用外資，一直到其來料加工、社會簿記制度等等，都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而在一些“通訊”、“通報”、“簡報”、“簡訊”等內部刊物上，有關信息更多、更詳細、更生動，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也更公開。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于光遠的《我從南斯拉夫訪問歸來》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考察團對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考察報告。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準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和中聯部副部長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共黨的工作者代表團訪南3星期，全面考察了南的政治、經濟制度。規格如此之高，說明了中國對南模式的重視。這次訪問，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訪問所獲得的知識的基礎上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南斯拉夫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既然如此，必然得出一個更重要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結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南斯拉夫的實踐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考察形成了一個概念，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出訪回國后，代表團給中央寫了報告。根據代表團的報告，黨中央決定恢復和南共聯盟的關系。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問題上，黨中央的觀點有了變化。”（于光遠：《我從南斯拉夫歸來》，《于光遠改革論集》，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第30頁；《若干經濟理論問題討論的背景回顧》，《經濟科學》，2008年第6期）1978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宦鄉率社科院經濟學家考察團到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訪問了兩個月之久，對兩國，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農業、企業管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價格體系、積累與消費的關系等，做了詳細的考察。

稍后，改革開放最開始的利用外資、成立合資企業，來料加工、零部件和半成品搞加工等，從意識形態“合法性”論證到具體實踐辦法，南共“身影”，在在可見。

這些，都直接啟發了年輕一代的思考。當時學校的墻報、壁報，青年人自發編印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南共理論”。

1978年秋跨入大學校門后，來自工廠的我與一些同學一直貪婪地從校、系圖書館、資料室閱讀這些材料。因為，當時許多同學都來自工廠，僅我的同班同學中就有好幾位上學前曾是車間主任、書記、廠長、工廠書記之類，對“國企”，當時更多地稱為“全民所有”的弊病，都有切身感受。最直接的當然是效率低下，但一個更使人困惑的問題卻是，這是全民所有制嗎？什么是全民所有？除了斯大林模式，還可能有別的全民所有制嗎？此時引進的，從1950年代起就對斯大林式的“全民所有制”作出深刻理論探討、分析的南共理論，直接為我們提供了思想資源。

二

愛德華·卡德爾是南共自治理論的主要設計師，他的《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0年5月翻譯出版后，我不僅認認真真、逐字逐句讀了多遍，還做了大量摘抄和讀書筆記。他雖然承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企業“國有制”是“公有制”歷史的必要階段，但認為只是初級階段。對這種“國有制”，他的批評更加犀利：“作為資本集體所有者的‘職務行使者’的國家，則是在國家實行強制的基礎進行占有的。國家在行使這一職能時，可以起工人階級的革命工具的作用，但也可能成為使工人階級與公有制生產資料發生新式異化的工具。”

這種建立在高度中央集權基礎上的黨政合一領導體制，“開始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化敞開大門，并帶來了一種危險，就是使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官僚的中央集權制，使對國有化生產資料的管理，也即對社會資本的管理，變為某種國家所有制和專家治國論管理者的壟斷權，而使共產黨變為維護這種壟斷權的工具。”

“這樣一些現象也產生了自己的政治后果，它表現為這樣一種壓力，即把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同國家的中央集權制的政治官僚機關的政治專制主義等同起來。而這樣的事態發展勢必要把一些使勞動群眾不僅同對他們的勞動條件和資料以及對社會資本的管理相異化，而且同他們自己的革命國家及其革命先鋒隊共產黨相異化的新形式強加于人。”

所謂公有制的歷史含義，就是克服“勞動”同“社會資本”的異化，也即公有制必須是勞動與社會資本的一體化。但這種一體化在社會主義的國有制形式中表現為國家對資本的壟斷，但結果是“國家所有制對社會資本的權利以及使勞動和工人屈從于這種權利”。因此，他強調：“公有制同時也是工人的‘個體所有制’形式，沒有這種形式，工人和他的勞動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一種新的、非國有的公有制形式：“這種公有制既是全體工人的共同的階級所有制，同時又是任何從事勞動的人的個體所有制的形式……這些人集體地和自治地使共同的生產資料服務于從事聯合勞動的工人的個人創造力和創造才能，以便在聯合勞動中取得更多的共同成就和個人成就。”他還強調，國有制必然產生官僚主義：“這是制度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或者更正確些說：首先是制度問題，其次才是人的問題。”

這便是南共以“社會自治”或“工人自治”公有制形式取代國有制的理論根據。在實踐中，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開來，由廠長或經理掌握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工人委員會監督廠長、經理的工作，使企業不再是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物，企業在計劃、生產、銷售、分配等方面具有獨立的決策權。

如前所述，此時南共不同于斯大林式國有化的“公有制理論”深深影響、啟發了正在探討改革之路的中國思想理論界，《紅旗》雜志1979年第12期發表的經濟學家林子力先生《經濟理論研究的若干方法問題》一文，就是其中水準最高、最具代表性文章之一。附提一下，我認為在近年有關“中國改革史”、“改革思想”的著述中，鮮有提及這篇文章，其重要意義遠未得到充分的認識。

這篇文章緊緊抓住“所有制”問題，認為20多年來中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為什么沒有持續、高速增長，至今仍然處于較低發展水平上；為什么國民經濟不能經常保持平衡、發生兩次嚴重的、持續了較長時間的比例失調；為什么大量投資卻很少顧及效果；為什么許多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供不應求而不受歡迎的產品卻盲目生產；為什么企業效率長期低下？……他一連問了幾十個“為什么”。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全都在于所有制，在于建國以來實行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即高度集中的國有制經濟。文章認為：“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這套體制的種種缺陷逐漸地顯露出來，它與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并且影響波及到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

因此，這篇近兩萬字的長文“傾全力”從事實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兩個方面分析、批評、解構這種“公有制”。作者批評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在考察經濟形態、經濟規律的時候，往往不是從社會生產方式自身出發，而是求助于觀念、政治、暴力等經濟外的因素：“例如，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的產生，不是歸結為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是把無產階級政權的作用作為最根本的、決定的因素；所有制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完全依賴領導權掌握在誰手中為轉移，而不是分析現實的所有制形態去作出判斷；所有制形式從低級向高級的過渡取決于群眾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條件，而不是取決于經濟發展是否達到要求過渡的水平；經濟規律可以是任意擺布的東西，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包括政治的需要而加以利用或者限制，甚至可以把這經濟規律置于人們的‘統治’之下；如此等等。”作者明確提出，不能把“政權性質”作為所有制性質的決定性的、根本性因素，當時確為驚世之論。

之所以會長期認為“政權性質”決定“所有制性質”，根源在于斯大林的“三分法”。因此，作者更進一步，把分析、批評的矛頭明確、直接地指向當時被奉為神圣經典的斯大林的生產關系“三分法”。“三分法”是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重要著作中提出的。在此不妨引述如下：“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里包括：（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生產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丙）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在這段人所共知的論述中，斯大林明確地把所有制規定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并決定著其他兩個方面。從而就使得所有制成為可以脫離生產、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獨立的概念，實際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簡單地等同于生產資料的歸屬。

作者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為自己尋找到了批判的理論工具：“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系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系包括起來。”他認為，生產關系包括生產、流通、分配諸方面，也就是說生產、流通、分配等總和為所有制；生產形式、交換形式、分配形式都是所有制的現實形式。斯大林認為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分法”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將法律上的承認當作現實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以所有權這個法學概念代替生產關系的現實形態，即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概念。他強調生產資料的歸屬或曰所有權，不能說明現實的所有制關系，也就是說，沒有脫離生產、流通、分配等關系的“所有制”。如果僅僅從生產資料的歸屬上劃分，可以劃分為歸屬于個人與歸屬于大家這兩類，前一類是私有，后一類是公有，但同樣是公有制，“如何來區分原始公社、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國營經濟還是將來的勞動者聯合體？同樣是私有制，你又怎樣判定是奴隸占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還是資本所有制？”所以，政治經濟學在說明所有制關系的本質的時候，不能從生產資料的歸屬出發，而必須分析勞動者與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結合方式。作者雖然沒有（當時也不可能）明言，但一個尖銳、深刻的結論已不言而喻：當勞動者不能參與決定生產、交換、分配整個過程時，所謂“公有”“全民所有”（蘇聯、中國的“國有”）其實只是一種虛幻的形式！

至今我還記得，在校圖書館雜志讀完此文，立即興奮地跑到附近郵局，買了這期《紅旗》。這是迄今唯一一次自費購買《紅旗》，保留至今。

三

南共理論和中國改革者的有關研究，從理論上回答了我對“公有制”的困惑，大有“茅塞頓開”之感。從此，再不為“公有”、“全民所有”等名詞所惑，對“國有”更抱警惕。

1981年末，“世界現代史”課程結束，任課老師要求每人寫一篇文章作為課程考試。仔細思考之后，我決定寫篇有關十月革命的文章，用我學到的“新理論”重新分析、審視十月革命，最終寫了篇不長的論文《十月革命的啟示》。

為寫這篇文章，除了查找俄國歷史資料外，更認真閱讀了厚厚四卷《列寧選集》。我驚訝地發現，在十月革命前與十月革命后，即布爾什維克掌權前與掌權后，列寧關于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即勞動者與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結合方式，其觀點竟然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而這套《列寧選集》，在農村插隊、在部隊當兵時，我都認真讀過，還作過摘抄，都從未發現此點。同樣的文本，當閱讀者的知識結構、思想水平發生變化時，“重讀”往往會有新的甚至完全不同的見解和發現。

在十月革命前夕，考茨基堅決反對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在生產力水平與工人文化程度極低的俄國，大多數勞動者不能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必須要由“特殊的”管理階層來從事管理工作；這個階層將壟斷一切權力并使國家蛻變，因此革命是沒有意義的。對此，列寧寫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作答，針鋒相對地反駁考茨基的論點。

列寧寫道：“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絕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填表、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行使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需付給普通‘工人的工資’，并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殘余鏟除干凈。”“在社會主義下，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于不要任何人來管理。”（《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272頁，重點號原文所有。）

但是，隨著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一個比預想要嚴峻得多的現實擺在面前，要鞏固保持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使癱瘓的經濟重新運轉。在一個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僅有的工業因戰爭、饑餓、怠工與無政府主義的破壞而幾乎完全崩潰的國家，列寧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認識到，“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即對產品的生產與分配實行普遍的最嚴格的計算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同上，第495頁）實踐證明，并不是“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行使這些職能”，而是需要有專門從事管理的人，所以“應當把有組織才能的人從實踐中選拔出來，讓他們參加全國范圍的管理工作。”（同上，第495頁，重點號為文所有）可以看出，列寧此時與先前的觀點已有微妙差別?，F代的社會化大生產需要嚴密的組織與科學性，列寧也承認，本質把工人作為機器附屬的泰羅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具有科學性、合理性。“任何大機器工業——即社會主義的物質的、生產的源泉和基礎——都要求無條件地和最嚴格地統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共同工作。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都是很明顯的，一切想實現社會主義的人，始終承認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墒窃鯓硬拍鼙ＷC意志有最嚴格的統一呢？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的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同上，第520－521頁）

在實踐中，列寧又進一步決定企業管理要實行“一長制”。對于實行集體領導的要求，他斷然否決說：“他們要求用集體領導制來代替一長制。同志們，對不起，這是行不通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172頁）

從力論所有的人都能參加生產管理，到認為只能選出少數代表管理，再到強調必須服從一個人的意志。掌權前與掌權后，列寧的觀點發生了截然相反的變化。

在列舉完列寧思想的變化后，我在文章中展開了自己的論點：

事實說明，現實的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全體成員的文化水平決定了不能由全體成員進行管理，只能由少數人進行管理，否則生產就不能正常進行。這樣，社會依然被劃分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當直接生產者的大部分時間從事直接物質生產活動時，他們基本上不能問津社會的管理工作。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實際采取了國家所有制形式。

人們往往把所有權歸結于法律形式，似乎只要法律上規定生產資料公有，它在事實上便是全民所有了。事實上，當支配生產資料的權力，即決定生產什么，怎樣生產，怎樣流通、分配，屬于管理者而不屬于直接生產者的時候，直接生產者并沒有事實上的所有權。法律上的所有制規定并不是現實的形式，它的實現應體現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之中。在國家所有制下，勞動者仍與生產資料分離。勞動產品即物化勞動與勞動者相異化，勞動者不能支配自己的產品；勞動仍只是一種謀生手段。國家幾乎擁有無限的政治的經濟的權力，由它來決定勞動物的分配；而對物的分配就是對人的管理。管理者實際居于支配一切的主動地位，難免產生一種官僚主義傾向。

而且，列寧在奪取政權后非常強調“國家強制”、“行政手段”：“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我們主要的基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實行國家強制”，（《列寧選集》第4卷，第389頁）“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員的身份來處理問題，在這里是絕對必須的。”（同上，第457頁）由此，我又略發議論：“十月革命后的幾十年歷史，并未能解決越來越嚴重的官僚化問題。在各方面都用政治的行政權力統治；農業集體化不是農民的自愿，而是靠暴力手段實現的；工業化不得不靠長期維持工農產品之間極大的剪刀差來積累資本；官員的特權化、官僚化越來越嚴重。”

最后，我寫道：“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反過來，比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才是社會主義。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蘇聯并未創造出超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不錯，蘇聯經濟有迅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靠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而主要地不是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蘇聯重工業發展最快，但卻是以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為代價的發展；不錯，蘇聯糧食產量增長速度稍微超過美國，但從1950年到1971年，蘇聯的土地種植面積平均每年增1.7%，而美國反而減少0.5%。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歷屆蘇聯領導面臨的一個棘手且幾經重大改革而無法解決的課題。實踐證明，任何熾熱的感情與虔誠的信仰在不具情感的物質生產力面前都無濟于事，生產力終將把生產關系拉回到適合自己的水平。當以一種沉郁的歷史目光透過現實的蘇聯社會——十月革命的延續——回顧當年老布爾什維克的真誠奮斗時，不禁令人永遠激動，更加引人深思。”

這篇“宏論”改變歷史進程的十月革命文章總共不到5000字，結尾充滿感情，大概這就是所謂年輕人的“勇氣”與“情懷”吧。如今，我再無這種勇氣與激情了。

這篇文章，得到任課老師的高度評價。她是1950年代初“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在正統“蘇式教育”研究生班培養的研究生，雖然不完全贊同我的觀點，但對這種大膽思考、探索精神，卻大表贊賞。十分懷念母校當時那種寬松寬容的氛圍，至少文、史、哲三個系，老師對學生的種種“奇談怪論”有可能不贊同，卻不壓制，甚至表示贊賞?；蛟S，這就是今天人們所懷想的“八十年代精神”。1988年年末，我將此文一字未改送到權威的《史學理論》編輯部，很快就一字未改在該刊1989年第2期刊出。確實，只有那個時代，才可能刊登這種文章。

四

“國有企業”不是、也不能等同于“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南共理論的千言萬語萬語千言，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證明這短短一句。今天人們懷念“八十年代”，更應該盤點、承繼那個年代精神啟蒙、思想解放的成果。必須承認，實踐證明南共的“勞動者自治”并不成功?，F在看來，南共理論的意義不在于它對未來的具體構想，而在對舊體制的“神圣性”進行了批判、剖析和解構。恕我再次強調：當年國企改革最主要的原因、動力并非如今天人們所說是“效率問題”，其實主要是“公正問題”。實踐和理論使人們認識到，這種以“國企”作為“全民所有制”表現形式并不公正，根本體現不出“全民所有”。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前提與起點，如果不承認或者否定此點，改革必然倒退。

然而，30多年后，改革思想歷程中這重要的一幕似乎已被遺忘。因此，當年被分析、批判、解剖過的斯大林模式的國有制又成為“國進民退”的理論依據，以此來論述“全民所有制”者現在比比皆是。如提出要“理直氣壯”地為“國進民退”辯護，聲稱“在中國講‘國進民退’是要打引號的，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原則上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是與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因此，‘國進’必然就是‘民進’，而不是‘民退’”，并以“我國《憲法》第七條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來為“國進就是民進”辯解，“《憲法》第9條規定，自然資源屬國家所有。氣候資源屬于自然資源，當然應歸全民所有”……這正是林子力先生在1979年末就批評過的那種將法律上的承認當作現實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以所有權這個法學概念代替生產關系的現實形態，即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概念的典型論述。

現在，每當讀到那些堂而皇之仍把“國企”“國有”當作“全民所有制”的論述，心中總會泛起淡淡的悲哀：難道三十多年前的思想歷程真如石投水中，漣漪過后毫不留痕？一代人的艱難思考、探索竟全然無用全都白費？難道中國的思想解放、啟蒙仍要從三十多年前的“原點”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