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管制與經濟增長

薛兆豐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zjphhh03@gmail.com

最近參加幾次分別由學界和政府部門組織的“互聯網法律”研討會，內容是如何將傳統的競爭政策適用于互聯網產業，以在虛擬世界維護健康的市場競爭環境。每次我都把握發言機會，強調競爭政策必須與互聯網的特征相適應。因為重要，所以重復。這里讓我再以文字，向讀者呈現。

互聯網經濟的特征之一，是網絡效應。所謂網絡效應，是指某種商品的消費者的參與，會對這種商品的價值產生影響。傳統的商品，不具備這種特征。不論一人吃雞蛋，還是十人吃雞蛋，對雞蛋的營養價值都不會產生影響。

然而，一個國家流通美鈔，與十個國家流通美鈔，對美鈔這種“一般等價物”的流通價值就有顯著的影響。貨幣之所以有用，就是因為人們相信它有用；一種貨幣越多人接受，它的價值也就越大。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說貨幣是具有“網絡效應”的最古老的商品之一。同理類推，電話、油站、炫耀品、鍵盤布局、電腦操作系統和文件格式等，都是具有“網絡效應”特征的商品——參與使用的人越多，它的價值就越高，對新用戶的吸引力也越大。

進入互聯網時代，網絡效應不僅依然存在，而且產生了新的變化。其一，是“參與者的身份”變得重要。與舊式“網絡效應”只強調參與者的數量不同，互聯網時代所產生的“網絡效應”，更注重參與者是誰，不同特征的人參與——是學生、是商人、是君子、是騙子——會顯著影響網絡平臺的價值。

其二，是“網絡內在的結構關系”變得重要。今天，Facebook、Twitter、Amazon、eBay、淘寶、騰訊和國內各大微博，成敗都取決于能否恰當處理參與者之間的各種關系。例如，從傳統博客到微博的差異，只是平臺提供者重新刻畫和疏導了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參與者如何發言、如何評論、如何互評、如何保護隱私……微妙的處理會徹底改變電子平臺的吸引力和價值。

其三，是“互通互聯”的需求導致了“大”的結局?；ヂ摼W上各種功能需要集成。今天幾乎任何一套軟件，都會提供與其他軟件的接口；而幾乎任何一個網頁，也都提供轉向其他網頁或平臺的鏈接。讀《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旁邊就有一排按鈕，讓讀者迅速地獲得其他社交網絡平臺的服務。從長遠看，這些不同的平臺和功能的互相兼并和融合，是必然的趨勢。這是說，網絡將不同的功能組件整合起來而變大，對用戶會產生增值，而這增值是各個功能組件無法獨自比擬的。

這帶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大的也可以是美的”。我幾年前在本專欄解釋過，企業因“大”而變“美”的原因有多種，包括（1）規模使分工成為可能，而分工又使熟能生巧成為可能；（2）企業進行垂直整合，可以使企業免于上游或下游企業的敲竹杠行為；（3）大企業可減少固定成本投入，從而促進網絡效應；（4）大企業更能維系更長久的售后服務；以及（5）大企業更能利用“長尾效應”而向用戶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除此以外，網絡大平臺還能衍生另一類服務，那就是個性化的數據分析。今天，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每個人的行動軌跡被移動電話詳細記錄了、財務狀況被信用卡詳細記錄了、所見所言被瀏覽歷史和博客張貼詳細記錄了、愛恨恩仇被社交網站詳細記錄了……海量的信息中包含大量具有商業價值的線索，這些線索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利用用戶的個人信息，與保護用戶的個人隱私，兩者可以巧妙地結合起來而不沖突。Gmail的自動廣告模式，提供了一個優良的范例。Gmail后臺自動掃描用戶的郵件內容，根據其中的關鍵字在用戶界面彈出廣告。在這個過程中，Gmail保證沒有人工參與，不會傷害用戶隱私。

網絡平臺朝著“大”的方向積聚，是一種符合消費者利益的內在趨勢。這就意味著政府在以《反壟斷法》為基礎實施競爭政策時，應該充分理解和遵循這些規律，從而盡量避免錯誤政策對互聯網產業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這個問題上，必須重溫美國法官兼學者Frank　Easterbrook的真知灼見。他在其論文“反壟斷的局限（The　Limits　of　Antitrust）”中對比了兩類反壟斷司法錯誤所造成的危害，進而提出反壟斷司法（或一般性的競爭政策）必須以守為攻、保持謹慎的管制理念。

法官Easterbrook認為，反壟斷執法者在“鼓勵正當競爭”和“懲罰不良競爭”的過程中，難免會犯兩類錯誤，一是錯殺好人，即“假陽性錯誤”，二是錯放壞人，即“假陰性錯誤”。這兩類錯誤都應該避免，否則就都會對市場競爭的健康發展產生不良影響。

問題是，這兩類錯誤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是不對稱的。Easter-brook法官指出，反壟斷執法者哪怕錯放了壞人，壞人對經濟所能夠造成的傷害也仍然是有限的，因為市場競爭會迅速地將錯誤糾正過來，讓壞人所攫取的壟斷地位變得曇花一現；相反，如果執法者錯殺了好人，對本來是良性的競爭行為作出了錯誤的處罰，那么這種錯誤的處罰就往往會制度化、條文化、法規化，從而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那么這種錯誤的危害就是深遠的。

就拿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判決“邁爾斯博士醫藥公司案（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and　Sons）”為例。案中一家醫藥公司，因為與藥品零售商達成了“最低零售限價”協議而被起訴。當時法官不能理解這種做法的經濟意義，于是禁止。過了49年，才有經濟學者出來解釋這種銷售安排的經濟意義（見L.　Telser,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1960），而到了2007年美國最高法院才正式推翻它自己在96年前所作出的這一判決。換言之，錯誤的判決影響了近一個世紀的正常商業活動。

又如本世紀之交發生的微軟案為例。美國政府控告微軟在操作系統中捆綁瀏覽器，案件訴訟幾年后無疾而終。但歐洲再興起雷同的官司，微軟被指在操作系統中捆綁媒體播放器，繳納罰金達十億美元，并被迫在歐洲地區同時銷售兩款操作系統，一款包含媒體播放器，另一款不包含媒體播放器，而兩者價錢竟然相同！荒唐之處在于：十億美元量級的大案，結局只是強迫廠商以相同的價格提供較次的產品。試問這對歐洲的市場競爭有何好處？對歐洲的消費者有何好處？而帶有媒體播放器的視窗操作系統，對美洲和亞洲的用戶又有何害處？

前車之鑒?；ヂ摼W產業的競爭，本身就已經足夠激烈?；叵隝BM、微軟、雅虎、谷歌……哪怕曾經如日中天，也照樣不進則退。哪怕存在壟斷行為，只要能夠讓市場競爭來糾正，就不要讓政府輕率出手，因為后者要笨拙得多。對互聯網產業適用反壟斷法或競爭政策，尤其要審慎掂量互聯網特性，尤其要防止錯傷無辜！